有一种声音提醒自己在长大

作者简介

刘立云，1954年12月生于江西省井冈山市。1972年12月参军。1978年考入江西大学哲学系。1985年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历任《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解放军出版社文艺图书编辑部主任。出版诗集《红杜鹃，紫杜鹃》《红色沼泽》《黑罂粟》《沿火焰上升》《向天堂的蝴蝶》《烤蓝》《生命中最美的部分》；长篇纪实小说《瞳人》，长篇纪实文学《1949：净化大上海》《血满弓刀》《莫斯科落日》等十余部。曾获全军新作品特别奖、《诗刊》“2008年度全国优秀诗人”奖、《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等奖项。诗集《烤蓝》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文学编辑是个其乐无穷的职业。我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担任诗歌编辑20年，如今回头一看，我感到我获得的最大乐趣，就是亲眼看到一批又一批的部队青年诗人在这片纯净的土地上悄悄萌蘖并轰轰烈烈生长。那些日子每当我坐在办公室阅读和编辑诗稿的时候，几乎时时刻刻都被他们的崭露头角和茁壮成长感动着和激励着。尽管他们分布在天南海北，对部队的历史和现实有着不同的经历、阅历和理解力，但潜藏在诗里的那股激情却是殊途同归的。这是朴素无华的纸质年代，围绕着诗歌写作，我和他们经常进行现在怀念起来备感亲切的书信往来，很快便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常常有这种情况：我和对方通了几年信，或在电话里有过无数次交谈，却从未谋面。但终于见面的时候，用不着任何人介绍，彼此马上就能从人群中准确地喊出对方的名字。当然，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诗是藏得最深同时也是暴露得最彻底的一种东西。而真心写诗的人，往往又都是那些性情中人，豪情中人，大家面对洁白的纸张连血都敢吐出来，谁还会愚蠢得需要用诗来伪装?

　　我认识赵绪奎进而和他成为朋友，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没有记错，绪奎的诗最早进入我的视野，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寄自广西前线的那首《生在清明》。诗里有这样的句子：“生在清明/总会有一种声音/提醒自己在长大/长大的目光/会将碑文读进天空/文字的雨点/色彩斑斓地落进林海/默哀中你的形象/和碑文一道深刻地走来。”当读到这几句诗时，我有些惊愕，也有些莫名的感伤，心里好像被刀子猝然割了一下。是的，我三年前和简宁、蔡椿芳(后改名为于斯)两位诗弟去过与广西边界相连的云南前线，知道那片反复被弹片犁过的土地到底是什么颜色，也知道那些墓碑和刚錾上去的碑文有多么触目惊心，更知道那些随时有可能牺牲的壮士有着怎样的心态。但我还是被赵绪奎在诗里澎湃开来的那腔视死如归的热血深深地感染了，打动了。我想，写这首诗的人，他如此冷峻而真切地把清明当作自己的生日，又如此清醒而深刻地看见碑文向自己走来，这一种感受，不是那些在前线走马观花的人所能获得的。我还想，写这首诗的人，其内心应该有着南方人的纤细和敏感，同时又应该有南方人的蛮勇;而且他的性格，很可能是孤独和落寞的。他在诗里“提醒自己在长大”，其实是提醒自己已经到了必须承受的年龄。作者写出这些看似单纯但在情感上却非常复杂的诗句，说明他的经历也并不是单纯而是非常复杂的。后来，我向该战区来京改稿的作者打听他的情况，他们告诉我的，果然与我的猜测相符。大概过了四五年，已经从前沿基层部队调到军区机关工作的赵绪奎来北京出差，一见他那副瘦削的身影，那满脸上的沧桑，我马上就想到他多年前站在一大片墓碑前写作那首《生在清明》时的样子。我说，这就对了，赵绪奎写诗，原来是在写他的命运，写他面临生死时而燃烧的一腔热血，而突然迸发的一身正气和豪情。

　　我不想提及绪奎的童年，也不想提及他在当兵、入学和提干后的经历和遭遇，但仅就诗歌写作而言，我要说他是幸运的。他爱诗歌，诗歌也照样爱他和垂青于他。因为他在刚刚敲击诗歌这座圣殿的门环时，正好站在了那条许多人一辈子也没有机会靠近的生死线上。因而他在诗中发出的声音，是生命中最真实、最本质的声音，是用自己的灵魂与我们共同面对的这个庞大的世界对话。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虔诚歌者，他的责任和他的使命感，又恰恰在呼唤他的这种敢于将自己置于死地而后快的热血情怀。所以这首诗的最后落脚点，必定是“当哨声令自己在这里集合/那将是一种完美的回归”。诗歌写到这里，赵绪奎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历程与诗歌创作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使他直接触到了诗歌创作的真谛，即用自己的生命歌唱。这一可以算得上是“完美”的开局，说明赵绪奎的诗歌创作和他的人生历练一样，是早熟的。这是否应该感谢他的那些特殊遭遇?感谢他在易折易逝的青春年华中获得的战争遭遇?

　　绪奎本人对此当心领神会。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到本世纪头两年，仅我在《解放军文艺》上就陆续收到并编发了他寄来的《介绍给你这片热土》、《天上人间》、《安慰炮群》、《把春天带回家》、《我们同处一个地球》、《英雄出世》等组诗，几乎年年有相当分量的新作问世。在这不算短的十年间，虽然他诗歌创作的题材有历史的，有现实的，也有国际的;虽然这些诗有的是在长满剑麻的边防随手拈来的，有的是在地处南方大城市的军区大院苦心打磨的，还有的可能是在出访途中一蹴而就的，但细心的读者在读完它们后，马上就会发现，就像一条河流，它们完全是心照不宣和一脉相承的。这条河流的源头，就是当年他在广西前线澎湃在《生在清明》中的那腔热血。以至这腔热血奔流到今天，天然地形成了一条脉络清晰的热血流程。这就显示出了诗人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创作风骨：无论诗坛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多少流派，也无论别人怎么写，写什么，他都忠实于自己的那腔热血，紧紧跟随时代前进，跟随自己的热血流向前进。他似乎认定讴歌自己的军旅生涯，讴歌英雄和理想，甚至讴歌自己所在的战区的英雄和伟业，是他惟一的选择。而且，他似乎也不顾及自己的创作能得到多大面积的承认，又能在诗坛获得什么地位。这种热血军人的执著和倔强，颇有点“我思故我在”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味道。

　　应该说，这种通过诗歌持久以恒发出的高亢如号角的声音，这种敢于把热血流程一如既往地铭刻在诗歌创作中的主动坚持和担承，是需要勇气和操守的。熟悉诗坛的人都知道，诗歌在这十年间的发展日新月异，色彩纷呈，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它的另一种表现是山头林立，军阀割据，城头变幻大王旗。有不少的青年人自诩先锋，以写最怪的诗、最难懂的诗和最边缘化的诗为荣;在形式上更是生吞活剥，随心所欲，纷纷自立门派。我认为诗人在求新求变中时常试验自己的创作潜能，不断拓展自己的空间，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我本人就不排斥任何形式的创造，甚至对当下多元化的创作倾向持非常乐观和欢迎的态度。我不仅读一切可以找到的作品，而且会认真拆解它们，研究它们。但我认定一个原则：诗既然与歌连在一起，就应该是一种美好的引人向善和向上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光芒，给世界以光芒;诗歌又确实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但说诗歌仅仅到语言为止，那我也不敢完全赞同。也就是说，诗人必须要有自己的理想和品格，自己的坚持和担承。我们容忍有病呻吟，然而如果你无病也呻吟，这本身就可能是一种病态了。难道你自己感冒了，还要让大家发烧?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绪奎在诗歌创作上坚守着自己的热血流程，对社会是健康有益的，尤其体现了一个部队诗人的良知。何况，真正的诗歌，是不能仅仅以形式去评判其优劣的，主要应看它是否运用了最恰当的形式、最精确的语言，深刻揭示人和社会的本质。如果你朝这方面努力了，奋进了，那么起码你的方向是对的，你作为诗人的品格是不容置疑的。剩下的，就只是能力问题了。

　　充分肯定赵绪奎诗歌创作的主流和方向，并不等于说他的创作已完美无缺。例如，他在写作每首诗之前对其母题的审视，往往有些草率，或者说有些匆忙，没有做到反复掂量，找出它的最大值。而对母题没有独特的发现，没有找准其中的核(核爆炸的核)，即使你最终完成了书写，也不可能生成应有的重量。因为这样做，不可能让一个事件通过诗人的创作产生精神裂变。换句话说，你如果什么题材、什么事件都能成为创作的母题，其结果只能是离题材和事件越来越近，离诗越来越远。再就是在结构上还应该独具慧眼。诗的结构说到底，就是从什么道路走到诗的终点，因而能否独辟蹊径对一首诗的创作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关系到它的成败。有经验的人走到这一步时，往往都会三思而行，例如一时没找到最佳的路径，宁愿不下笔。甚至连起句不满意也要推到重来，并且始终要为找到最有张力的句子和最满意的语感而努力。绪奎在这方面的表现好像从容有余而严谨不足，这自然有碍于向更高层次挺进。这样说吧，我认为绪奎小弟今后的创作，应该力求写得精粹一些，独具匠心一些，意味深长一些。因为他毕竟有十多年的创作经历和积累，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他寄予更高的期望。

　　就此打住。是为序。

　　2005年10月7日 北京南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