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情怀总是诗

　　《深爱张家界》：厚厚的，沉甸甸的两大本诗集。

 

 

 

 

　　中国文人，历来崇尚“立德、立功、立言”，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崇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崇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崇尚“进而为仕退而为文”，等等。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它们代复一代浸透到人们之血液、骨髓和灵魂去了的。唐时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宋时陆游的“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皆可视作众多此类心声的代言。
　　2016年元月20日，诗人欧阳斌从省城赴张家界履职，担任分管旅游、招商等工作的副市长。那年，他刚好50岁。他是诗人，又是旅游策划领域颇多建树的专家型官员，恰恰，张家界是国内外著名的旅游城市和旅游胜地，这么一个好的平台和“用武之地”推到面前，无疑为他提供了足够的工作激情和想象空间。“我有的只是源于一纸任命的责任和信任/有的只是对于一方土地近乎狂热的爱/当然也还包括一个男人自身的雄心和信心”。“从那天开始/张家界于我，就不再是一个名字，一个传说/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成了我的张家界/……我喜欢叫她国际张，是昵称”。诗人在诗集自序中写道：“八年来，我谨记我的工作誓言，每天都在以赶考的心态，对照组织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对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谋划我的工作，生怕稍有闪失而有所辜负。八年来，我也谨记我的诗歌誓言。我深爱着这座城市，深爱着这座城市的人民，每天工作之余，除了必须的应酬之外，我把业余时间大多用到了看书、写作上。我不停地写、不停地写，写完了，常常是一秒也不耽误，就迅速在自己的微信上发出来。是幸福、自豪与快乐，我就分享幸福、自豪与快乐；是失望、忧郁与纠结，我就分享失望、忧郁与纠结。”“写，是基于我对这座城市的深爱，是基于我对这个城市承诺，是职责，也是奉献。”“我企望用诗歌真实地记录我对工作的感悟，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工作是不可以入诗的。”
　　三部诗集中，其中第二部全是以手机微信“诗日记”的方式，记录、写真他的本职工作。印象中，按部就班、繁杂琐碎的行政事务，比如开会、调研、督查、扶贫、接访、外出考察学习、接待陪同之类是很难入诗的。要么是缺少诗意而乏善可陈，要么是假大空为背景的高大上而招人诟病——曾经有过政治抒情诗虚拟的浪漫主义以及凝固成型的语言体系、表述模式，其套话和陈词滥调之令人头疼的情形，人们尚记忆犹新；欧阳诗人却乐此不疲地将职责在身的政务工作一一成诗，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不矫情、不做作、不拿腔拿调，凭着一腔率真、坦荡、真性情，奔涌不已汩汩流淌的诗意、诗性和诗的况味。读这种诗，自然而然读到浓浓的诗人气质和赤子情怀。
　　他写旅游促销：“别以为我两手空空/我心里装着三千奇峰/别以为我文文静静/我血液里流着八百秀水/别以为我顶着一个副市长的头衔不敢叫卖/为了张家界，为了我那平时默不作声的山与水/我早就豁出去了，我愿扯着嗓子大声叫喊/让世界都听见”。他写自己在水绕四门向客人推介张家界：“我一会儿给他们讲历史，一会儿给他们讲传说/我喜欢看他们陶醉的样子/听他们由衷地赞叹/在水绕四门，我像一个土豪/慷慨地向他们分送着传奇/我像一个老农/似乎这些山峰都是我种出来的，充满了骄傲/某一时刻，我甚至会飘飘然而生王的感觉/想下十万道圣旨——”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多么率真可爱的诗人、副市长，多么率真可爱的诗的发声啊。在这里，诗人气质和赤子情怀，显然给他的政府官员身份加分了。
　　他写招商引资：“到张家界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将自己定位为张家界的推销员/这满城山水，一草一木我都爱/都想卖个好价钱”。他说他知道这座叫深圳的城市霸气十足，知道这个曾经的小渔村现在富了，富得大马路上都有油水在流动，“但我依然底气十足/我从张家界来，从贺龙元帅的故乡来/那三千奇峰和八百秀水是我的依托/那浓得化不开的民族情缘是我的底蕴/那一双双期盼的目光是我的动力/是的，你有资本我有资源/你的资本不投出，终是废纸一堆，终是一个概念/而我的资源，栉风沐雨，都三亿八千万年了/三亿八千万年，每一天，都在升值/每一天，都在发行新股”。既朴实，又时尚，既写真，又写意，不啻“直播带货”的诗化抖音呢。
　　在情怀和使命感的驱使下，经他鼎力促成的“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迄今已举办了六届。他的一首诗写的《请柬》浩浩大气，往张家界奇山异水铺开的偌大纸笺上，倾泼张家界人奔涌胸中的豪迈之情：“我有奇峰三千，象三千根青翠的竹笋／已育了三亿八千万年”，“我有秀水八百，象八百坛醇香的好酒／已酿了三亿八千万年”，“我有三下锅，灶火正旺/旺每日每年的期盼”，“我有桑植白茶，煮风煮雨，煮一壶滚热的激情”，“我摆的是山水与文化的盛宴，开的是流水席／白天不散，晚上不断”，“请柬就此送达，我们约定:联络暗号——因为风光因为爱”，“联络地点——两县两区9500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将请柬写成诗本来就不多见，何况写得如此摇曳生姿，荡气回肠。所以，当诗人欧阳斌创作的《请柬》寄达应邀与会的诗人嘉宾和获奖作者手中，并在颁奖晚会的舞台和剧场回响的时刻，天南地北的客人也好，家在张家界的东道主也好，都在一份浓浓的诗情画意中收获默契和共情，无形中为主办方张家界的文化品位加分了。
　　2017年11月10日，他之“感悟·诗日记”以《推介——民宿武陵源》为题，对“五号山谷”“回家的孩子”“梓山漫居”“水木潇湘”“镜立方”等几家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民宿激赏有加。比如他笔下的“镜立方”：“发呆，真的是一种极致的享受/人在发呆中，一立方的山水、一立方的空气/一立方的身心自由，一立方的与世无争，足矣”。比如他笔下的“回家的孩子”：“如果你感到那房子的门楣就像老家的门槛/如果你跨过大门，就感觉到有一种声音在把你呼唤/如果你感到那灶房、那桌椅、那马灯都似乎相识/如果你觉得墙上挂着的那一对老人肖像/像极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如果你突然感觉到时光倒流/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孩子/我要说，恭喜，你选择对了/此处就叫‘回家的孩子’”。诗人总是善感，总是感情的汁液饱满。便揣想十有八九是因了“回家的孩子”几个字，唤起了作者的纷纷忆念和袅袅乡愁，自然而然将这样一种极亲切极温馨极美好的情感，赋予这家民宿以诗意的诠释。我之长篇报告文学《石头开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一章“新民宿时代”，引子即以“副市长诗推武陵源民宿”为题。限于篇幅，书中仅援引了其中一首《五号山谷》：“本是几栋民房，藏在大山深处/那年，那个从民房中走出的男人/披一头长发，带着一个会讲洋话的媳妇从北京闯荡归来/他说，他不想走了/她说，你不想走了，我也没有走的理由//于是，留下来，静思/自己做自己的设计师/自已做自己的圆梦者/将几栋旧房改造成一个山庄/将沧桑与破败，变成可以触摸的时光/将寂寞与单调，变成令人羡慕的奢侈/供人怀旧，供人发呆/供人在怀旧和发呆中与自然/进行亲密的接触//现在，这个叫陈玉林的男人/常常满怀喜悦地站在自己的领地：五号山谷/听别人喊他谷主”。鲜活的诗句折射鲜活的生活，为武陵源的新民宿时代发声，并留下可资珍藏的历史镜像。设想一下，这些民宿的主人若是将欧阳的诗放到自家营销的网页上，刻石勒碑竖于自家民宿的显目处，不就是最好的文化包装和形象推广词吗？
　　他写去乡村看一栋改建后的民宿：外表古朴、简洁，内里奢华、舒适，便一同夸这房子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展现了历史与沧桑，堆积了乡愁与怀念，如何价格高标仍将订者如云。这当儿，不远处有一栋真正的老房子，以真实的破烂进入到他的视线。“一个扶着拐杖的老妪坐在门槛上/她背后的烂房子才是未施粉黛的/真正意义的民宿/我们在看民宿，她在看我们/我的目光在与她对视的一刹那，心猛地一惊——/她佝偻的身体才是真正的乡愁”。“我的目光只与老人对视瞬间就收回/又继续与众人谈民宿/直至上车、离开/谁也不知道，在刚才的谈笑风生中/我有过几秒钟的言不由衷”。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本色官员、本色诗人，不期然遭遇现实社会抖露出来的反差，先是“心猛地一惊”，再是“目光只与老人对视瞬间就收回”，再是“有过几秒钟的言不由衷”，几个蒙太奇画面和镜头所呈现的某种不安、无奈和刺痛感，恰是作者遭遇真正乡愁而难以弃怀的真实写照。
　　他写扶贫：“最怕看到扶贫对象那贫困而又祈求的眼神/也最怕看到扶贫对象因感激/而连声道谢、感恩”，“作为政府的一员/老百姓的每一份贫困我都有责/作为人民的一员/老百姓表达的每一份感恩我都无权领受”，“我在扶贫的同时/也在不断扶正自己的内心”。
　　他写接待群众来访：在认真听取来访者的诉求，形成让对方满意的处理结果后，“我安排好同事招呼她就走了/我知道，如果还不离开/面对这个泪流满面的老人我可能也会泪流满面”。寥寥数语，既是其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也从诗句中触到人性最柔软的部分，不期然想起板桥老人体恤民间疾苦的萧萧竹声。
　　他写外出考察：在河南兰考，倾情讴歌焦裕禄“使命高于天，责任重如山；舍生取大义，万民共景仰”；讴歌以焦裕禄命名的“焦桐”，“桐以姓而名，名因公而传；制成好乐器，绷紧琴上弦。无欲品自高，勤政声能远”。
　　可见欧阳的诗，与他的行踪、他的工作和生活基本上处于同频共振状态。阅读中发现，某时某地常常出现多首诗作成稿的情形，而且读得出一种脱口而出的急就章状态。应了他之自序中所说：“我是在工作之余才进行诗歌创作。朋友们常常看到我有时晚上一二点了还在发诗歌，有时清晨六七点又在发诗歌了，这都是我为自己的诗歌创作争时间、挤时间、抢时间的例证。说实话，我的有些诗歌还是写于车上，写于餐桌，甚至写于调研现场的。”换言之，他的诗作不仅与苦吟无关，与“为赋新诗强说愁”无关；而且就像自来水龙头，一有机会打开龙头，就有诗句随着灵感汩汩流出，洋溢着至为难得的“井喷”现象。
　　这种源头活水般的丰沛状态，无疑受惠于他的赤子情怀和阳光人格。
　　毋庸讳言，在官场呆得久了，有的人自觉不自觉地石化了、僵化了、异化了，习惯了心口不一、表里不一、知行不一。张建永先生曾感叹“能够在日理万机之时，不被文件和事务‘石化’成失去情怀和想象力的人真不多”，“一些文牍主义者基本上是照章办事，寻着安全老道之路，避重就轻，文过饰非，全身避害，至于‘情怀’两个字，在他们眼里分文不值。……有‘情怀’者，能从大处着眼，能从宽处着手，能从人类终极目标设问和决断。如果‘情怀’被狗吃了，那干点什么龌龊之事都是顺手拈来不费力。”而欧阳斌作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官员”，“他时时在用‘情怀’做事，用‘想象力’开局，不做那些把自己严密包裹起来，看上去‘正确’到无可挑剔的‘阉宦人格’式的官员”。建永先生在由衷称道欧阳斌的同时坦陈心曲：“为国家民族振兴，敢于大胆张扬情怀的，真诚热忱为人民服务的‘阳光人格’，这正是我们的稀缺品质。国家应该鼓励，党应该提倡，人民应该力挺！”
　　读欧阳的诗，感觉得到他是透明的，内心是透明的，人格是透明的。他之写诗与工作是互动的，他之写诗与做人是一体的。不做作，不矫情，不虚与委蛇，不心口不一，这是最令我膺服的地方。他在序言中坦言：“在诗歌创作中，我总会毫不含糊地表达我的立场、观点、态度，总想尽可能让人能读懂，而不是读了之后，仍不知所云。我愿意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我，而不是一个‘戴着面具’，含糊不清的我。”凭着非“权谋”所能抗衡的赤子情怀，他将本职工作做得风生水起，诗歌写作亦呈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当下有一个新名词，叫“在场主义写作”。
　　所谓“在场”就是去蔽，就是敞亮，就是本真，就是对生活现场的还原，以此倡导作品的现场感和生活质感，在忙碌生活的经历和体味中发现生活的诗意。并坚守灵魂在场、价值观念在场、人性与良知在场。
　　欧阳诗人在自序中说：“我与张家界的相遇是我生命中的大缘。这几年，与其说是我在不断创作关于张家界的诗歌，不如说是张家界在不断地赐我以佳句。我要真诚地感恩组织上把我安排到了张家界工作，没有这种工作安排，我对张家界的许多创作就无从谈起。”应该说，诗人的这番由衷之言，是他之在场主义写作的有力佐证和呼应。前些年，有打工诗人将诗歌聚焦工厂流水线；近年间，有诗人赴乡间扶贫，出过扶贫题材的诗集。但我至今还没发现当今诗人中有谁像欧阳这样，将诗的题材与纷繁复杂的地方政府日常工作结合得如此水乳交融、山呼水应。“我企望用诗歌真实地记录我对工作的感悟，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工作是不可以入诗的。”简直可以视作他之在场主义诗歌写作的宣言。在场主义写作作为这部诗集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甚或可以视为对中国诗歌写作的贡献。

 

 

　　除了倾情讴歌张家界的山水和人文，除了抒写充满激情的本职工作，赤子情怀的诗人将笔触伸向爱情、亲情、乡情、友情等众多领域。诗人九岁那年，他母亲就去世了。母亲的名字里有一个“桃”，诗人遂自称是桃的孩子，几年时间居然写了200多首关于桃花的诗。他说，张家界与家中夫人的住地长沙刚好一首诗的距离，遂以“两地书”的方式，几年时间陆续写下几百首情诗。
　　夜深人静里，思念无尽时。如同诗人海子的德令哈之夜：“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诗人欧阳斌亦感同身受：“有时候/万人簇拥，不如一人在侧/众声喧哗，不如一人唠叨/思考全人类，不如/刻骨铭心的/想一个人”……白天的劳碌奔波乃事业使然，夜晚则为两人世界预留了卿卿我我。“年过半百的分离/是皱纹对皱纹的难舍/是白发对白发的思念/是关怀对关怀的传递/是心对心的牵挂”，“你打一个喷嚏，我都会流鼻涕/我有半点不愉快，你都可能淌眼泪”。两地分居八年来，两口子每天都要找时间视频一番。“不用写信，省却了时间上的距离/不用打电话，省却了空间上的距离/每晚，我们都会打开视频/见你，这是我每晚必做的事情/见你，这是我每晚必有的安慰”。诗人在《两地书·闻香》里写道：“你用手机对准你那边的一树桂花/问，闻到香味了没/我说，闻到了//我用手机对准我这边的一树桂花/问，闻到香味了没/你说，闻到了”，“两双手握到一起后/我们又几乎同时想起并叫了起来——/哦，今天是情人节/与此同时，我看见你的脸上/露出了三十年前的羞涩”。笔者曾经甚是心仪诗人木心《从前慢》里的句子：“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慢节奏的爱情经诗歌这么一强调，给人的感觉好美，好绵长。读了欧阳诗人的两地书，不再执着于一端了，新科技也不赖啊，相隔千里万里，手机一视频，即如零距离，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音信渺渺的望断天涯之苦，玩的不同样是“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吗？
　　用欧阳诗人的话说，在张家界工作这些年，工作饱和而又充满挑战，始终激情满怀而又愉快。一忙，常常忘记了自己的生日和夫人的生日。他在《生日》一诗里写道，家中夫人并不介意，说：“一个男人可以忘记一个女人的生日/但只要惦记着一个女人的一生/这就够了”。他在《诺言》中写道，元旦总算陪夫人出了一趟远门，将结婚那年许下的诺言给兑现了。“路上，我说，对不起/一个诺言居然晚了近30年才实现/你说，没关系/一个让一个男人记了30年并最终实现的诺言/已经不仅仅是诺言”。嗟乎，一份成功的事业，一份不老的爱情，加上一份私订终身的诗歌，人生在世，夫复何求！
　　诗人欧阳斌幼年丧母，信奉棍棒底下出贤人的父亲含辛茹苦将他养大。诗人写父亲的诗不太多，其中两首却留给我很深印象。一是叮嘱他晚上看书，要拉好窗帘，窗外有许多飞蛾，不把窗帘拉上，“它们会直接往窗上撞/受伤，甚至献出生命”；一是不让他看《三国》，“一个小孩子家不要学争斗/只要心地善良，守好本分就行”。诗集中有不少写童年记忆、故乡人事的篇什，其中一首，写他四五岁时候，露着小肚皮躺在田埂小路上，两头斗殴的大水牯在逃窜和追赶的狂奔过程中，骇得附近的大人们惊呼不已，猜测十有八九必踩碎无疑，结果却却丝毫没有伤着他哪里。“若干年后，我写诗/有人说从我的诗中常常能读到慈悲的气息/我说，我的慈悲之师非佛非道/是五岁的时候从我身上跳过去的那两位”（《慈悲——两头牛》）。另一首记录小村风习的《抢水》，折射出睦邻友好的纷纷情趣，同样留给我很深的印象：“盛夏，挑一担沁凉沁凉的井水/从街头走到街尾，人人都可‘拦路抢劫’/你一杯、我一杯/常常，街还没有走完，水没了/没了也不怨，返回，又挑”。多么弥足珍贵的淳风美俗、土热人亲啊。
　　桑梓情深，山河故人。一回，欧阳诗人作乡村振兴课题调研，听村支书介绍村上种的油茶树，如何施肥如何保护如何挂果，说油茶说得空气中都有了油茶味，就兴匆匆提议去看基地。“他们不知道我的家乡也有漫山遍野的油茶树/去看基地，对我来说/半是督促他们，半是满足自己/满足自己突然引发的/对于故乡的怀念和对于儿时的记忆”（《支书们》）。这便是真性情。让我倏忽想起一位台湾作家的小说标题：《这不可告人的乡愁》啊！

 

 

　　毫不怀疑这些诗作，皆是诗人在心情十分放松前提下的无拘无束之作。
　　无数事实证明，越是放松心情，越是无拘无束进入自由写作状态，越有可能跳出来好的诗思，好的诗句。
　　“诗，想写就写/不要管论诗者的说长道短/写，就是释放；写，就是奉献/美，是我的孩子；丑，是我的孩子/好，是我所爱；不好，也是我所爱”。这些手机写作的微信体诗歌，有日记体、感悟体、工作记录体、速记体等，大多篇幅精短而不拘一格。这些我手写我心的“性情写作”，以内容的真实性和真情实感打动读者；风格朴直而不弯弯绕绕故弄玄虚，开篇即进入主题；想象力丰沛而天马行空，诗思丰茂而灵动。诗人是有自己的诗歌见解和主张的，是有致力创新诗歌范式之纷纷期许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如是，“欧氏风格”便这样含笑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当然，不能说收入三部集子的都是优秀之作。是优秀之作的，也不等于没有瑕疵。正因为其中不少诗作是案头马上的急就章，也就难免存在失之粗糙等这样那样的不足。以一首写景区猴子抢包的小诗为例：突然，一猴冲向一女子，将其手中之包抢了过去。女子未追，大喊：我包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几包餐巾纸。“猴似乎听懂了喊声，将包狠狠地往地上一丢/似乎在说：真小气，就几包餐巾纸，又不早说/害我白跟了好久/咱吃过了两手一抹就完事/不稀罕你们那假斯文的玩意”。试着将引号内的句子缩减为“猴似乎听懂了喊声，将包狠狠地往地上一丢/似乎在说：害我白跟了好久”，似更为简练、干净、饶有余味。一气呵成固然好，必要的推敲、打磨亦不可或缺，否则何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之说呢？
　　好在诗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这些年，我自吟自唱，自斟自饮，自得其乐/我把这些从心里淌出的文字统称为感悟·日记/每一篇都把它当作诗来写，当作酒来酿/但我还不敢称其为诗，也不敢称其为酒/这些文字，我想再酿造一些时间/再酿造一些时间，也许，它就真的成了酒、成了诗/既能醉我，也能醉人”。我在阅读过程中动过念头：作者若从篇目上再做一些精选就更好了。但转念一想，这仅仅代表诗人在张家界八年间的阶段性写作和阶段性成果，这个时期是这种风格、风貌，下一个时期兴许是另外一种风格、风貌了，诗人不同时期的写作逐渐形成不同时期的文化层，自有其特定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史意义呢。
　　欧阳诗人说，写作是我们生命的表达，是本能。生命都需要通过表达证明存在，存在了才能生出意义，生出价值，所以青蛙要叫、栀子要香。其次，写作让我们观察、阅读和思考，这不仅让人深刻，还让人成长——持续成长的人，是不会老的。再其次，写作能让我们对抗孤独，可以带来持久而深沉的愉悦。更何况纸做的诗集，还可以代替石刻的碑。哪一天，被遗忘了淘汰了，我们不再只有一个名字刻在石头上留给子孙后代辨认，在诗集里，我们是怎么生活和工作的、怎么追求的、怎么失眠的、怎么厌恶的、怎么面对千夫所指的、怎么问自己何苦何必想放弃而又没有放弃反倒变本加利地去爱的……这，何尝不是一种不朽。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聚焦的是“得失”。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聚焦的是“甘苦”。
　　“文章千古事，为官一时荣”，强调的是文章重于仕途。
　　倒是没必要把文章之事与为官之事对立起来。以白居易和苏东坡为例，两人皆是我国历史上知名度极高的大诗人。除了写得一手好诗词，他们在从政期间亦做了不少功德事情。至今尚存于西湖的白堤和苏堤，便是做过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和做过杭州知州的苏东坡任期内的德政工程、口碑工程。再比如范仲淹、王安石，既能写一手好诗文，又留下好的政声，如此等等。但是，大量为官者确实只是荣耀一时，或快或慢地湮没于岁月的尘土之下。而其中留下锦绣文章者，他们的名字却能通过包括方志在内的图书以及其他传播手段，为一代代后来者铭记而不朽。不要说大咖们屈原、司马迁、韩柳欧苏者流，单以张家界境内的历代地方官为例，清代永定知县王日修、罗光典，清代慈利知县（知事）褚延泰、魏湘、南济汉、张超载等，多是通过他们的诗文，得以在方志里留下姓名的。话题回到欧阳诗人身上：他左手行政，留下了不错的口碑；右手诗歌，弘扬了在场主义写作，不啻立德立功立言的成功践行者。
　　《深爱张家界》诗歌集（上下二卷）的出版，是阶段性总结，更是新的出发。我想，诗人欧阳斌有了这样一番密雷豪雨般的井喷式写作,有了这样一番诗艺的历练与增进，当时间和心境渐渐变得从容，只要赤子情怀仍在、诗心仍在、浓如酒的意气仍在，读者便有足够的理由对他的诗歌创作前景给予足够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