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竹：论乐冰的长诗《祖宗海》

　　乐冰原籍长江流域的安徽，定居海南岛已有20余年，近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描写南海的长诗《祖宗海》。祖籍与定居地相隔数千里，可见这里的“我”和“祖宗”大有缘由，一直探究到家国情怀的根底，在审美的坐标系中，“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延伸、转换和融合，一部类似于“史诗”的大诗从而自然生成，光耀诗坛。

　　“南海，我的祖宗海”，只有诗人才会有这种说法。这里，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非我。当“我”与“祖宗海”的诗性一经熔铸，诗歌的框架就搭起来了。诗人这种“史”“诗”结合的成功范例来自于作品在史实的基础上展开对“历史”的二度挑战，一首好的历史题材的“诗”必须比“史”更多，更被严肃地对待，毕竟写诗不同于作史。难点正在此。乐冰为此大动脑筋，十八般“武艺”皆用上，以“诗”化“史”终归“史”“诗”合一。

　　诗人到底有哪些“化”法呢？“光着脚走在上面，脚底发烫∕一些瓷器的碎片掺杂其间∕很容易将我的脚底划破∕我小心地把它捧在手里∕仿佛捧着前朝某个人的灵魂”……作品全部采取第一人称的视角，将诗人主体加入进来，取径小，出口大，与所写对象和广阔的宇宙融为一体，抒情的品质也就保证了诗性的品质，也防止了非诗的蔓延与侵入，更重要的是与史家笔法区别开来。但是，诗人的重点是形成一种综合元素的诗性符号，这样一来，“祖宗海”更是“祖宗海”，或说“祖宗海”创造出了另一个“祖宗海”，即：诗歌的“祖宗海”。诗人由此完成了重大题材的分解、化合、重组与建构，举重若轻，张驰有度，再一次证实了自己具有扛起重大题材的能力。诗人多次亲历考察，查阅了大量资料，对于整个的“祖宗海”了然于胸，但是，诗歌文本不是新闻报道。作者深谙此道，艰难地求索着，在诗性与史实之间走钢丝。作品写了康泰、张人骏、苏东坡、郑和、费信、马欢、梁道明、单柱石、王阳明、郭谦、海上丝路、海瓷、《更路簿》等有关“祖宗海”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诗人不放弃对于史诗性质的坚守，继承了中华文明“以诗证史”的传统。其实，乐冰的“史”与“诗”已经整合、融合一体，不知何者为“史”，何者为“诗”，“诗”“史”合一。例如，诗人对于所写对象不满足于现象罗列，类似教科书的写法，而是有所抉择，裁减得当，叙述与议论、纪实与虚构、写实与抒情结合，可谓每一个单列一小节都是一首完整的诗。

　　作品以“诗”化“史”，值得称道的“诗道”多多，这得力于诗人对于诗歌表现的智性调配能力，诗人尽量调动所有的诗歌表现资源，取得了某些成功的经验。让笔者注意的还有，例如历史学家寻求历史规律，如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诗人则从历史的库存里采撷诗性火花、感悟串珠，从而让历史不仅可观且可爱。“岁月可以腐蚀一些标记∕却无法将它的痣抹掉”，哲理归哲理，却多了一份燃烧的感触度。注意细节和场景的刻画：“郑和的一只酒瓶还遗留在岛上∕路过的渔民拾起它∕岁月没有遮蔽明朝的酒香∕船上的兄弟，下来喝一杯吧”，让抽象的历史风生水起般复活，仿佛浮现于我们的眼前，可感可触。打破固有的时空顺序，扩大诗性表达的容积量。自我的插入，适当的议论和抒情，有意错位，等等，其本身即打造出一个诗人自身的时空。“南华礁啊，你早已标注在一张中国地图上∕仿佛一个士兵∕站在祖国的屋檐下”，这里是多修辞、多手法的综合运用，时空已经重新组合。

　　“祖宗海”本是地理之位，但是，经过诗人的观照与表现，却成为诗歌方位的投影。且听诗人的一番自白：“《祖宗海》应该说是一部爱国主义长诗。爱国，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情怀，作为诗人，应当最先觉醒，用手中的笔，鼓舞身边的每一个人热爱自己的国家。诗人首先是真善美的代表，是时代的先锋，是社会的良知，诗歌更应给人精神的愉悦和享受，诗人理应担当起先进文化传播的重任。诗人要有血性，诗人的血一定是发烫的，要对得起头上的桂冠、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子孙后代，这也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和使命！诗人是醒着的人，即使偶尔打盹，也是为了更清醒地活着。”这些诗歌理念决定着诗人的创作取向和方位。由此我想到，新世纪中国诗歌的多元化和争论不断有些让人无所适从的感觉，现代还在现代，传统已经变味，尤其是殖民现象颇多令人不安。同时，“纯诗”的浪潮仍在抢滩。在这种背景下，乐冰提出“功夫在诗人”，别有一番深刻的寓意。一个真正的诗人不可能脱离于他的历史和时代，我将其称为诗歌的“硬环境”。除此，任何诗歌表现都是不及美学根本的。乐冰正是通过自己的《祖宗海》，校正诗歌的方位，既是美学的，也是历史的，更是功能的纠偏，对于诗歌写作的“写什么”与“怎样写”、诗歌接受的小众与大众、诗歌属性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主流、诗歌功能的社会性与艺术性等这些老话题无不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启示，从而预示着《祖宗海》将会成为诗坛内外的新话题。

 

　　作者简介：

　　方文竹，著名诗人、作家，哲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某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