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禅说画》（四）

《狂想·荷塘》之一 　贺文键　四尺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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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是个很全面的画家。那个时期，只有他出来，中国才谈得上有了美术界。
他当时很重视媒介对自己的曝光率。我曾看过一个小资料，说他叫来自己的秘书，拿出北平最近的报纸，假如报纸在一定的时期内，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与报道，他就会立即行动起来，倒腾点事儿，让媒体（主要是指报纸）关注关注，报道报道。当然这是发生在解放之前。
张大千更是重视媒介的作用。他制造了几个新闻点，一个是“土匪事件”，另一个是“和尚从俗事件”，三是“石涛假画事件”，四是”敦煌毁画事件”等等。估计后者不是他主动弄的，但他的公关能力之强，有目皆知。
在当时，制版技术、摄影技术、电影还有广播技术飞速发展，许多新媒体公司出现之后，书画家们竞相模拟，期望一炮而红，名满天下。
徐悲鸿与张大千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实力。徐悲鸿西画的基本功之扎实丰厚，非一般画家所能比。其国画功底也是雄视天下，最突出的是他渊博的学识与学养淬就的创造能力，所以才产生了那么多的煌煌大作，如“醒狮”系列，“奔马”系列，大画“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等等，可以说他的作品影响着当时中国人的思想面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张大千就很不如了，他总是佳人靓女，千山万壑，色彩迷离，身上总是围绕着一团炫目的金光。其作品形式华丽俊美，变化和内容相对比较单调。然而，毕竟他经历丰富，见多识广，晚年为之一大变，画出了泼彩大写意！其内涵也具有了时代的强音 。他的心意更加苍郁高远，笼罩一切，深通古今之变，真正成为了一代美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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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家有个名字叫林风眠，他生于1900年，死于1991年。
我觉得非常幸运，一生中有一段时光，我的生命曾经在历史上可以与他相重叠，虽然并没谋面。
他是一位生活十分困苦，深居简出的老头。想到他，我就会很心安。我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意义，活着才不至于那么绝望。至少，有一团光在前方吸引着我。这可能就是艺术的力量和意义。
晚年他定居香港。有一段时间我完全迷上了他的作品。我经常翻看他的画册，爱不释手。我在网上疯狂地搜寻关于他的网页和故事。有时候我会长时间呆若木鸡。
我对中国的那一段时间，还是有一点了解的。一个没有正经工作的人，没有任何收入的人，在那么个时间活在大陆，生活该会有多么艰难。他画得再好，也注定卖不出一张画，又出不了国。但他还是不断地画，因为，只有画画，他才会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
然而，他经常没有颜料和纸张。可是他的心灵之美好，让我自惭形秽，羞愧莫名。
 
我的小时候，也没有纸张和颜料。毛笔还是能弄到的，不过都是别人弃用的秃笔。那时，我假如能找到一张白纸，会兴奋很久。于是，我会计划在这张白纸上画什么，日夜难眠。我觉得，如果能与林风眠老头一见的话，我们一定会一见如故。
我现在还有收藏宣纸和颜料的习惯。宣纸久了，画画极好。但颜料久了会僵硬，最后无法使用。所以，我很少丢弃画具，用过毛笔基本不愿意丢弃。我觉得那些毛老笔曾经陪伴过我，会有心思和灵性。反正也不占地方，一个笔筒而已么。
我使用过的毛笔很少很少，一旦使用，它就终身为我使用，即使用秃了，废了，我也会保留下来。说不定画哪张画，就需要一支破笔呢。我笔筒里的毛笔，二十多年的老毛笔比比皆是。我感觉它们都成了精了！
读书读到怀素和尚笔冢成山，我想那得多少毛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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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文化精神是什么？
不是花团锦簇，不是蒸蒸日上，更不是慷慨高歌。那是什么？是广大农村的荒芜萧索，是城市的喧噪纷杂，是人心的无情冷漠，是弱者的眼泪，是善与恶的对峙。
在这个世界上，艺术家假如不站在善良与弱小者的一边，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将无法平衡，罪恶就会更加凶狠和毫无节制，强者也会毫无信义与羞耻之心，人间将成为地狱。
艺术家要具什么法眼？通天之眼。透过这只眼，可以看到芸芸众生之相，看到世事变化之道，看到慈爱的力量，看到诚实和真相。
大唐盛世的伟大之处不在《春江花月夜》，也不是《霓裳羽衣曲》，而是因为有了李白、杜甫和白居易。难道《蜀道难》《三吏》《三别》《卖炭翁》给唐朝丢脸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艺术家的责任是追求形式，但好的艺术家更要追求形式之中的内容。形式容易得到，内容也必须不简单。只有配上恰当形式的内容，才会成为成功的作品。
只有不平凡的内容，饱含深情、挚爱和慈济的内容，加上不平凡的形式，富有个性的形式，才会引人入胜，成为伟大的作品。
我们必须追求高尚与极致，这不丢人。而放弃应有的立场，与庸俗和污浊为伍，与谄媚为伍，追求浮华与虚荣，为了利益而毫无原则，那才是艺术最丢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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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可以成为产品买卖，而画家则不能。
假如一个画家把自己置身于商业的局中，就会因为利益而迷失，甚至逐渐不可自拔。
许多画家把自己的一辈子卖了，似乎价钱很公道。它们不断地画呀画，好像在画钞票一样。他们早已忘记了艺术的本质，更忘了思想与灵魂的交合，他们只是凭着本能和惯性作画。当然，有的也画出了好作品，但大多数人的多数作品，只是另一种意义的“赝品”，即对自己过去的模仿而已。然而，不管这么多，市场还是认可的，也许还供不应求。这就更让这名画家飘飘然，感觉良好。这是好事吗？
很多画家就曾这样深度迷失了。近代的知名画家，如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等，如雷贯耳，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情况。但那毕竟是在从前。
当代有吗？也有。比如我所尊敬的黄永玉先生，我看他也迷失过。他整年整月，没日没夜地画着，旁观的认为是勤勉，他自己更是引为自豪。但是，中国画与西画不同，中国画创作更象写诗。你让一个诗人天天写诗看，写到死，看看究竟有多少好作品，这样你就明白了，好东东还是那几件。我看他晚年画的大多数作品，艺术价值就有一些差强人意之嫌。当然，这并不影响他的声望和价值。艺术家的标杆，是以他最好状态下的成就为准的。
建国以来，有些画家是从来没有迷失过的，如潘天寿先先。不过，他死得太早了。后来的吴冠中也一直很清醒。他非常厌恶这些与绘画无关的东西，这并不是装的，所以保持了旺盛的创作能力。他是一位值得称道的画家。
在当代艺术中，有太多的先锋派、现代艺术画家，好的没有学会，而这种绘画之外的本领倒很见长。一窝风地进行各种炒作，赤裸裸地追求经济利益。利用各种关系人脉，追求题材效应，钻山打洞上国展，获大奖，上基金，完全为了一点金钱与虚名。尤其是那些削尖脑袋上拍会的主，还自己花钱雇人抬高价格，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实在让人齿冷。
环境越来越恶劣，谁还有心思学画画，谁还有心思真创作？学画的都是一些名利之徒，哪有什么才华，哪有什么学问。大家象比赛一样投入到了这场宏大的“生活秀”中，拉关系，搞帮派，污蔑，说谎，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只要利益能够共享，哪管艺术准绳！
这种生态环境的形成，除了画坛自身的原因，文艺批评也要负上一定的责任的，再有，媒体本身也要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批评家与媒介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虽然说，收了别人的稿酬，就要为人写写评论，但也不能睁眼说瞎话，媒体更不能为这种人推波助澜！一个展览办下来，问题就摆在那儿，大家看得清清楚楚，都知道，但是见面只是打拱作揖，就是谁也不点破。好坏关我什么事？主要原因是怕得罪人。我现在一般展览基本不看，看了生一肚子闷气。
全场参与者几乎都没有责任心。而一个无责任心的人，是应该从事这项工作的吗？然而，你去“责任”一下试试看，弄不好可能会头破血流，住医院也未可知。所有的人都不能秉持正义，这就很难说了！
世风日下，真正沉心创作的艺术家，当然就越埋越深，其作品无人评价，其价值无人挖掘，因为他处在利益链条之外。所谓的“理论家”，习惯了是左手接钱，右手著文，从来是只知道锦上添花，从不讲真话，实话，瞎捧乱吹，结果还自认为有技巧、有水平。这可如何是好么？
也许，有一天又来了“八国联军”，大家一上阵，就稀里哗啦败下来，被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可能连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
这也是我们的作品，进不了世界大拍，无法与那些世界艺术大师相抗衡的主要原因吧！
我觉得，有些画家没有什么创作激情和欲望了，就不要勉强。为了一些蝇头名利，勉强也是耗费生命。把机会留给一些有思想、有才华的新人，多讲授一些创作体会和经验，这样起到的作用还大一些。那些抬桥子的批评家和媒介，一定要多讲人话，不要鬼话连篇，应该用真知灼见征服读者，以艺术的良知面对社会，行使自己庄严的职责。
这么一来，我们生态环境自然就会大大改观。我们的文艺事业，产生大家、大作的机率一定会提高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