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写人间的诗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少时读《离骚》，不解其意。时至中年再读，感慨万千。其实，2000多年前，屈子发出“哀民生之多艰”的慨叹时，他何尝不是写了一首绝唱千古的扶贫诗。

　　诗歌到底能做到什么?这是长久以来我思索的最多的问题。这不免谈到希尼曾说过的那句著名的话：“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是无限的。这就像在那沙中写字，在它面前原告和被告皆无话可说，并获得新生”。写诗这么多年来，这个问题像著名的斯蒂芬斯之谜一样困扰着我。好在答案越来越清晰，沧桑历尽，水落石出，我对诗歌有了自己肤浅的认识：诗歌就是一味药。它既有西药的锐利，百步穿杨，直抵病疾的核心;更具有中药的温良和步步为营，于无形之中斩草除根。所以，高兴时我们写诗，抒发慷慨激昂的心声;悲伤时我们写诗，从黑暗中寻求寄寓，寻求渴望;送别诗我们写诗，期待将来再见，互慰平生;归来时我们写诗，沧桑历尽，浊酒洒故园。所以，革命时革命者写革命的诗：“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陈毅)”;建设时建设者写建设的诗：“国家的任务是大旗，咱是旗下的突击队(郭小川)”;伟大领袖写领袖者的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

　　所以，我粗浅的认为，每个历史时代都会产生顺应历史潮流的文学作品，这当然包括诗歌。到了今天，当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奔小康时，我们发现还有那么多贫穷的的地方和家庭，阻碍着小康之路的延伸。于是，诗人们拿起手中的笔，写扶贫的诗。扶贫诗就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文体。优秀的带有特殊印记的扶贫诗歌会像夜空中的星辰一样，让我们记住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并供我们回忆。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扶贫诗的出现，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重要意义。

　　而诗人季风，正是这其中的佼佼者。他在亲身参与扶贫这个重要的社会事务的同时，以诗歌的方式进行了记录和反思，他那些优秀的扶贫诗顺应了一个国度的心境，剖析了贫穷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脱贫的办法与路径，书写了扶贫者艰苦的劳动，让我们每个人都能设身处地融入其中，让我们对国家的扶贫政策有了更深层意义的理解。

　　深读他那些优秀的文本，我们不难看出，扶贫诗不是寄寓乡愁的记忆性书写，而应该是融合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技术性书写;不是简单的写农村、写面貌、写个体的新闻性书写，而应该是一种带有启发性、预知性和结果性的有机糅合书写。“扶贫”作为一个国家全面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现实性问题，诗歌应该借这段历史，并诗性的呈现这段历史。于诗人而言，作为主体的“扶贫”不单单是一个概念，也不单单是一个单纯消解情绪的客体，而应该视作为一种存在，通过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呈现更为理性的面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诗人、评论家、专家，身上汩汩流淌的是源自乡村的血液，我们的根就在农村，就在那些贫困户张三或者李四的家里。尽管多少年后，我们通过努力进入城市，但那片土地和家园依然贫穷，依然存在。我们熟悉那种贫困，或者说，今天我们成为诗人，但我们诗歌的源泉依然是那片贫困的土地。所以，作为扶贫诗的书写，需要我们这些人不背叛、真性情，而季风恰恰做到了这一点，或者说，大部分做到了这一点。正如另一个优秀诗人王单单说的那样：诗人参与扶贫，就是回到生活的现场，从一手素材中过滤诗歌的养分。中国的乡村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一种尚未被修饰过的生活，表面看来有一种粗粝感，当它与现实发生摩擦时，容易产生撞击心灵的力量，触发诗的声音。我认为，扶贫是对贫困人群的实质性帮扶，也是一种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实际付出，通过扶贫，我们不仅真正改善了贫困人群的生活，还重新发现了乡村对中国人的重要意义：它唤醒了我们的乡愁，激活了我们对乡村的记忆，让我们再次发现了乡村之美及其中蕴含的美好的人性。

　　当然，近期网络上对扶贫诗也有诸多微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下大部分归类到扶贫诗范畴中的许多作品，给人留下泛泛的感觉，同化性严重。很多扶贫诗歌只是在叙述贫穷的环境，贫穷的个体，尽现笼统，缺乏新意。究其原因，还是心理机制在作祟。因为他并没有像季风一样深入到扶贫工作中，没有身临其境，只是在闭门造车。这种写作是吊诡的，值得警惕的。因为贫困不是一种泛泛的概念，而是联结我们血液的另一个原乡。

　　最后想说的是，诗人的首要职责，是允许诗歌再次发生，诗歌的职能则是回答世界。这个回答，或快乐，或愤怒，或悲悯、或沉静，重要的是那回答的能量。
 

　　作者简介：马累，原名张东，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山东淄博。参加第27届“青春诗会”。出版诗集两部。主要作品有《鲁中平原》、《黄河记》等。曾获《人民文学》“青春中国”诗歌奖、《诗神》诗歌奖、中国红高粱诗歌奖、山东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