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从边陲出发》

　　文学怎么写是一回事，文学史怎么叙述又是一回事。事实上，从来文学是多数人的事业，而文学史则是少数人的事业。远的不说，自“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学史叙述就把持在掌握着话语权的少数“文学寡头”手中，比如三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这种话语权的预予有的时候和文学搭边，有的时候根本和文学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如果看《中国新文学大系》所“系”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看最后进入“大系”和在“大系”之外的“文学”，只是被“有偏见”的文学观左右着，而曾经进入新中国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那些所谓的“经典”许多则干脆是政治奴役着文学。所以说，文学史叙述是专制的粗暴的。正是这少数人使得他们的文学趣味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的中心”，从而使得丰富的文学现场分出了边界和等级。 

　　应该说，这种状况到现在并没有多大的改观，比如我们谈论当下文学，往往是把少数文学的“大城”，文学的“大刊”，文学的“大神”意淫成整个中国文学，而更辽阔的“文学”则成为了“沉默者”。但真实的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以文学期刊为例，身处“边陲”的《大家》《山花》《作家》就曾经一次次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也正因此，姜红伟这次对《飞天》之《大学生诗苑》的清理一定意义上让“沉默者”开口说话。我说是“清理”，因为就像姜红伟此前对八十年代大学生和中学生诗歌运动的研究，他所做的资料整理和参与者的口述史都是一个拓荒者的工作。有意思的是，姜红伟所研究的和他所处身的位置都居于“文学史的边陲”，他固执地从“边陲”出发，正在赢得很多人的尊重，同时也彰显他研究的意义。说是“清理”，绝对没有否定姜红伟所做工作的意义，相反，在我们这个日趋浮躁，不重研究基本前提，瞎下判断的时代，姜红伟朴素扎实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恰恰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关于《飞天》的栏目“大学生诗苑”在中国当代诗歌写作中究竟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姜红伟有一个“就高不就低”的“高度”评价。我虽然从中学开始诗歌的写作，但至多是票友和“诗粉”，很汗颜的是在“大学生”的诗歌时代也不是“大学生诗苑”的作者。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尊重“大学生诗苑”作者对张书绅老师等编辑的知遇之恩的回报心。但也应该看到，即便我们不带“中心”和“边陲”的文学偏见，客观上“大学生诗苑”的诗人和诗作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对等的。“大学生诗苑”出现的诗人名字，可以说近三十年半部中国诗歌史，但其在“大学生诗苑”的诗作却支撑不起这半部诗歌史。“大学生”这个特定的写作时段制约了“大学生诗苑”更丰富的可能。仔细看，几乎所有“大学生诗苑”诗人的代表作，甚至是成名作都不是发表在“大学生诗苑”。“大学生诗苑”在他们的个人写作史出现得最多的词是“处女作”。这就不难理解，在“大学生诗苑”庞大的作者队伍中有着程光炜、张清华这样当下优秀的文学史家，他们却怎么也“有意”忽略了“大学生诗苑”的文学史贡献呢？肯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们的盲视和偏见。这就提醒我们，在姜红伟的“清理”工作之后，我们对“大学生诗苑”的研究应该在一个怎么的方向上展开。

　　我以为“大学生诗苑”是中国当代期刊史上最完整和全面保留了诗人“少作”的重要文献。沿着这个方向，一个即使说不上重要，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是，诗人的写作“学徒期”和他们成熟写作之间究竟构成了一个怎样的关系？而也正是从这个方向将会识别出张书绅老师们工作的“重大”贡献和意义。事实上，在中国森严的期刊等级中，“中心”肆无忌惮地掠夺着“边陲”，绝大多数的期刊和编辑只能是一个作家漫长写作史中的起点和出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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