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诗和歌的边上：中国诗人群像素描

　　本版撰稿摄影　本报记者　陆梅　　这里写下的，是一个浸染文学二十年的媒体人，对诗歌，对当下中国50余位诗人的日常，群像式的理解。一直以来，我们对诗人的了解，总是像传说一样的纷纭和被误解、被夸张、被标签，乃至被消费。或者说直白点，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诗人。他们不像小说家那样，可以借助厚实的文本探进纵深，他们稳妥、安静，躲进小楼成一统。而诗人们呢，似乎更爱闹腾，爱扎堆，爱扯着嗓子撒欢、喝酒、愤世嫉俗。也因此，我们的耳朵里被灌进一些诗人们的风花雪月、行游唱酬，而对诗本身，我们总是缺少投注———事实上是对大量的诗不满意。语词的喧嚣、炫技和游戏、抽离情感的同质化的叙述和表达，———那些激昂直白的宏大叙事和堂皇抒情就更不消说了。
　　总之，太多陈词滥调、混乱抒情、自我欣赏、表达单一的诗歌败坏了我们的胃口。　　感谢第八届天问诗歌艺术节的邀约，让我得以在春暖花开的大理，和来自大陆各地及中国台湾的53位诗人面对面。3月22日~26日，五天的时间，我身处其中，冷眼热观，抑或闲聊畅谈，感受多多，时有触动。也在一定层面上刷新了我对诗和诗人的“偏见”。那么我尝试将这五天来的“看见”做一个群像式的素描，无关理论，只说日常。　　
　　此番艺术节，和诗歌有关的活动一个个，雷平阳作品研讨会、默默观念摄影展、最后一天在大理电视台录制“天问诗人奖颁奖典礼”暨“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朗诵音乐会，而多个诗人的朗诵会穿插安排在下午和晚间。活动地点呼应了诗歌的诗意与美好：山水间、念长歌舍、文献楼、建于半山坡面朝洱海的大理学院。　　
　　在聆听了一场场经由诗人们自己传达的诗的声音后，忽有所悟：诗歌放在舞台和音乐的空间里呈现，很能够检验一首诗的质地。好的诗歌有生命的温度和直抵人心的力量，即便远在你的经验之外，也一样能够通达你的灵魂，比如周云蓬。他的诗《获救》、《母亲节》、《春天的责备》，深情感动；而他弹唱的《杜甫三章》、《西北偏北》、《九月》和《送别》，竟似诗与歌的完美融合，呼应着台上台下的灵和魂，一些思想惊醒着，夜晚如草木的呼吸。安排在23日晚间的“野夫、周云蓬诗歌朗诵音乐会”吸纳了一屋子的人，诗人们挤挤挨挨，慕名而来的诗歌爱好者只能站在酒吧门外。
　　当晚，主持朗诵会的诗人许崧念了这么一段他写在微信群里的话：“他们是不幸的少数。他们的人生曾被命运无情地强力干预。很多遭遇同样命运的人都退缩了，而我们也同情理解那些退缩———在一个健全者、一个正常轨迹的人都要挣扎求生的世道里，谁还能苛求他们？然而他们没有把不幸当成借口，他们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求，他们甚至以一己之力照亮了许许多多无助的生命。在残酷命运面前，他们依然得到自己过瘾的人生。他们是人生骄傲的胜利者。他们是我们的邻居。”　　
　　在当今中国诗界，继北岛为首的“朦胧诗”一代诗人之后，哪一类诗人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比较认同的回答：“1960年代出生诗人”。参加本届诗会的53位诗人，除“主将”林莽、严力、宋琳等之外，超过大半生于六十年代，野夫、潘洗尘、树才、莫非、雷平阳、庞培、海男、黄梵、潘维、沈苇、马铃薯兄弟、桑克、李亚伟、臧棣、蓝蓝、严艾琳、车前子、陈东东、默默、路也、西渡、古马、李森、李少君、敬文东、沉河、从容、赵野……真真是一串长长的名单，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对这一代诗人，刚编选出版《生于六十年代———中国当代诗人诗选》（上、中、下卷）的潘洗尘、树才如是评价：“六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