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窗聊聊诗歌人生

　　文伟的第二个诗集《岸》也将付梓出版。他创作上一本诗集《时间纪念自己》历时三年，此次蒇事也接近三载，且收诗150首之多，有如这金秋时节的累累果实，比上一回更为沉沉夥颐。

　　始料不及的是，他还是要我来写几句作为引语，我三番五次坚辞兼婉拒，文伟诚意固邀，我只好再次从命。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不合时宜的读者，没有资格为他人的大作作序，但此次辞拒并非拘于礼数。原因是今年已归隐林下，对文章的态度和心情有所改变，觉得该说的话已在不同场合说尽，再唠叨下去纯属多余，自己也很难打起精神。

　　诗人是要自认孤独的。承蒙文伟青眼相顾，他每成一首诗都是先传给我看，再在大学年级微信群里贴出，然后在各个网络平台公开。我和同学们对他的创作鼓励不少，但很多时候却是抵瑕蹈隙，嘲戏万端，不肯稍贷。我常想，人们干任何事情，若能有文伟这般认准的执着和实施的弘毅及勇气，此生此世一定会各有超尘绝俗的表现。我又进一步叹息，若是文伟年轻时不那么迷恋武术和体育，而是早早潜心于诗文的堂奥，按照“两万个小时将华表磨成绣花针”的规律，那成就必定是无可限量。

　　文伟开始新诗创作是近些年的事，颇有伍子胥“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的悲壮意味。我从前因为富有春秋，觉得每个人在任何时间阶段都能开创任何事情，如今在这一点上也渐渐回归中庸的常识，即，诗是青年时代的标配，是荷尔蒙、阳光、异性、烈酒、疯狂、无尽憧憬和梦幻的产物。这些由时光恩赐的诸因缘，犹如雨露和空气，是诗歌的真正源头和神性所在。我因为有了这个残酷的醒悟，故深感文伟的每一首诗都来之不易，是殚精竭虑的结晶，至可敬佩。诗不是知识和逻辑推理，一旦光阴不再、灵泉枯竭，写诗的人从外物和故纸堆中几乎无所取法，他只能一遍遍地回想起青葱岁月，沿途遇见的那些可爱的倩影，迷人的风景，不断涌现又消逝的存在，那些甜蜜的惆怅和飘忽的欢乐。

　　如果诗也有一个理想的原型，那一定是某种纯净的回忆，生活现象只不过是它借以呈现的狡计，是它那晴朗海面上泛起的玻璃裂口般的蓝色波纹。也许只有在诗的与世无关的痴迷状态中，人才会剥离种种欲求和对于名利的自豪。文伟在生活中算得上是世俗成功人士，他之进入诗的林中幽径，也许跟牵着骆驼经过针眼一样，需要作出极大的忍让修炼。于是，我们在他的诗中看不到对于生活富足的颂扬和对于待遇和幸福的洋洋自得。柏拉图将诗人从“理想国”放逐出去，其实这“放逐”是一种互相的放弃，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他必须放弃自己在“理想国”里的位置。这种出走，在青年时代每每借助于白日梦的幻觉，是很容易达到的，但对于步入暮境的文伟来说，一定是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搏斗。托尔斯泰在82岁时离家出走，孤独地死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上，那是世界超级大文豪自我放逐的结局。文伟的心灵中也一定发生过这样的文学事件，否则就不可能写下这些带有淡淡哀愁的，用晦涩的词句裹住其忧郁内核的诗歌。我们读后，虽不敢贸然论定，但一致嬉皮笑脸地同意他为“副省级诗人”，这个内定的“待遇”离托翁所属的地球级只有两步之遥了。

　　我想，也许文伟私下里难免对诗歌产生过怀疑甚至怨恨吧。他写出这些高品质的诗作，为何知音寥寥，为何如石沉大海，反响渺茫?仿佛是在一个无边的黑洞里发出徒然的呼喊。是诗人们为艺术献祭的精神退化了，从而引起文学的衰落吗?我宁可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是文艺的寂寞和尴尬。托尔斯泰逝世的1910年，标志着文学辉煌时代的结束，因为几乎与此同时，电影作为新的文艺霸权出现了。但电影的繁荣后来遭到电视这种更为普及的传播形式之遏阻，直到晚近，电视和文学及电影遇到了共同的克星——扁平化的互联网。文伟的诗都是在电子平台上贴出的，这种方便快捷，其实也包藏着反噬的危险，即点击者众多，约等于无人阅读。稍能持久保存的形式还是供个人分散阅读的纸质书体，因此我很赞成文伟将诗作交由出版社正式出版。

　　尽管文伟谦虚地表示今后不再写诗，但我从其精神状态来看，他一定会创作出新的诗集。倘若侥幸遇上文学再度爆炸的繁盛时期，我希望他像法国魏尔伦、阿波利奈尔、艾吕雅等人，有时可以把十几二十首短诗结成一个薄薄的集子出版，这样更便于情感和风格上的统一。不过，我更愿他今后适当放慢写作节奏，增加一些岳峙渊渟的间歇，尤其是对世界上各流派诗歌应有更深广的接触和浸润。即使到了最后的岁月，我们这些中文系的老学生也会继续挣脱当年教科书中“我手写我心”的粗暴误区，把诗歌重新尊为一门精微的、有技术含量从而门槛极高的艺术。而文伟诗歌创作的骄人成绩和众多亮点，应该说都是这一非凡努力的结果。

　　这是一个同窗旧友的泛泛的闲话，并没有从美学和诗法上分析具体的诗歌，因为阅读品鉴是每个读者体己的事务，越俎代庖则往往难免寻向所志而不复得路。夜半濡墨，挥纸三张，未及驴字，抛砖引玉，聊作弁言。

　　2022年11月20日凌晨写于湖北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