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访谈备录
2018-04-19 作者：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次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8月2日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湖州，香港中文大学讲师。中国当代诗人，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是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名家简介：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8月2日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湖州，香港中文大学讲师。中国当代诗人，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是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北岛是当代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之一。著有诗集《北岛诗歌集》、《太阳城札记》、《北岛顾城诗选》、《陌生的海滩》，散文集《失败之书》和小说《波动》等，代表诗作有《回答》《一切》。
学术主持： 刘继保，男，河南固始人，生于1964年，博士，现任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 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洛阳市优秀专家，任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河南省孔子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洛阳市白居易研究会副会长，洛阳市孔子学会副会长。
2017年是中国新诗百年到来之际，这个日子确实值得纪念，而且意义非常重大，1970年的春天，以手抄诗歌的形式，我第一次接触到食指的诗歌，诗人食指的诗歌对我的影响非常巨大。食指及其后来追随者的写作，是对革命诗歌的反叛。诗歌的写作从“我们”过渡到了“我”的写作。1978年12月23日，油印杂志《今天》在北京诞生，以舒婷、蔡其矫、芒克和我自己等人为代表的系列诗人创作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实践，颠覆了诗歌界里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这个时代里，全国范围内的许多文学青年，都在这一浪潮的影响下进行过诗歌的尝试写作。38年过去，中国诗歌在国际诗歌世界中回归了应有的地位，以及谈话的空间。关于“诗的断裂与传承”，中国诗歌的传统超过3000年，新诗100年，历史上的战乱、苦难、饥馑等都曾经阻隔断裂诗歌的传承，但是诗歌的生命力依然生生不息。
我认为，自古以来，诗歌与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推动力，明清散文更兴盛，而明曲为主的明清诗词的衰败，造成中国文学的重大缺憾。如果诗歌加上构成双重推动力的话，中华民族的复兴才会有望。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说过，某种独特的气味才会建起记忆的大厦（大意）。或者说，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气味是最深处的一部分。从气味转变成文字，对我来说有点儿难度。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今人们阅读和思考是此刻此时的。在某种意义上，在经典与时代之间有一种对话关系，经典是不断淘汰或重新发现的过程，寻找被忽视的文本会获得新的意义，让死去的作者复活，开始说话。
因为生活、工作等多种原因，我曾不止一次的去过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城市，比如：青海，这个在地图上神秘的身份。
我从不把文学按照地域的概念去划分，但是，近些年来的中国诗歌读者群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原来的读者大都是大学生和学者，由于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种种压力，他们往往失去了阅读的热情，诗歌只是某种青春怀旧的方式而已。而新一拨的读者基本上是在商业化时代的背景中成长的，带有明显的新时代烙印，我希望通过你的这篇论文，也能让我对中西部地区青年诗歌的生存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新认识。
我曾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的派系冲突中，这恐怕和我上的学校有关。我在“文化革命”前一年考上北京四中，“文革”开始时我上高一。北京四中是一所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我刚进校就感到气氛不对，那是“四清”运动后不久，正提倡阶级路线，校内不少干部子弟开始张狂，自以为高人一等。“文化革命”一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公开信就是四中的几个高干子弟写的，后来四中一度成为“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一个极端的老红卫兵组织）的大本营。我们也组织起来，和这些代表特权利益的高干子弟对着干。我记得王绍光的博士论文专门讨论所谓文革派系冲突背后的群众基础。记得当时那些联动的头头就扬言，二十年后见高低。现在他们中许多人果然进入商界政界，成为“栋梁”。除了阶级路线的压力外，由于我数理化不好，“文革”对我是一种解放——我再也不用上学了。那简直是一种狂喜，和革命的热情混在一起了。
“虔诚的信仰期”其实是革命理想、青春骚动和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的混合体。由于派系冲突越来越激烈，毛主席先后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控制局势。最后他老人家干脆把所有学生都送到乡下去，这一决定，最终改变了一代人——中国底层的现实远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我们的迷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在上山下乡运动以前，我就开始读书了。那时受周围同学的影响，读的都和政治历史经济有关，准备为革命献身嘛。当建筑工人后，我的兴趣开始转向文学。当时最热门的是一套为高干阅读的内部读物，即“黄皮书”。我最初读到的那几本印象最深，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萨特的《厌恶》和艾伦堡的《人· 岁月·生活》等，其中《人·岁月·生活》我读了很多遍，它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这个世界和我们当时的现实距离太远了。现在看来，艾伦堡的这套书并没那么好，但对一个在暗中摸人来说是多么激动人心，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导游，给予我们梦想的能力。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职员，母亲是医生，他们在政治上基本随波逐流，虽在“文化革命”中受过冲击，但还算是幸运的。我同意阿城的说法。如果八十年代是“表现期”，那么七十年代就应该是“潜伏期”，这个“潜伏期”要追溯到六十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九六九年我分配到北京六建，到河北的山区开山放炮，在山洞里建发电厂。而我大部分同学都去插队了。每年冬天农闲期大家纷纷回到北京。那时北京可热闹了，除了打群架、“拍婆子”（即在街上找女朋友）这种青春期的疯狂外，更深的潜流是各种不同文化沙龙的出现。交换书籍把这些沙龙串在一起，当时流行的词叫“跑书”。而地下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我和几个中学同学形成自己的小沙龙。
当下的中国诗歌正处在一个转型过度的时期中，这是好事但也有一定危险的成分，作为过来人，我只是一个虔诚的观察者，并没有权利和资格去说明方向。
“朦胧诗”是官方的标签，那年头我们根本无权为自己申辩。严格地说，《今天》诗歌与其说是艺术流派，不如说是松散的文学团体。如果说有什么共同倾向的话，那就是对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的反抗，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恢复诗歌的尊严。
我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翻译文体”问题。我的主要观点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一批重要的诗人与作家被迫停笔，改行搞翻译，从而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以外的独特文体，即“翻译文体”，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学的诞生正是以这种文体为基础的。我们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这又是我们后来竭力摆脱的。这些年在海外对传统的确有了新的领悟。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像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像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即，可感不可知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我在海外朗诵时，有时会觉得李白、杜甫、李煜就站在我后面。当我在听杰尔那蒂·艾基朗诵时，我似乎看到他背后站着帕斯捷尔那克和曼杰施塔姆，还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尽管在风格上差异很大。这就是传统。我们要是有能耐，就应加入并丰富这一传统，否则我们就是败家子。
我八七年春天去英国，八八年夏天又从那儿到了美国，八八年底回到北京，正赶上《今天》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八九年四月下旬到美国开会才真的长住国外。八八年春天我在英国得到我的老朋友赵一凡的死讯，对我的震动极大。我跟赵一凡是七十年代初认识的，他是地下文学的收藏家，被捕入狱两年多，后为《今天》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就在接到他的死讯那一刻，我才有你所说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感觉。
我一直对“朦胧诗”这一标签很反感，我认为应该叫“今天派”，因为它们是首先出现在《今天》上的。至于官方刊物接受《今天》诗歌的过程非常复杂，与当时“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界的影响有关。比如，邵燕祥读《今天》时看中我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于一九七九年春转发在他担任副主编的《诗刊》上，当时《诗刊》发行上百万份，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另外，一九七九年《安徽文学》还专门转载《今天》的诗歌和小说。当然只是凤毛鳞角，真正获得主流媒体的接受是在《今天》关闭以后，继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争论。总体来说，那不是什么争论，而是有操纵的大批判，结果适得其反，由于读者普遍的逆反心理，“今天派”诗歌反而更加深入人心。有人说《今天》最后被招安了，这显然是别有用心，故意忽略问题的复杂性。其实那恰好是《今天》从对抗到渗入，而主流媒体从抵制到接受的交互过程，是地下文学浮出地表的必然。
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我们这代人恐怕赶不上了。八十年代的高潮始于“文化革命”。“地震开辟了新的源泉”，没有“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而更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是在如此悲壮辉煌之中落幕的，让人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就其未来的潜能，就其美学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根据作者谈话录音及资料文献整体而成）
学术主持： 刘继保，男，河南固始人，生于1964年，博士，现任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 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洛阳市优秀专家，任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河南省孔子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洛阳市白居易研究会副会长，洛阳市孔子学会副会长。
2017年是中国新诗百年到来之际，这个日子确实值得纪念，而且意义非常重大，1970年的春天，以手抄诗歌的形式，我第一次接触到食指的诗歌，诗人食指的诗歌对我的影响非常巨大。食指及其后来追随者的写作，是对革命诗歌的反叛。诗歌的写作从“我们”过渡到了“我”的写作。1978年12月23日，油印杂志《今天》在北京诞生，以舒婷、蔡其矫、芒克和我自己等人为代表的系列诗人创作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实践，颠覆了诗歌界里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这个时代里，全国范围内的许多文学青年，都在这一浪潮的影响下进行过诗歌的尝试写作。38年过去，中国诗歌在国际诗歌世界中回归了应有的地位，以及谈话的空间。关于“诗的断裂与传承”，中国诗歌的传统超过3000年，新诗100年，历史上的战乱、苦难、饥馑等都曾经阻隔断裂诗歌的传承，但是诗歌的生命力依然生生不息。
我认为，自古以来，诗歌与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推动力，明清散文更兴盛，而明曲为主的明清诗词的衰败，造成中国文学的重大缺憾。如果诗歌加上构成双重推动力的话，中华民族的复兴才会有望。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说过，某种独特的气味才会建起记忆的大厦（大意）。或者说，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气味是最深处的一部分。从气味转变成文字，对我来说有点儿难度。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今人们阅读和思考是此刻此时的。在某种意义上，在经典与时代之间有一种对话关系，经典是不断淘汰或重新发现的过程，寻找被忽视的文本会获得新的意义，让死去的作者复活，开始说话。
因为生活、工作等多种原因，我曾不止一次的去过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城市，比如：青海，这个在地图上神秘的身份。
我从不把文学按照地域的概念去划分，但是，近些年来的中国诗歌读者群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原来的读者大都是大学生和学者，由于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种种压力，他们往往失去了阅读的热情，诗歌只是某种青春怀旧的方式而已。而新一拨的读者基本上是在商业化时代的背景中成长的，带有明显的新时代烙印，我希望通过你的这篇论文，也能让我对中西部地区青年诗歌的生存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新认识。
我曾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的派系冲突中，这恐怕和我上的学校有关。我在“文化革命”前一年考上北京四中，“文革”开始时我上高一。北京四中是一所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我刚进校就感到气氛不对，那是“四清”运动后不久，正提倡阶级路线，校内不少干部子弟开始张狂，自以为高人一等。“文化革命”一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公开信就是四中的几个高干子弟写的，后来四中一度成为“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一个极端的老红卫兵组织）的大本营。我们也组织起来，和这些代表特权利益的高干子弟对着干。我记得王绍光的博士论文专门讨论所谓文革派系冲突背后的群众基础。记得当时那些联动的头头就扬言，二十年后见高低。现在他们中许多人果然进入商界政界，成为“栋梁”。除了阶级路线的压力外，由于我数理化不好，“文革”对我是一种解放——我再也不用上学了。那简直是一种狂喜，和革命的热情混在一起了。
“虔诚的信仰期”其实是革命理想、青春骚动和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的混合体。由于派系冲突越来越激烈，毛主席先后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控制局势。最后他老人家干脆把所有学生都送到乡下去，这一决定，最终改变了一代人——中国底层的现实远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我们的迷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在上山下乡运动以前，我就开始读书了。那时受周围同学的影响，读的都和政治历史经济有关，准备为革命献身嘛。当建筑工人后，我的兴趣开始转向文学。当时最热门的是一套为高干阅读的内部读物，即“黄皮书”。我最初读到的那几本印象最深，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萨特的《厌恶》和艾伦堡的《人· 岁月·生活》等，其中《人·岁月·生活》我读了很多遍，它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这个世界和我们当时的现实距离太远了。现在看来，艾伦堡的这套书并没那么好，但对一个在暗中摸人来说是多么激动人心，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导游，给予我们梦想的能力。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职员，母亲是医生，他们在政治上基本随波逐流，虽在“文化革命”中受过冲击，但还算是幸运的。我同意阿城的说法。如果八十年代是“表现期”，那么七十年代就应该是“潜伏期”，这个“潜伏期”要追溯到六十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九六九年我分配到北京六建，到河北的山区开山放炮，在山洞里建发电厂。而我大部分同学都去插队了。每年冬天农闲期大家纷纷回到北京。那时北京可热闹了，除了打群架、“拍婆子”（即在街上找女朋友）这种青春期的疯狂外，更深的潜流是各种不同文化沙龙的出现。交换书籍把这些沙龙串在一起，当时流行的词叫“跑书”。而地下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我和几个中学同学形成自己的小沙龙。
当下的中国诗歌正处在一个转型过度的时期中，这是好事但也有一定危险的成分，作为过来人，我只是一个虔诚的观察者，并没有权利和资格去说明方向。
“朦胧诗”是官方的标签，那年头我们根本无权为自己申辩。严格地说，《今天》诗歌与其说是艺术流派，不如说是松散的文学团体。如果说有什么共同倾向的话，那就是对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的反抗，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恢复诗歌的尊严。
我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翻译文体”问题。我的主要观点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一批重要的诗人与作家被迫停笔，改行搞翻译，从而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以外的独特文体，即“翻译文体”，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学的诞生正是以这种文体为基础的。我们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这又是我们后来竭力摆脱的。这些年在海外对传统的确有了新的领悟。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像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像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即，可感不可知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我在海外朗诵时，有时会觉得李白、杜甫、李煜就站在我后面。当我在听杰尔那蒂·艾基朗诵时，我似乎看到他背后站着帕斯捷尔那克和曼杰施塔姆，还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尽管在风格上差异很大。这就是传统。我们要是有能耐，就应加入并丰富这一传统，否则我们就是败家子。
我八七年春天去英国，八八年夏天又从那儿到了美国，八八年底回到北京，正赶上《今天》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八九年四月下旬到美国开会才真的长住国外。八八年春天我在英国得到我的老朋友赵一凡的死讯，对我的震动极大。我跟赵一凡是七十年代初认识的，他是地下文学的收藏家，被捕入狱两年多，后为《今天》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就在接到他的死讯那一刻，我才有你所说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感觉。
我一直对“朦胧诗”这一标签很反感，我认为应该叫“今天派”，因为它们是首先出现在《今天》上的。至于官方刊物接受《今天》诗歌的过程非常复杂，与当时“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界的影响有关。比如，邵燕祥读《今天》时看中我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于一九七九年春转发在他担任副主编的《诗刊》上，当时《诗刊》发行上百万份，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另外，一九七九年《安徽文学》还专门转载《今天》的诗歌和小说。当然只是凤毛鳞角，真正获得主流媒体的接受是在《今天》关闭以后，继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争论。总体来说，那不是什么争论，而是有操纵的大批判，结果适得其反，由于读者普遍的逆反心理，“今天派”诗歌反而更加深入人心。有人说《今天》最后被招安了，这显然是别有用心，故意忽略问题的复杂性。其实那恰好是《今天》从对抗到渗入，而主流媒体从抵制到接受的交互过程，是地下文学浮出地表的必然。
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我们这代人恐怕赶不上了。八十年代的高潮始于“文化革命”。“地震开辟了新的源泉”，没有“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而更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是在如此悲壮辉煌之中落幕的，让人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就其未来的潜能，就其美学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根据作者谈话录音及资料文献整体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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