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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同吾:30年中国诗歌美学精神的发展

2008-12-19 作者:张同吾 |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阅读:
诗歌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特征,使它成为时代精神的火炬和文化发展的先声,同时又是心灵具象和生存形态的折光,因此在广阔的文化疆域中,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学样式能够像诗歌这样,敏锐而生动地表现时代精神和传达
     诗歌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特征,使它成为时代精神的火炬和文化发展的先声,同时又是心灵具象和生存形态的折光,因此在广阔的文化疆域中,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学样式能够像诗歌这样,敏锐而生动地表现时代精神和传达人民心声,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学样式能像诗歌这样,以其美妙的情韵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抚慰人的心灵,启迪人的思想。所以,毫不夸饰地说,一个时代的诗歌画卷,就是一个民族心灵史的缩影。当我们深情地回忆改革开放30年峥嵘岁月的时候,同样会深情地回顾中国诗歌30年的峥嵘岁月,总结其艺术经验,旨在探寻其对于建设和谐文化与和谐世界的重要意义。

  历史前进与诗歌回归

  我国诗人们在经历了长久的思想禁锢、万马齐喑和心灵扭曲之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这个崭新的时代赋予诗人们一种机缘和权利,用自己真实的目光去瞩望世界观察生活,去歌哭真性灵。新时期诗史上第一道明媚的阳光和第一道亮丽的风景,是诗人回归和诗的回归。那些被囚禁、被放逐、被排斥的诗人们,纷纷从炼狱中走出,从荒漠中走出,艾青、牛汉、绿原、曾卓、公木、公刘、张志民、邵燕祥、孙静轩、唐祈、唐、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流沙河等,大批成就卓著的诗人,重新恢复了艺术生命,创作出许多感人肺腑的诗篇。

  艾青的长篇抒情诗《光的赞歌》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是新时期诗史上思想和艺术相统一的两座光华四射的丰碑,前者俯瞰人类发展的历史,去认识光的作用。他把光视为智慧的象征、力量的象征、希望的象征、创造的象征,他猛烈地鞭笞了历史上一切暴君妄图垄断光明、愚弄人民的本性,坚定地指出人类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诗人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同我们刚刚经历的一场民族灾难相联系,从而揭示了真理的普遍性。而后者是站在历史废墟上引发的广阔联想,让古罗马奴隶制度时期奴隶们在奴隶主的威逼下相互厮杀的残酷情景,在他记忆着自己人生经验的心灵屏幕上迭印出来,产生深刻的历史感。

  牛汉的诗集《温泉》可视为新时期诗坛上引人注目的新收获,其中《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鹰的诞生》等许多篇什,都是石破天惊之作。牛汉的诗是他的生命形态和性格的外化,在鹰和虎的意象中融入他的精神气质,那种昂奋的器宇,那种乐观的情绪,那种无所羁绊的追求自由的灵魂,都给人强大的精神震撼力。绿原的组诗《西德拾穗录》是表现异国文化风景的力作,他从帕德博恩的拜占廷教堂、戈廷根的鹅姑娘、巴德埃森的一座少女雕像、波恩的贝多芬故居和日耳曼古森林的怪石群中获得灵感,引发关于宇宙真理和人生真理的思悟。邵燕祥在新时期前十年,以喷薄的诗情相继出版了《在远方》《献给历史的情歌》《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如花怒放》《邵燕祥抒情长诗选》等诗集,他以“朱墨金粉作山水”,描绘新时代风貌,又融入自己的心理图像,许多精妙短章,既有淡淡的忧思,又有振奋的情绪,色调既有阴郁,又有明丽,给人以多重美的熏染和关于人生的多角度启迪。公刘则是另一种风格、另一种气势,他的诗集《离离原上草》《仙人掌》《骆驼》《白花・红花》减少了早年的飘逸,增添了冷峻和凝重,诚如他的名句:“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沉思》)他面对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愿化为父亲“手中的碗”,以其隐喻表现出中华民族坚忍包容的文化性格。

  从以上挂一漏万的简述中,我们可以窥见历史以自己的觉醒来矫正自己的失误,诗人们以先知者的觉醒和心灵自觉去批判虚假的真实,讴歌真善美的丰富性。这是在文化领域真正意义的拨乱反正,让诗歌从单一的颂歌体式中解放出来,走上了宽广的创作道路。

  并不是由于诗人的回归而让诗回归,也不是由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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