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时期的笔记》之二——灾难，与诗人的个人意志
2020-02-12 作者：夏汉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次
黑格尔曾说过，宗教往往会要求人们放弃个人意志，然而在世俗生活中，个人意志往往被视为社会秩序的基石。
黑格尔曾说过，宗教往往会要求人们放弃个人意志，然而在世俗生活中，个人意志往往被视为社会秩序的基石。十九世纪美国一位讽刺作家则认为“信念”实际上就是相信某物但又没有证据，所相信的主要来自别人所说，而所说的人对其所说之物其实又一无所知，最关键这所说之物往往还出离于人间，并不是现世中我们能见到的东西。现代社会存在的另一个大问题，大概还是意识形态先行带来的种种弊端（参见李海默《再论“信仰与怀疑之间”》）。当我们思辨于宗教、信念与意识形态诸领域，就会发现个人意志是那样地难以独立，不妨说，在这个时代能够保持个人意志的人是如此的难得，而诗人就是那个不可“自我忘却”的人。
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受困于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而它呈现出的负面性，在某个特定时期则被汉娜·阿伦特视为恐怖，她在《起源》那本著名的书里，就把意识形态与那个世人皆知的权力形态对人的紧密控制联系在一起。故而，我们宁愿认同马克思所言，他说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误解和对观念的实体化”，同时相信曼海姆“以单纯的谎言为一级、以谬误为另一级之间的现象”的说法（参见谭锐捷《意识形态研究一种政治理论的研究方法》）。而更为不幸的是，人们的集体潜意识或社会潜意识在意识形态的裹挟与淘洗下，最终会形成不同的个人人格形态，其表现于诗人身上也会各有程度的不同。优秀的诗人则会以摆脱意识形态对社会潜意识的钳制为己任，进而凸显其艺术个性。如此，我们就会看到在当下的疫病灾难中，有人会潜心于个人意识的挖掘与日常生活的感受，会低调而设身处地地记述身边实际发生的琐事与感受，而非人云亦云的“抗疫”与“战斗”，反而会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刘洁岷在《口罩之城》里这样写到——
我手提抢来的蔬菜和粮食
踉跄在众多行人与蹒跚者之间……
……阴沉的光线来自飞沫乱喷的口腔诊室
…………
……看不见的蝙蝠像清明节的菊花那样飞来飞去
诗人居家于武昌城区，此时此刻，无论在家中还是在超市都不能不恐惧，心思与愁绪不可谓不多，而在诗里居然写得如此内敛，几近于平静，即使描述无辜的死亡：“那些死去的人像以往死去的人一样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故作悲恸哀嚎。因为他晓得灾难降临，即便怨天尤人也无济于事，不妨说，他深知“世事是不确定和难以言传地痛苦的，……它不会随着恐惧、爱或恨的反应而改变 ”（切斯瓦夫·米沃什《废墟与诗歌》 黄灿然 译）。无独有偶，我看到盛艳在留言中如此谈论：特殊时刻会涌出大量的“诗写行为”，这时，提及某诗是一首诗，就已然是一种褒奖。《口罩之城》担当得起诗的名头。它对灾难有一种在场的、又是游移的、经验性的、又是超验的微细节还原。镜像与真实，历史与当下，文学与真实编织于同一块经纬，细密到单凭感觉无法准确分辨，伪情是无法介入此种写作的。灾难时刻，为写而写，会无法避免地进入自我说服的伪宏大。《口罩之城》的写作印证了这些日子弥漫不散的荒诞感与顿挫感。这都是对历史瞬间微细节的超现实还原，还好，有人用诗人之笔将它拦截。无疑的，盛艳的这个真诚的评价也验证了诗的弥足珍贵，毕竟这样中肯而真切的作品太少，而且几乎淹没在那种大而不当的声援与轻薄的抒发狂欢之中。
当然，有的诗人也会把视野扩展到社会境况的整体性关注与想象中，从而探索人类行为与灾难的关系以及在灾难发生时人的个体反应。孙文波在《瘟疫时期的封闭笔记》里这样写到：“……手机上从网络读到的消息，/也变幻成各种声音，愤怒、悲伤，/恐惧的声音。搅动我内心巨大的潮汐，/掀起血液的巨浪。”诗人在整体性的勾勒中，显现了个体生活存在与内心——有一种日常的真实与真诚，丝毫不予夸饰和无耻的奉承。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诗行间窥视出其深沉的反思与现实批判，以至于发出“世间万物，/蝙蝠、蛇、狮子、老虎。恐怕早就以人为毒”的感慨（《与病毒有关》），给人以超乎寻常的警醒与震撼。哑石则在一个独特的时刻拥有一份独有的清醒，或者说，他在审视中有一种意外的心寒与无奈。在《此刻春欲醒，此刻腐烂》里，
对荆冠，有些喉咙说了很多。
这一次，它从呼吸中来，
从你黑色沉默来，为一座城市加冕
——此刻武汉，盖着锅盖熬得
咕咕响的一锅粥，病毒粥。
来，来，看看谁骨头硬、熬不烂？
显然，诗人是在一个悖异的背景里比对了某种荒诞不经，其讽喻之深不言而喻，而语调里却显示出某种不动声色与戏谑，以至于“在转录中肿胀，它要状摹/欢乐证实什么？我们，已死过数遍”“人命不如一张纸糊的脸”才让你在不经意间触及灵魂的颤栗。
西渡在对一位医生的追悼中，以诗人的良知与省察昭显出一种普遍性意义。李文亮这位本分的医务工作者因为对圈内朋友透露了疫情而被传唤与训诫，并强制签名、画押，以至于武汉当局因恶意掩盖而延误了控制的最佳时机，一起原本地域性疫情恶化为一场全国乃至全球性灾难，那么多的生命死于无辜。最后，李文亮又不幸染上病毒而去世。国人从这个个例中体验了巨大的人祸之恶。诗人就在为一个普通人的悼诗里，写下“一个国家在泥泞中”“他们给人们戴上口罩/让一个国家像牲口一样沉默”，从而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用词之犀利概莫能比——这无疑是对于那些罪不可赦的刽子手们的无情声讨与挞伐。
沃格林在其1973年口述的《自传性反思》里,认为诚实作为人的一种次级美德是令人赞赏而获得尊重的，而有论者谈到：如果一个人仍信奉意识形态，显然可以认为他在知性上的不诚实（参见李海默《信仰与怀疑之间》）。毋庸置疑，诗人也是平凡人，那就做一个真实的人，写出内心深处真实的刻骨铭心的感受，不妨从生活中最细微的事物写起，那些人类生命拯救的主题，在没有把握之前就不要轻易碰触，因为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意识形态的误导与驯化而丢弃个人意志，看似动了真心，喊出心底之声，其虚忘性已经渗透其中，在不意间虚假也会显露出来，故而不得不格外提防——尤其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之际，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何不为了自己的真心与个人意志而去做“‘代表’他的时代的人可能会反对他的时代为人们所广泛地接受的信仰”（艾略特：《哲人歌德》 樊心民 译》）？
2020.2.9.兰石轩
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受困于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而它呈现出的负面性，在某个特定时期则被汉娜·阿伦特视为恐怖，她在《起源》那本著名的书里，就把意识形态与那个世人皆知的权力形态对人的紧密控制联系在一起。故而，我们宁愿认同马克思所言，他说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误解和对观念的实体化”，同时相信曼海姆“以单纯的谎言为一级、以谬误为另一级之间的现象”的说法（参见谭锐捷《意识形态研究一种政治理论的研究方法》）。而更为不幸的是，人们的集体潜意识或社会潜意识在意识形态的裹挟与淘洗下，最终会形成不同的个人人格形态，其表现于诗人身上也会各有程度的不同。优秀的诗人则会以摆脱意识形态对社会潜意识的钳制为己任，进而凸显其艺术个性。如此，我们就会看到在当下的疫病灾难中，有人会潜心于个人意识的挖掘与日常生活的感受，会低调而设身处地地记述身边实际发生的琐事与感受，而非人云亦云的“抗疫”与“战斗”，反而会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刘洁岷在《口罩之城》里这样写到——
我手提抢来的蔬菜和粮食
踉跄在众多行人与蹒跚者之间……
……阴沉的光线来自飞沫乱喷的口腔诊室
…………
……看不见的蝙蝠像清明节的菊花那样飞来飞去
诗人居家于武昌城区，此时此刻，无论在家中还是在超市都不能不恐惧，心思与愁绪不可谓不多，而在诗里居然写得如此内敛，几近于平静，即使描述无辜的死亡：“那些死去的人像以往死去的人一样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故作悲恸哀嚎。因为他晓得灾难降临，即便怨天尤人也无济于事，不妨说，他深知“世事是不确定和难以言传地痛苦的，……它不会随着恐惧、爱或恨的反应而改变 ”（切斯瓦夫·米沃什《废墟与诗歌》 黄灿然 译）。无独有偶，我看到盛艳在留言中如此谈论：特殊时刻会涌出大量的“诗写行为”，这时，提及某诗是一首诗，就已然是一种褒奖。《口罩之城》担当得起诗的名头。它对灾难有一种在场的、又是游移的、经验性的、又是超验的微细节还原。镜像与真实，历史与当下，文学与真实编织于同一块经纬，细密到单凭感觉无法准确分辨，伪情是无法介入此种写作的。灾难时刻，为写而写，会无法避免地进入自我说服的伪宏大。《口罩之城》的写作印证了这些日子弥漫不散的荒诞感与顿挫感。这都是对历史瞬间微细节的超现实还原，还好，有人用诗人之笔将它拦截。无疑的，盛艳的这个真诚的评价也验证了诗的弥足珍贵，毕竟这样中肯而真切的作品太少，而且几乎淹没在那种大而不当的声援与轻薄的抒发狂欢之中。
当然，有的诗人也会把视野扩展到社会境况的整体性关注与想象中，从而探索人类行为与灾难的关系以及在灾难发生时人的个体反应。孙文波在《瘟疫时期的封闭笔记》里这样写到：“……手机上从网络读到的消息，/也变幻成各种声音，愤怒、悲伤，/恐惧的声音。搅动我内心巨大的潮汐，/掀起血液的巨浪。”诗人在整体性的勾勒中，显现了个体生活存在与内心——有一种日常的真实与真诚，丝毫不予夸饰和无耻的奉承。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诗行间窥视出其深沉的反思与现实批判，以至于发出“世间万物，/蝙蝠、蛇、狮子、老虎。恐怕早就以人为毒”的感慨（《与病毒有关》），给人以超乎寻常的警醒与震撼。哑石则在一个独特的时刻拥有一份独有的清醒，或者说，他在审视中有一种意外的心寒与无奈。在《此刻春欲醒，此刻腐烂》里，
对荆冠，有些喉咙说了很多。
这一次，它从呼吸中来，
从你黑色沉默来，为一座城市加冕
——此刻武汉，盖着锅盖熬得
咕咕响的一锅粥，病毒粥。
来，来，看看谁骨头硬、熬不烂？
显然，诗人是在一个悖异的背景里比对了某种荒诞不经，其讽喻之深不言而喻，而语调里却显示出某种不动声色与戏谑，以至于“在转录中肿胀，它要状摹/欢乐证实什么？我们，已死过数遍”“人命不如一张纸糊的脸”才让你在不经意间触及灵魂的颤栗。
西渡在对一位医生的追悼中，以诗人的良知与省察昭显出一种普遍性意义。李文亮这位本分的医务工作者因为对圈内朋友透露了疫情而被传唤与训诫，并强制签名、画押，以至于武汉当局因恶意掩盖而延误了控制的最佳时机，一起原本地域性疫情恶化为一场全国乃至全球性灾难，那么多的生命死于无辜。最后，李文亮又不幸染上病毒而去世。国人从这个个例中体验了巨大的人祸之恶。诗人就在为一个普通人的悼诗里，写下“一个国家在泥泞中”“他们给人们戴上口罩/让一个国家像牲口一样沉默”，从而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用词之犀利概莫能比——这无疑是对于那些罪不可赦的刽子手们的无情声讨与挞伐。
沃格林在其1973年口述的《自传性反思》里,认为诚实作为人的一种次级美德是令人赞赏而获得尊重的，而有论者谈到：如果一个人仍信奉意识形态，显然可以认为他在知性上的不诚实（参见李海默《信仰与怀疑之间》）。毋庸置疑，诗人也是平凡人，那就做一个真实的人，写出内心深处真实的刻骨铭心的感受，不妨从生活中最细微的事物写起，那些人类生命拯救的主题，在没有把握之前就不要轻易碰触，因为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意识形态的误导与驯化而丢弃个人意志，看似动了真心，喊出心底之声，其虚忘性已经渗透其中，在不意间虚假也会显露出来，故而不得不格外提防——尤其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之际，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何不为了自己的真心与个人意志而去做“‘代表’他的时代的人可能会反对他的时代为人们所广泛地接受的信仰”（艾略特：《哲人歌德》 樊心民 译》）？
2020.2.9.兰石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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