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盛唐之音
河东河西二十年
刘超（以下简称刘）：
洪烛（以下简称洪）：好的。北大真漂亮，比一般的公园还要好多了，能在这里待上几年，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能沾上几分仙气啊，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搞文学过日子，都是很幸福的啊！今天我们可以放开谈，我不习惯太拘谨，放得开些，也许能谈得好些。
刘；好的。说到校园，我就想到校园文学，因为我们知道，您当年就是武汉大学珞珈山上有名的校园诗人。您是1985 级，二十多年了，能写到现在的人，真不多了，除您之外，北大1985年的西渡也算一个。现在人们常怀念1980年代，当时文学氛围好，校园文学很繁荣。当然，真正活跃的主要依然是一些老牌名校，如北大、南大、武大、中大、华东师大等。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北大和武大一样，似乎有出诗人的传统，南大呢，主要还是出小说家，资历老一些的庞瑞垠、叶兆言就不说了，后来的张生、李冯、程青、刘立秆、魏微等也是。90年代前期涌现的几个“新生代”干将几乎是清一色在南京，韩东、朱文、吴晨骏、张生、李冯、海力洪等，都是。90年代后期的“新活力”派，依然是以江浙为基地，“第一小提琴手”毕飞宇也是在南京。像南京、西安、武汉、杭州这样的地方，有文化底蕴，经济也还可以，特别是生活节奏慢的地方，正是出文人、养文人的好地儿。文学界以前有个说法：“北京出理论，上海出评论，南京出创作”，这说法很有意思。
洪：是这样的。你的考察和分析已经很细致了。就说武大吧，我之前有池莉、方方，有王家新，我后面有邱华栋，一茬接一茬的，真是像模像样的，都有一定重量级。那时就是有这么个氛围，不由你不爱文学，要不爱也难。我那时就写，写写，这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毕业了，就分到了北京的文联出版社，直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了。现在学校里的气氛如何？
刘：这个……恐怕不能和以前比，现在的同学们都比较“务实”不“务虚”，一上大学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找工作为中心，以英语和计算机为基本点，真正爱文学的不多了。不过也好，文学冷一冷，少一点功利，也许还真能出点东西。南大是这样，北大也差不多，清华当然更是……我们那时迷恋文学的还真不少，放眼望去，能写的还真是成堆，四年五年下来，还想写、还能写的人就没几个了。我自己呢，中学时就开始写东西，后来准备高考那一年，就写得少些，到后来考研、考博，都要中断好几个月。好的，校园的情况咱先不多说，现在具体谈谈您的创作和您的文学观点吧！
三千里路云和月
刘：您从198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已有二十多年的“文龄”了，在通读您的主要作品后，我觉得您比较有意识的探索是在来北京之后，这里面涵盖了好几类文体，有诗集（《南方的音乐》《你是一张旧照片》）；有长篇《两栖人》；当然，更多的是散文集，如早期的《我的灵魂穿着草鞋》《浪漫的骑士》，后来的《眉批天空》《梦游者的地图》《抚摩古典的中国》，至于最新的“北京系列”（《北京的金粉遗事》《永远的北京》等），则是别有一翻风味了。其中，《永远的新青年》和《周作人的苦茶与鲁迅故居》《绍兴会馆里的鲁迅》是历史文化随笔，颇有神韵，引人入胜。
洪：我出的书较多，这十几年一路走来一路写，风风雨雨我都没敢停歇。个中滋味，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你说的这些书分别是我在不同阶段写的。像《我的灵魂穿着草鞋》《南方的音乐》都是最早的，一小册子，当时自己的状况也就是这样，刚来北京，慢慢打拼，挺不容易的。搞写作的人都知道，虽说“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可“自己的文章”中的质量肯定不是完全一样的，这在“文龄”长些的作者那儿更是明显。但是，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其特定的背景。早年的要稚嫩些，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就换了路子。特别是在北京待得久了，“外省人在北京”好比“北京人在纽约”，生活况味很复杂，笔管中流出的文字也就染上了某种色泽。你在读我作品时也该有此感受吧？
刘：这是自然。我觉得您的作品有潜在的阶段性，一是最初几年的“青春美文”阶段，比如当时您和祝勇、赵凝、邱华栋等合出的一套书，大家的书都冠以“青春”之名。这时，您的作品主要反映的是青春的感悟，特别是爱情的体验（自己的和别人的），那一茬当时才三十来岁的作家都很有锐气，质量也整齐，当然，以更高的标准来说，大家大都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因此，这只能算是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直到1990年代中期，1998年《眉批天空》的出版算是告一段落。此后几年中，您开始重点关注“外省人在北京”的生命体验，比如《游牧北京》就是一个表现。而最近五年来，您关注的重点则转移到北京的历史文化的探索上了，“北京系列”就是其中的重头戏。其中的每个阶段都留下好些作品，这显然标示着您的勤奋，当然，首先是您的才气。
洪：你的分析很准，眼光毒，连我隐在文章背后的心态都被你说到了呵呵。（微笑）我想说说说“北京系列”，我当初就有意识地写“北京三部曲”，《北京的梦影星尘》《北京的前世今生》《永远的北京》，今年花城出版社还将出版我的重头戏《北京的心灵史》，比以前的书要“厚”多了，而且也“重”多了。有了这几本书，我觉得塌实多了，安心多了。从《游牧北京》到“北京三部曲”是一个转折，就是说从外转向内，此前是看外省人怎么在北京生存，此后是看北京“本地”的文化底蕴和生存状态。我在北京打拼好些年后，总算安定下来扎根了，工作上也顺手些，总算有自己的房子，住处也稳定。我有时间、有心境开始优游自在地做这些事。人在成为生活的主人后才能做自己的主人。刚来北京那几年呀，为了讨生活，每天没黑没明地那个写呀。现在肯定比以前写得好了，但我仍旧很怀念刚来北京讨生活那几年，那种对北京生活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正因如此，才倍觉珍惜。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着手写，不用电脑。也许这是我的“落伍”，但是，“落伍”往往有时很可能是另一种先锋，反时尚有时可能本身就是时尚；善于坚持才能成就自我。
刘：这才是真正的“笔耕”。作家中较早用电脑的是张贤亮，不过好像他不大写了。王蒙也比较与时俱进。据我所知，老作家不说，中青年作家中张炜、贾平凹等一直都坚持手写，还有车前子。纸笔与视频毕竟是两种风格，甚至是两种境界。就文史传统来说，较正式地表达城市景象的始自宋元的文人群特别是民国以还，重点是两个城市，一为“海派”基地之沪上，一位“京派”重镇之京师，如老舍、郁达夫、张恨水、周作人、邓云乡。在现今写上海的文字中，陈丹燕的“上海系列”（《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轶事》等）颇引人注目，您的“北京系列”在风格上则与之不同。在我看来，陈重在市俗生活，而您重在文化内涵。这里显然有着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的差异，也有着京派有海派的差异，一是重感性和情趣，一是重理性和内涵；一是过日子，一是谈文化……有意思的是您曾先后主要在三个城市生活过：南京，武汉和北京。在南京有您的童年和少年，在武汉有您的大学“黄金时代”，不过在您大量的作品中，这两个城市似乎未得到多少呈现。您注意过这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