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厚情重，云飞风走

　　前些时收到郭栋超兄从许昌快递来的50首诗稿，我似乎又回到了中原腹地那温暖的乡土人情之中。与我年轻时即离家漂泊不同，同样是60后的郭栋超一直扎根于故乡，大半生的穷通得失、情感梦想、习惯谈吐等等皆与那片中原热土血肉相连。读完郭栋超的诗歌，我真的有些赞成“文如其人”之说，感觉面前就站着一个情深义重、性情豪迈、开朗健谈的河南老哥，也难怪诗人郎毛干脆把郭栋超的诗歌命名为“中原体”，真的是有些道理。可以说，地域文化的濡染在郭栋超那里不是妄言，——虽然郭栋超的诗歌中对于外在乡土地理风貌的书写不是浓墨重彩，但“我手写我口”的诗句却使得中原腹地的河南人所特有的言谈举止声口毕肖、情态多姿，特别是内容涉及返乡回家和忆旧的诗歌尤其如此。

　　从郭栋超兄经常发来的诗稿来看，他诗歌作品的数量是堪称高产的，而且题材丰富、种类多样，既有《娘　年节了　我真的回来了》《乡思》《清明不总是有雨》这样的思亲诗、乡愁诗，又有《酥雨中　蜜蜂与花春日舞》《田园的秋天，膨胀着甜香》《风的形状》这样的颂歌体的乡土抒情诗，也有《浔阳泪》《郑和　是谁丢了白银时代》《易水，侠风倘有无》《不流泪的母亲》《岁月，沉重地走远——知青年代》《公主，还惦记那个草原吗》这样的咏史诗、感怀诗，有《萨徳来了水手就不惧大海》《难民》《雪中的烤白薯及冰冻的甘蔗》这样的时事诗，更有《云中鸟　草上人》《南国》《初春　赤峰塔下无颜色》《泥土里的脚印，沙漠的流线》《触动谁的柔肠》这样的旅游感怀诗，还有数量不多的表达自我的《脸，一边温热一边阴凉》《蜣螂滚动太阳》，以及比较抽象思辨的诗，写少年初开的情窦的诗等等， 虽不能说是包罗万象，却可说是胸襟开阔、想象飞跃，让人依稀看到一路行走一路歌舞的中原汉子浪漫不羁的生命热情与风采。

　　不过，尽管抒情的对象不一而足，书写的领域古今中外，但几乎在每一首诗歌中，都散发着作为抒情主体的诗人郭栋超的强烈生命气息，跃动着他豪迈多情的生活剪影，恰如影视行业的本色演员，总能把不同影片中的不同角色烙上自己的形态和个性特征。本色演员的优势在于其所塑造的银幕形象比较接近于生活，表演较为真实自然，符合电影特性的要求，易于被观众所接受，其局限则是往往只能表现单一的银幕形象，而不能通过表演去创造不同的性格。当然，用演员来比喻诗人肯定是不太恰当的，更何况任何一种比喻都是蹩脚的。然而，郭栋超诗歌的优长与短处却也可以借此得以明了，难道不是吗？如果从风格论的角度看，郭栋超诗歌的那种浪漫热烈的、汪洋恣肆的特色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很少变化的，非常的鲜明突出，这种风格体现于语言特点上，就是其诗中经常出现变换迅疾的纷繁意象、畅快无碍的语速和多用排比、复沓、递进和顶针等等修辞格的句式，以及独白式的对话等等，这样的表达似乎有点类似于苏轼自述其散文写作时的所说 ：“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乎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地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当然，将郭栋超兄的诗歌与苏轼的散文类比显然是勉强的，不过，在写作态度和观念上是否受到苏轼这种近于浪漫主义的文论的影响，我的看法则是肯定的。而据我的观察了解，除了郭栋超兄，国内诗人中至今受此影响可是大有人在。

　　正如一些论者所共同肯定的，郭栋超“是中原大地的歌手”、“大地最忠实的儿子”、“乡愁诗人”，“乡愁是郭栋超写作的一个原型，也就是情感的胚，属于潜意识（究其原因，就是来自于他的童年生活带来的强烈记忆），一切由此发生，一切又都归于此”，郭栋超大多数诗歌的共同方向，其实都是乡愁情感的延续和变形。的确，站在现代性的角度看，郭栋超诗歌的本土性、传统性是非常重的，尽管对于我这个在武汉、北京、上海、密尔沃基等国内外城市生活过多年的漂泊者来说，我不会机械教条地把许多人口中的“传统”之类本质化、固态化，但对那种根植于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伦理以及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平等博爱情怀，我认为绝不能以“落后—进步”这种简单的进化论历史观和文化观鲁莽武断地完全抛弃，至少在现代化显露出愈来愈多的城市病和道德病的今天，尤其要审慎地转化和吸纳，使之成为重造人类新文明的建设性因素。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郭栋超诗歌中仍然把生命中遇到的乡亲和陌生人以河南人（中国人）传统的方式称呼为“叔叔”、“婶子”、“姐姐”、“妹子”等等时，我觉得读者不应该以所谓现代城市人的时髦眼界嘲笑、轻蔑其“土”和“落后”，相反，应该思考这种支撑、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而不堕的“传统”是否就一无是处？思考这种曾经为全体中国人、至今仍然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视为精神“家园”的“传统”是否就比彼岸世界的上帝之国不靠谱？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沉思，当我读到郭栋超的“海市蜃楼后最亲的还是/乡邻”（《心，静置于土地》）、“土地庄严 坟头庄严/我不信上帝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只要行走就闭不上眼睛》）和 “家呀，千年万年不会，疏远” 、“有乡邻，再沧桑可不孤单” （《中秋节，放马还家》）等诗句时，多年疏离乡土却日渐孤单的我心中禁不住有了浓重的失落与怅然。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经在反思现代性时揭示了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所引发的人类深刻的伦理价值以及政治的危机，并且特别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被 “单子化” 、“原子化”所带来的孤独和封闭以及因为对政治缺乏公共参与的热情而让政府获得不受监督的权力，最终导致专制的猖獗。很显然，这一点反而比传统社会群落中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个人的事就是公众的事更令人忧虑。虑及于此，郭栋超诗中那种有根有群有家有爱的生活和生命自然有了令人羡慕的地方，只不过，即使是内地，即使是河南，并不能脱离席卷全球和中国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运动而独善其身，传统的东西已经和正在受到冲击甚至颠覆，随着史无前例的当代城市化大潮的吸引，农村的“空心化”和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已经成为现实，现代化使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语），对于这种现代化带来的危机世界，郭栋超很少写到作为一个当代生命所具有的危机体验，在他的诗歌中，我认为《蜣螂滚动太阳》、《脸，一边温热一边阴凉》大约可算例外，这也是他写得最为出色的诗。这样的诗歌，我非常希望在他今后的写作中看到更多，当代中国乡村几十年的历史变化，作为其第一线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郭栋超兄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该有更多的体验和反思，当然应该有更多的书写和表达，他也应该不会辜负时代和命运给予他的这份厚赠。

2017年12月9日于上海万源城

钱文亮，河南罗山人，1965年生，1985年大学毕业。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2003年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主要研究当代诗歌。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