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乔：《驻守公众生活现场的写作》

　　近些年来，诗歌急速衰退，已经沦落到边缘化的地步。诗人远离了公众生活现场，公众生活视野也冷漠了诗歌的存在。诗人与读者的关系日渐紧张，诗歌与公众生活彼此不屑一顾，相互指责对方的背叛。也就在似乎归于平静之时，四川大地震突然袭来，国殇时刻，全民悲伤，诗歌与公众生活握手言和了。有关抗震救灾的诗歌，一时间铺天盖地，以诗歌所特有的方式加入到抗震救灾的行列。迄今为止，一部部诗集也激情问世。这其中就有谭仲池诗集《敬礼，以生命的名义》，或许这还是第一部抗震诗歌的个人专集。当然，是不是第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敬礼，以生命的名义》完成了一次诗人心灵与抗震救灾同步的情感旅程。这是一部诗人灵魂叙事的诗集，是诗人以一贯的作为公众生活现场一员的创作理想和实践的情感体验。我们可以触摸到诗人血液的温度，感受到灵魂的颤抖与舞蹈，体味到诗歌在累积人类情感经验的特殊才能和艺术审美。这又是一部全程记录抗震救灾壮举的诗集，诗人在震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创作，以诗人特殊的视角和诗歌特殊的叙述，对抗震救灾中的诸多细节和情感变化进行实时叙写。抒情与状写艺术地凝聚在一起，流动的情感和行走的足迹一同以诗歌的方式存入记忆，这也使得《敬礼，以生命的名义》可以成为透视和回望四川大地震的重要文本之一。

 

　　谭仲池是位创作颇丰的诗人，但近年来，却很少写诗。才情横溢的诗人陷入失语的沼泽地，绝非是词语匮乏，技法荒芜，而多半是内蕴的激情达不到燃点。这样的燃点依仗自我升温是无计于事的，需要的是内心与存在对话迸发的能量。显然，谭仲池是诚实的，没有借助于凌空蹈虚的词语喋喋不休，而是虔诚且耐心地守候生活与灵魂的强势互动，让情感冲破饱满的临界点自然倾泻。尽管在苦苦期待，但当这一刻来到时，他却有些不知所措。也就是说，他想写诗时，已经难以写出，可没准备写时，诗歌的词语却在他疼痛、哭泣和祈祷之时悄然抖落下。诗人的身份随风而去，一个灵魂在贴着生活的地面飞翔。一首首诗，没有隐喻，没有惯常的文化象征，却处处充满力量，这力量来自于诗人和诗歌，更来自于生活现场本身。我以为，这就是《敬礼，以生命的名义》的诗性品质和精神气韵。

 

　　《敬礼，以生命的名义》是全景式的叙事，既视野开阔又目光细腻。从领袖到平民，从瓦砾下不屈的身躯到与时间争夺生命的双手，从灾区到中华大地……诗人时而抽身远望，时而就站在废墟前。我们在诗性文字的引领下，阅读着这个世界在震后的变化，体味着那些永远不变的生命意志和对生命的极度尊重。诗人以情感洗涤文字的杂质，以文字最为纯真的色质抒写那些或令我们悲伤或令我们惊叹或令我们振奋的现实场景。在这样一个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有着太多的记录和传播信息的手段在聚焦地震灾区，然而，当我捧读《敬礼，以生命的名义》时，还是真切地感受到，诗人的叙述，是独特的，其价值是诗歌以外的样式无法替代的。诗人的叙述是写实性的，但击中的是最为坚硬的情感内核。浓缩的话语精确到位，但不拖沓，营造了叙述背后巨大的生发空间。某一个事件，某一种行为过程，某一个人物，结晶而成的只是一行诗句。简短，却是记忆中最富力量的。与一般的叙事诗不同之处在于，《敬礼，以生命的名义》，在客观叙述中，不再是结构和描述景象，而旨在于生成意象。当然，更为准确地说，在他的诗行中，景象十分的清晰真实，并经由诗性的滋养自发地生成为意象，凝结为坚实的记忆点。当我们阅读这些诗时，这些点会在我们心田生根、发芽，直至成长为丰盈的具像与情愫共存的世界。这是中国古典诗歌共有的质地，是由传统文化打磨而成的。由此可见谭仲池深受古典诗的润泽，并自觉地承担起传统人文精神的传递责任。事实上，当今天成为历史，岁月会永无休止地淘洗这曾经强悍的生活躯体，最后留下的多半就是记忆结点。这是人类潜回历史的支点。当然，这样的结点，可能是某一个画面，某一个动作，某一句话。谭仲池正是以这样的叙述，让《敬礼，以生命的名义》拥抱着震后的大地、阳光和废墟内外的身影。诗人与灾区人民同行，自我的心灵与灾区人们的心灵同频共振，叙事在真实时间流变中展开。一切从灾区现场的细节出发，言之有物，凸显生活本身的原生质感。一首诗是一个个片断，一个个瞬间，而《敬礼，以生命的名义》统领之下，就是四川汶川5.12大地震的完整叙事。是的，我很乐意将《敬礼，以生命的名义》看作一部长诗。

 

　　地震发生后，谭仲池一直在湖南而非地震灾区的第一现场。因为工作的关系和现实环境的差别，他的日常生活与灾区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他了解灾区境况和在那里的人们，借助的是报纸和电视这些媒介的话语。他所驻守的公共生活现场，只是遭受从灾区源源不断传来的信息熏染的场域和情境。当然，他是诚实的，丝毫没有隐瞒这一点。然而，我们从《敬礼，以生命的名义》中又难以体察到这样的距离感。应该说，他做到了肉身在此地，灵魂却神游至远方。客观上，举国悲怆，山河呜咽，天地欲泪，灾区成为全国人民关注和牵挂的焦点。具有诗人敏感、纤柔之性情的谭仲池的内心自然备受感染，他还有出色的想象力以及对于现实的还原和修复能力。但，这还不足以使《敬礼，以生命的名义》犹如在灾区瓦砾中生长出的生命体。不在现场，那么再多再丰富的话语和讯息，也已经历了有意或无意的过滤，现场的真实和真实的现场不可避免地在无休止流失。再者，我们相信，身在灾区的诗人，也有些是无法诗兴大发的，或者难以将感受到的一切化为较高质量的诗作。这就不能不提及“激活”这个关键词。从谭仲池以往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查探出其创作的原动力。他的创作没有寄生于某个大师的阴影之下，也没有成为那些所谓一波波诗歌浪潮的追随者，而是始终与生活亲密相守。他可以称得上是诗人中的生活者，生活中的诗人。他坚守内心，坚守生存现场，坚守生活本身，时刻以生活考量人性、生存的困境与苦难。如前所述，他并不匮乏生活的细节和体验，也不缺失心灵对于人性、苦难和纷繁情感的感知、思考和记忆，他渴求的是被激活。一旦被激活，那么所有的蓄积便会喷涌而出，一如河水那样自然流动。是的，当体眠的生命被激活后，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天然之体。如此说来，谭仲池并非有置换之举，而是灵魂与现场的真情相拥。

 

　　《敬礼，以生命的名义》中的抒情，有其个性化的品格。许多时候诗人不是在倾诉，以求渲泻的快意，而是建立一种对话体系，与叙述对象进行心灵的交流。当然，能够将抒情推向极致，也是一种审美。但谭仲池显然不满足一味抒情的自言自语，或者说，当他的灵魂贴在灾区的每一寸土地飞行时，已不可能让他自言自语。《孩子，天堂冷吗》、《我知道你们会来救我》、《你能给我时间吗》、《映秀，我来了》，仅从这些诗歌的标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交流不是慰问式的，而是捧出自己的心与他们真诚而平等地对话。他在努力地倾听每一个人心灵的律动和情感的呼吸。这不是诗人的姿态，而是他的心灵与灾区人们在一起时情感的自然流露。我们看不到诗人谭仲池在刻意地变换身份，察觉到的只是他作为普通人的坦诚与亲和。当诗人不再自命为诗人，而成为人流中的一员时，诗歌就朴素起来。朴素，并不意味着没有崇高。就像被压在瓦砾下的生命，就像那些救援人员的身影，无一不朴素无华，但又无一不闪烁着崇高的光芒。从这一角度而言，与其说《敬礼，以生命的名义》是诗人的作品，还不如说是流动在灾区人们内心和唇齿间的朴素词语。一度时间以来，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在诗坛上拼杀得硝烟弥漫。我以为，这多半是在写作立场和精神上争吵不休，而少有对诗人当以什么样的身份写作的追问与思索。当身份不在场时，又何来立场与精神？近年来，平民化的话语，底层叙事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并试图累积某种理论。平民化，是划分出阶层后的语境；底层，则是居高临下的俯视。看似是在操守某种立场，其实只是话语的物质化，而不是心灵的本真出场。在我看来，所谓的平民化，绝不是我们以平民为叙述对象，一味地仿制平民的话语。也不是将自己的身份演化为平民。同样，底层叙事也是如此。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不是为谁写作，而是作为谁在写作。这样的作为又非有意而为之，而是心灵的自然取向。只有当我们心中没有平民与贵族之分，没有上层与底层之别，生命与情感真正融入到公共生活之中，小我与众我的灵魂合二为一时，我们无需着意浓郁平民意识，操作底层叙事，我们作品的内在精神便会和人类共有的生活相通。在这方面，《敬礼，以生命的名义》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至少可以引发我们进入这一向度的思考。从《敬礼，以生命的名义》中向我们走来的谭仲池，如果说与公众生活现场的人们有什么区别的话，也只是他有份创作诗歌的能力，有以诗歌言说的才华。因为被激活，那些功利和知识的外衣已经随风而逝，他回到了生活的内部，回到了内心的本原，回到了灵魂的栖息地。《敬礼，以生命的名义》是如此的朴素而真诚，我们看不到谭仲池的存在的，倒是时常会以为这是一本灾区现场的人们合写的诗集。

 

　　我们说《敬礼，以生命的名义》是抗震诗，是以题材来指认的。当然，就诗人的创作状态而言，大地震也是他诗句飞流的直接诱因。对此，谭仲池有过如实的表述：“自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八级地震后，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变得不安宁，沉浸在悲痛、惦念、抗争的精神状态和悲悯、祈愿的感情旋涡里。因为这种心情，妻子守着电视，边看边流泪。我也不时地看电视，但更多的时间我在读报，从各种报纸上了解灾区的受灾情况、救援情景和各种各样的信息。我的心是苦涩的，有时流泪、有时流血、有时哭泣、有时要呐喊。当读到一些震撼心灵，特别感动的报道和事件、人物时，我会立即在报纸的空白处，写起诗来。有时干脆剪下报纸坐在书桌前写起来。就这样每天都读报、剪报、写诗。写心中的悲痛，心中的震撼，心中的感动，心中的振奋，心中的祈祷，心中的思考，心中的祝福！就这样写着，写了一大本。这本名叫《敬礼，以生命的名义》的诗集的初稿上滴下了我的眼泪，那是我一生中真正诗的心声。这心声是带泪带血，沉重而理性的。我要将它们编织成一首悲歌唱给汶川灾区的父老乡亲，远去的遇难同胞；唱给我们无限崇敬的救援大军；唱给党和共和国的领袖和祖国人民。”我之所以摘录于此，是以此方式向诗人致敬，向他在诗集的开篇就向我们和盘捧出创作的状态和过程的真诚表示敬意。这份真诚，表明了他的创作与时代近距离的关系。诗人无法将时代弃之不顾，更不可能让时代气息在诗歌的身体中消失。总有些事，是诗人无能为力的，让诗歌轻盈如此，使诗歌厚实也是如此。这样的关系是因地震而呈现的，但又是他创作坚定的理想，所以他才会认为“是我一生中真正诗的心声。”大段引用这番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诗人在进行地震题材的创作，但带给我们的是远比这题材更有深度和广度的精神产品。如此从题材出发，又超越题材的创作成果，自然是诗人深厚人文精神的内力驱动。与众多的抗震诗歌相比，苦难叙事这部诗集的个性化表情。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是人类极端化苦难之一，也促使人性、情感等进入前所未有的井喷期。说到底，地震只是苦难的一种，只为抒写而抒写，终究无法使作品有经典品质的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抒写的终极意义。谭仲池叙写了苦难之下的种种不幸和大爱，但又深入到苦难内部，探求人类如何应对苦难。他这种解读苦难并思考出路的方式，具有哲学的意味。在承受着地震灾难的重压之时，谭仲池心中那份长久以来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索非但没有迷失，反而愈加坚韧。这部诗集，是以生命的名义在向生命敬礼，在向面对苦难的不屈精神敬礼。谭仲池在地震这一灾区的刺激下，再次回到人类基本经验的领地，从物质性的苦难进入精神性的苦难。人类的生存史就是与苦难拼斗的历史记忆，有些苦难，人类是无法突破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对此，谭仲池进行了不同的诉求。那些人类无法绕开和击碎的苦难，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依靠，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家园来温暖。我们躲避不了苦难，但我们可以在精神上自我拯救。遭遇地震这样的苦难，我们是可以挺进过去的，关键是我们生长了什么精神。而对于因人类的漠视和残害导致的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应当做的是像尊重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尊重大自然。他看到了苦难面前所激荡的人性的光芒、纯真的情感、生命的意志力和阳光般的乐观，但他更在意我们在苦难悄无声息地尾随我们时，我们也该将这种因巨大苦难而激发的精神元素常态化。《敬礼，以生命的名义》在警醒我们，生命之困境无处不在，我们的精神应该时时处于警觉和战斗的状态。

 

　　这或许才是《敬礼，以生命的名义》带给我们最丰厚的精神大餐。

 

　（《敬礼，以生命的名义》，谭仲池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

 

 

　　作者简介：

　　北乔，江苏东台三仓乡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参加第二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鲁迅文学院第26届中青年作家（文学批评）高级研修班等。从军25年，1996年初转向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美术批评，2017年5月开始诗歌写作。已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和文学评论510余万字,有110多篇作品被选载或入选各类文集。出版长篇小说、小说集、系列散文和文学评论专著11部。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