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汉：在灾难面前，诗人何为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里尔克《沉重的时刻》冯至 译

         当一场灾难来临，面对受难者，我们其实是很无力的，惟有祈祷或给予遥远的安抚之心，而这些往往也是无用的。作为一个诗人，耽于不在场的文字浏览后的昼思与夜想总会有某种情绪带来的语言冲动。而你也可能总是无言。因为有时候，一种语言行为并非被看做正当的行动，就是说，诗人的正当性往往不被认可。不说布罗茨基当年被苏联当局指认为寄生虫那个公认的例子，就以当下的疫病，当某些人把受难人或亡者“黑色的悲痛之冰雹”（策兰《我是这第一个》当作自己欣赏的风景，无疑是可耻的。事实上，以诗抗疫的动意不啻于无知与可笑，这是加诸于诗的一个额外的要求(蒋立波 语)。故而，“抗疫”之诗的行动，往往导致可怕而可恶的功效，更莫说那歌颂、溢美之词，简直有可恨之嫌。试想，倘若你在疫病现场，自己的亲人或染病或死亡，你还会怀着欣赏之心唱赞歌吗？恐怕惟有恐惧与悲伤，绝无其它，这一刻，你或许会认同亚当·密茨凯维奇的说法：“他找不到快乐，因为/在他的祖国没有快乐”。
       而不幸的是，举目当下国内诗坛，“诗歌在行动”、“挺住”、“加油”的口号铺天盖地，“抗疫诗”遍布官方或民间的杂志、公号平台与微信群，仿佛一夜之间蝙蝠般的词语病毒狰狞地翩飞于污浊的天空，一时间，貌似国家不幸诗家幸。这里，姑且不说其写作动机（尽忠、奉迎、求关注地卖弄），仅凭其隔靴搔痒般的虚假与无病呻吟的情感与粗陋的文字，便足以让人发出“七流诗人”的嗟叹与嗤笑，其实际上既非给逝者带来祈愿，亦非让受难人得到安抚反而只有无端的伤害与辱没，最终只会沦为社会灾难(或自然灾难)之后美学灾难的一部分（杜鹏 语）。
        作为他者，诗人，那个“能够支撑人类的镇定和自信的决心相遇”而“朝向真理冲动”的人（策兰《在希伯莱作家协会的演讲》）理应拥有“充当着他认为合适的另外一个人的特权”（张旭东《现代"文人"：本雅明和他笔下的波德莱尔》），当那么多吞噬野味者的丑陋面庞浮现于你的脑际，你便可以将诅咒、刻画与沉思显现于诗里——就像臧棣在《爬坡简史》里做的那样：


……既然消化过

那么多野味，他们的腹腔内部，

血色的肺叶俨然是一个新大陆架，

不仅适于寄生，更适合给那些

并非出于不得已的果腹需求

而残杀野生动物的饕餮之徒

一点来自自然正义的教训。


       而那么多人为的恶行——譬如某些研究机构已经发现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急速传染，并写出论文在国际专业杂志发表以谋取学术名分，竟不及时公示于天下；众多的官员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刻意瞒报及其不作为；慈善会的借机渔利与怠慢；还有对医务人员的信息披露视作谣言而训诫以至于拘禁，以至于导致国人一同跌入“蒙面的时代”(杨小滨 语)。所有这些恶行皆可以深思并予以鞭挞，以犀利之笔和睿智之语披示于世。否则，正如美国HBO录制的《切尔诺贝利》中那句让人警醒的话：“如果我们听了太多的谎言，我们就再也认不清事实了。”为了未来的岁月，为了我们的后人，也认真吸取教训，不要让自己白白地遭受苦难。（刘树鹏《这个世界没有无来由的灾难》）
         当灾难成为一个时代现实，成为人性的堕落，那么谁应该对这场灾难负有罪责感？按照弗洛依德的观点，罪责感来良知的领悟与良心的压力，来自对后果的直接恐惧。而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普遍的对灾难遣责背后的无罪责感的悖谬图景，这样的一边倒或将成为灾难施与者的释然也未可知。面对如此荒诞不经的景况，诗人在无奈之中，最好的选择也只有沉默寡言，若去写作，诗行间也必然留下更多的空白，那种无法言说的不能言说的怅惘和心痛。但不要写出浅薄、虚妄之词，否则便意味着亵渎逝者的同时也玷污了诗之高贵。不妨“从现在起，思考与反省是诗人要做的工作，也是语言的责任。做一个受伤的理想主义者和哀伤的人道主义者，穷其一生，呼唤一种绝对的人道主义精神！”(沈苇 语)，从而在富有良知的心灵基点上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发出独立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