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庆| 1980年代的“诗托邦”

　　历时数载，姜红伟一路追踪访谈，最终编就《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两卷本（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版，以下简称《诗歌年代》），如今既已敲定出版社，遂向我邀序，我想，大约由于我亦“诗人同学”，或可为那个已经逝去的“诗歌年代”见证“昨日的世界”吧。然而，断读续读十数日漫读下来，我欲乘风道去的却是：此书重新发现了中国的“80年代”！它不仅仅是那个年代的诗歌，更是那个年代昙花一现的浪漫——“诗歌80人”！那时候中国大地上无数的高校诗社，无数的热血青年诗人，不，可以说整个欣欣向荣的社会家国，就是一块令人神往而圣洁的“诗托邦”——恕我冒昧，杜撰了这么一个诗意而古怪的词为它命名！
　　诗托邦，这是后“文革”年代（即“新时期”）诞下的宁馨儿。那里面的人的“存在”状态，或许才是彼一时代最堪追怀、艳羡与回味的东西。
　　“宁馨儿”这个对标致孩子的赞词，已经淡出时代语境很久了。当我写出这个词，不知为何忽然想到一句名言：“这孩子是要死的！”——鲁迅先生说过的话。这话大煞风景，照常理人们一般是不会说的。但似乎由于鲁迅说了，人们便深刻地记住了。事实上，“新时期”已经悄然终结，现在还有谁用这个词指称当下？这似乎可为先生训示之一证。
　　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最想说的是，鲁迅此言有着某种存在主义味道，它因煞风景（又作“杀风景”）而成就自为的“存在”，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深刻的原因。人总是要死的，新生婴儿也不例外。这已经是一个既定常识。但为什么在鲁迅那个故事里，它却变成了“烛”与“针”？这是因为它被投入了“实践”，亦即“献身”于特定现实的某种“情境悖逆”中，而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我们还可以举出《皇帝的新衣》）。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它不曾鲜明地“献身”，“照亮”或“刺破”了那些“遮蔽”（喜庆的赞词），就不过是墙脚的一块灰溜溜的石头。现在我们满脑子堆着各种常识，然而，常识常有，那种生杀予夺的“情境悖逆”不常有；更进一步说，“情境悖逆”常有，而敢于掷出真理之石的，又有几人？
　　以上这些话，和红伟这部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指出的是，红伟此书正是一部献身于“情境悖逆”的书，一部十分及时的书，或将像一枚激射的石块洞穿某些“遮蔽”，而以其烛照现实不负历史使命。“经济中心”的转轴已不堪重负，“腾飞”的辉煌正暗淡下来，在疲惫人们的“心目”中暗淡下来——年初以来，网上不是已在万众热传、接续这样两句诗吗：“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 “心目”这个词堪作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词。人的存在是心与目相互传导的结果。存在决定意识，然而心在看，“照亮”一切；即心即目，即目即心，人是用“心”照亮世界的生灵。如果说“合理”系中得心源，“存在”乃基于目下，那么“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这主客两端，也只有在“心目”这里才能辩证统一起来。适逢这样一个意欲擦亮心灯的时刻，红伟此书招引我们围炉夜话：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
　　这就说回了本书。我当年是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78级学生，书中诗人马莉的有关文字，讲述了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疯狂表现”。那完全是一个激情的年代，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在阳光灿烂的康乐园里——这一点很重要，响应社会上风起云涌的“解冻”思潮，和各地百万大学生诗歌爱好者一样，在青年诗人北岛《今天》的引领下，兴致勃发，遥相呼应，不知疲倦地写诗、结社，演剧、朗诵，到处漫游，寻找同道，还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作为一个80年代的亲历者，我读红伟此书自然颇多印证和发现，最强烈的感受是一种“穿越”体验——眼前豁然复活了“昨日的世界”。“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天宝盛世的确不是等闲人说得的。掩卷回神，却也越发感到：一切已折戟沉沙恍若前朝，化作一帘幽梦。诗评家、“崛起派”猛将钟文“唱衰”时下诗坛，说“当代诗歌正在走向废墟”，我乍一听时不敢苟同，现在很理解了。
　　所谓“80年代”，是我国结束“文革”动乱后，高层厉行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废止“斗纲”（即“以阶级斗争为纲”），重建生活的年代，那种情形，正像被严冬浩劫过后的一片荒原上，春风春雨，万物复苏。坊间回顾80年代的图书不少，盛称其为“诗歌黄金时代”的文章尤多，但殊少“手把红旗”的“弄潮儿”之手笔——我指的是民刊主编、社团首领以及旗手型诗人，他们是“诗潮”、“运动”的兴风作浪者，特定历史事件的幕后推手和动力源。而红伟此书别具只眼，属意和深挖的恰恰是当年担纲大学生诗社的“酋长”们和一地、一群校园“诗人同学”之精英，由此得以探赜索隐，为我们重构出了大泽龙蛇一处处的“诗托邦”——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诗坛是山头林立的诗江湖，那么，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一个特点，是高校里面大大小小的诗歌社团，它们不是扯旗称派的“山寨”和利益集团，而更像是充满幻想和浪漫追求的诗歌公社，我想，叫它作“诗托邦”是颇为恰当的。盛世是要有许许多多的盛事堆塑的，像《今天》杂志引发的诗坛“裂变”，像13家高校联合主办《这一代》的“流产”，像《诗刊》首届“青春诗会”在虎坊桥“集结”，以及诗评家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的来龙去脉，当然还有诗人韩东的西行入陕播火、传道……桩桩件件，都是注定要记入史诗的，是为不可又再的新诗黄金时代“背书”的大事、壮举。显然，当事人、幕后推手以及在场者们的言说，更趋历史真相、更近设计顶层，讲到细节处，有些篇什更使人身历其境，似有谋划者的咳嗽声从历史深处之墙壁里隐隐传来（如孙武军、徐敬业那两篇）……这为本书平添了不少可读性，使之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传（记）的诗歌文献价值。
　　近年来“圣化”西藏之外的又一思想脉动，是人们开始深情追怀激情的“80年代”。这自然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弹。不久前文化评论家朱大可和诗人欧阳江河的对话，就被冠以《80年代，诗歌在极度不正常的状态下被推到高处》之题，传播网上。朱大可坦诚：“我觉得从八十年代初期一直到中期的诗人，中国历史上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现在大家都会缅怀那个时候。反正我个人是很缅怀的，因为我们确实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包括了我们大量的青春记忆、我们的挫折、我们的欢乐，同时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理想都是在那个时代，诗歌在那个时代伴随着我们，所以它成了我们灵魂深处的一部分。”朱大可这份感言，可以代表我们这一代过来人的心声。他还描述了当年盛况一景：“那个时候校园全民启动，一个诗人穿得破破烂烂，几个月不洗澡，就拿一本破诗集，在校园里每个寝室门敲过去，就有人接待他，饭票一半都给他对吧，睡一张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诗人可以混吃混喝，在全中国畅行无阻。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种状态，在朗诵的时候，底下的女孩子跺着脚涨红着脸，就跟看到港台和韩日歌星一模一样，我们的诗歌是在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状态下被推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实际上是非常奇怪的状态。”这应该是我们77、78级学生已经毕业，“朦胧诗”在两派大论战中大获全胜，北岛、顾城们南巡川大，各高校大学生诗潮几近鼎沸的时候吧。徐敬亚推出的《现代诗群体大展》（1986）是 “崛起派”完胜后，在诗坛燃放的一束耀眼、瑰丽的烟花，它带来了现代派诗歌的鼎沸和全面展开，动摇和改变了《诗刊》等主流诗刊掌控诗坛的大一统局面，同时也宣告了诗坛“群魔乱舞”的开始——堆凑的诗歌流派可以邀名。此后，开启了后来一应不择手段的诗坛名利角逐。这似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人类行事，一旦形成规模、啸聚为“群体性事件”，最后必然以非理性“疯狂”而告结束，此所以新诗潮与“学运”一起，玉石俱焚于80年代末的彻底“清场”。此后，空寂的诗坛，便一纸风行起了汪国真、席慕容的“热潮诗”。今年刚好是老徐“大展”推出30周年，而红伟此书呈现的，主要是当代大学生诗潮的“早春气象”，彼此参读来阅读是很有意思的。
　　最后，我想谈谈我对1980诗歌年代的几点认识。
　　首先，为什么热在诗歌？第一，建国以来普遍的主义信仰、革命激情和浪漫情怀——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主义，给整个社会播下了过量的诗性基因，而历次“运动”空前残酷的斗争，却连同人性一道将其镇制、封埋，此时终于火山喷发；第二，“文革”终结，而浩劫后的世界形同废墟、“一无所有”，“我来到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北岛），而传统积习和最能上手的低文化、低成本操作，便是写诗——散文和小说不属于广大学生、青年群众；第三，放逐者归来，“右派诗人”、“胡风分子”、下放干校的“臭老九”乃至修地球的插队知青，此时先后返城、归位、入校，犹如“天亮了，解放了”，“翻身的人们”能不歌唱？第四，“文革”地下诗歌特别是《今天》杂志浮出水面，广为流传，《将军，不能这样做》、《小草在歌唱》，伤痕、反思、批判、叛逆的声音，不断突破禁区，启蒙思想，激励更多的年青人特别是大学生诗人跟进挥笔；五，社会进入了文化先行的历史“解冻期”（如恢复高考、恢复报刊杂志和中外经典名著出版），虽然看上去是中国大地“春天来了”，但整个政治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所有制形式）仍然铁板一块，结构“超稳定”，实践有“惯性”，一个“亿万群众”习惯于面朝“理想”（我忽然想到海子的“面朝大海”！），“奋斗”、“运动”、“斗争”的封闭社会，一时间进入了“调整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虽已废止，“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待体制改革、政策跟进（所有制形式的突破），时代暂时找不着北，而兴致勃勃、精力过剩、激情过剩、体验过剩、求知欲过剩、发表欲（言说）过剩，加以时间过剩，显然也一时“自由”（如“西单民主墙”，如高校里结社成风）过剩的人们，根本无处宣泄和寄托因压抑而厚积的精神能量。有什么可干？还能干什么？后来崔健在摇滚中吼出的“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有》），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闷。一无所有而“追求”（即“理想”）过剩，这正宜于作诗，因为“诗言志”；那时哪里像现在，整个社会像个巨大的创造、致富、游戏与消费的迷宫，随处可以追求、可以寄托、可以沉迷乃至最后，可以迷失自我。六，诗人成了第一批“存在人”。在那个大陆还没有明星的年代（港台歌曲已到处流行），诗人成了“明星”、“文化英雄”，诗歌“在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状态下被推到了这样一个高度”，这看起来畸形又很符合历史逻辑——在每一个畸形的时代后面，必有其畸形的文化生态。为什么那个历史选择了诗人？
　　除以上所述，此一时期最堪反思的，是人的存在状态。“文革”终结，“两个凡是”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终结，这一连串的历史性否决，在根本上是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先定“本质”的终结。当历史翻过了年年运动月月斗、人人宝书天天读这一页，被改造和洗脑过后已成无主的生灵的人们（没有“自我”，甚至连本性也泯灭了，例如“性爱”），像肥沃的处女地渴望种子和春雨一样，期待、追寻着新的灵魂或曰本质的入驻——看看于坚的《四月之城》，最有名的是顾城这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诗人是存在的发现者、见证人和守护神，不但敏于言，尤敢践于行，所以总会成为先行者而引领时代（许多党人革命家与之气质潜通，本质上也是诗人）。无忧无虑、意气风发又聚群而居的大学生诗人，自然最是得天独厚——更重要的一点是，77、78级大学生群体结构独特，其主体或曰大部分是经过“红卫兵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洗礼、历练的“同学”——生命年轻而非“少年”！是一班有过思想历练与实践的“奋青”（不同于后来的“愤青”，是志在“发奋有为”的青年人）。说来可能很难理解，社会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本质上有着潜通的地方，这就是他们都是“自为的人”——“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文革”期间流行诗句），表达的是人要成为更高尚的存在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诉诸新的实践。所不同的是，前者追求共同本质，而后者追求各异的本质。
　　80年代大学生诗人写诗、结社、编印诗刊（特别是地下刊物）和串联游走，虽然远不像党人革命者搞“运动”那样旗帜鲜明、有组织、有纪律——当年马克思说：“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的时候了……消灭私有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但他们已然开始了自我价值的觉醒及其最初的“革命实践”活动，这是一个人由“自在的”被宰制的存在，向自我意志驱动的“自为的”存在的飞跃，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代“新人”的诞生。看似不是传统典型意义上的“运动”，但是他们“在路上”！（这种介于自发与自觉之间的“实践”，与此前组织领导的和后来商业组织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后者已不构成“思想实践”）此所以，大学生诗歌运动有别于其他放逐者归来的言说方式，而“诗歌年代”尤以大学生诗歌运动最具代表性。这是别一意义上的“运动”——当我和诗人马莉躲在她的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狭窄的宿舍里秘密装订地下诗集——马莉自编自印的诗集（还是单位小打字员偷偷帮马莉打印的），感觉就像当年革命党人秘密印刷地下《挺进报》，这是当年校园内外多少诗歌志士的共同实践和体验——为什么会是“偷偷的”，有“秘密”之感？因为就像鲁迅文章里那个说出“真理”的人一样，我们同处于高压下的“情境悖逆”之中。当一切变得合法而没有撕裂、没有颠覆，简言之，没有“思想实践”，也就是“自为的人”软化为达利画中的一滩“软钟”，因为不再承担和实现本质而徒有其表了！与诗结伴走过80年代的岁月，本质上恰是由于这样的实践和体验，使那个年代变得难忘，因为这是一个“上路”的过程、“本质”附体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获得实现的人真正成为人的过程。和今天这个迷失自我的、喧嚣的消费主义时代（“取舍已不再由本心而要由舆论来决定”——茨威格）相比，那个诗歌年代已成“昨日的世界”。
　　那真是一个诗托邦，那就是一个诗托邦!
　　在那个诗托邦的诗歌年代，“月亮的柔光，从恶狠狠死沉沉的云层中偶然闪现”！“曾经有过那样的时代，我们的民族幻想着有一种天真烂漫、纯洁本色的美。甚至1914年，都还洋溢着这种天真的信任。”（茨威格：《健忘的悲哀》）但是这一切都已随风而逝了!当我们不再年轻，当我们白发苍苍，我们一点也不后悔，只是含笑地对我们的子孙们淡淡的说：“我们也曾经有过如此的热血和激情啊。”
　　这就是我们的1980年代——我们这一代的诗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