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延凤：当代乡村诗在中国现代诗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

　　今天，乡村诗，已成为中国现代诗发展的一个重要和主要的方面军。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之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化传统极其深厚。 

　　 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农耕文明时代的许多不朽诗章：

　　《击壤歌》《候人歌》《七月》《硕鼠》《伐檀》《芣苢》《陌上桑》《木兰辞》《归园田居》《卖炭翁》《观刈麦》《悯农诗》……一直到五四以来的《卖布谣》《黄河谣》《叫卖》《红旗歌谣》《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老马》《故园六咏》……真是灿若星斗。

　　这些宝贵的艺术珍品，无不脍炙人口，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它们都可以归入我国乡村诗的范畴。

　　新时期以来，有更多的新诗人、诗爱者，投身到了乡村诗的写作之中，并且取得了不菲的实绩；他们用自己的文字、心血，为中国现代诗的繁荣和发展，不懈努力，增光溢彩。

　　由于工作的关系，四十多年来，我接触过几代致力于乡村诗写作的诗人：骆文、那沙、苗得雨、流沙河、晓雪、张长、青勃、丁芒、李根红、刘章、尧山壁、王绶青、董耀章、陈所巨、梁如云、苏辑黎、李苏卿、梅绍静、饶庆年、李小雨、江堤、冉庄、谢克强、叶延滨、吉狄马加、刘小放等等，与他们有过或深或浅的创作交流，而且，我主持《诗歌报》工作期间，每年皆编有《诗歌报》的“乡土诗专号”，在广大的青年诗人、诗爱者、诗歌界、社会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中国新诗发展至今天，广为流传的、经受住了时间和诗歌审美检验的作品中，优秀的乡村诗占了很大比重。

　　除了上文提到的之外，艾青《我爱这土地》、骆文《三套黄牛一套马》、贺敬之《桂林山水歌》、鲁藜《泥土》、闻捷《吐鲁番情歌》、苏金伞《野火与柔情》、余光中《乡愁》、沙白《水乡行》……，无不如此。

　　新时期以来，新诗人创作的作品中，梅绍静《她就是那个梅》、于坚《避雨之树》、张子选《在伤心牧场上》、海子《五月麦地》、张群《打樱桃》、逸西《卖唱女》、苦杏子《苦杏子》、丁可《南瓜花儿开》……，同样也属此类，它们以新的视角、新的体验，引领新的风骚。

　　这些新诗人的作品，除直接继承《诗经》《楚辞》以来中国的优秀诗歌传统外，许多还从外国现代诗和多姿多彩的民间歌谣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创作出了新的诗篇。

 

　　在发展中国乡村诗上，许多诗人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在发展中国乡村诗上，许多诗人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推出不少有影响的乡村诗选本，苗得雨编选的《中国百家乡土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这样一部有代表性的选本；湖南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主编的《新乡土派作品选》（湖南文艺出版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谢克强《巴山情歌》，从民歌中汲取养料和形式，进行艺术创造，写得真切、动人，取得了收获。

　　从地域上来看，河南、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宁夏、山东、江苏……这些本来乡村诗就繁荣的省份，新的乡村诗都继续发展、壮大着；而随着大批务工者流入京、上、广、津、渝及广东、江浙等发达地区，乡村诗的内容、形式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他们写的新乡村诗，往往带有淡淡的乡愁和浓郁的现实感，对命运的关注，更多一些。

　　四川诗人杨然的《麦色青青》（作家出版社），属于新乡村诗，他作品的题材广泛，表现上融入了现代技法；重庆酉阳的乡村教师崔荣德，最近以一部乡村诗集《逆光行走》（黄河出版社），引起了诗坛的关注。

　　以北漂族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涌现出了不少诗坛新秀，王长征就是其中的一位有潜力的作者。他以一部新诗集《漂在北京》，吸引住诗坛众多人的目光。这部新诗集同样属于新乡村诗，在诗的题材、语言、表现手法上，他继承了我国源远流长的优秀的诗歌传统，同时学习民间歌谣，又有自己新的追求，表现手法多样，勇于创新，深得中华文化真髓。

　　当代乡村诗的不断发展，让我看到了中国现代诗发展的光辉未来。

　　作为中国现代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和主要的方面，当代乡村诗写作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值得有志于中国现代诗建设的人们重视，并花大气力去认真实践、认真研究的。

　　但是，毋庸讳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诗兴起，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诗歌界存在着一些诗人、评论工作者，将中国现代诗发展的视角，只放在了外国翻译诗上，放在了表现自我上，对我国的乡村诗歌，采取了轻视、忽视的态度，重视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这个原因，新诗在语言的表达上，逐渐离开了重视新鲜活泼、形象生动的人民语言的正确途径，被人们称为“翻译体”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流行起来，一些青年争相去效仿，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错误。苍白的、逻辑推理的、散文化的“翻译体”语言，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诗歌是一种最具有民族性的文学样式，它的表达形式，它的发展，和一切艺术一样，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如果违反了这一客观规律，就必然会遭受挫折和失败，失去读者，被广大民众所抛弃，被边缘化。

 

　　诗歌除了音韵上的要求还有意蕴上的要求。

　　意蕴是内藏的，看上去作者并没有写，或并没有完全写，读者却从中领会到了，甚至领会到了的比作者想要表达的还要多。有了意蕴，诗作才充满诗意，充满意味。诗的意蕴，是诗人个性的活生生的体现，它有时并不确定，具有多指向性、模糊性，作者本人都未必能说得清。它与作者本人的气质、个性，精神气度密切相关，是作者个性的直接现实。

　　我们所使用的汉字，是一种音义文字，它对意蕴的表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音义文字的汉字，和外国的拼音文字也是不一样的，它与外国的拼音文字相比，表达上，具有很大的优势。

　　中国从《诗经》《楚辞》以来的诗歌，意蕴之所以十分丰富，与汉字表达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汉字，往往就有好几种、十几种甚至更多的解读，他们组合出来的含义，怎么能不丰富？

 

　　  “翻译体”语言，缺少的正是民族语言中活生生的富于个性的部分，同时，由于地理、气候、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不同，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心理，也是不相同的，如捷克人把喜鹊喻为小偷，中国人把喜鹊看作喜庆，我们的“抬头见鹊喜”，他们就翻译不好。《沁园春•长沙》中“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书生”二字，与中国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相关，英文就译不出那个味儿来。“鱼雁”两个字，每个字都有故事，它和中国人的生活、感情方式紧紧融合，中国人心领神会，翻译成外文，还要保留住诗意、韵味，就太难了。同样，外国人的表达，也有他们的特点，改用汉语，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翻译体”语言，缺少的正是民族语言中活生生的富于个性的部分。

　　汉语言的结构方式、表达习惯，和国外拼音文字，都不一样，人称并不完全相对应。

　　作为孤立语的汉语，与黏着语的英语、俄语等，表达上有这样多区别，而诗歌恰恰又是与语言、民族心理、民族风俗、习惯等密切联系的。

　　这些，就决定了诗歌是最具有民族特点的一种文学样式。

　　由此可见诗歌的民族性、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多么重要、多么自然、多么合理。

　　汉字极其精炼，一页纸的中文，把它译成外文，就变成了一又三分之一页，一个中国人花70年时间所读的书，外国人用他们的拼音文字，要读105年才能读完！

　　汉字还是一种组块文字，读汉字是组块思维。

　　汉字能打字谜，就是因为它是组块的，“谜”和诗有着相通之处；对于一个患了失忆症的人来说，阅读汉字，是恢复他记忆的最好的方式。汉字给人以复杂的思维、给人以想象和联想的空间。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珍惜我们的汉语、汉字，好好地发挥汉语、汉字的优势，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继承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写好我们的中国诗歌。

　　乡村诗在这方面，体现出的自身优点，是极为明显、突出的。

　　今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播出后，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

　　 明白了这些，我们对中国乡村诗的写作，就会有更多新的认识了：

　　乡村诗，应该是与乡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与我们的民族血肉相连的，与中国诗歌的传统一脉相承的。

　　发展乡村诗，可以为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展示出更美好的前景，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如何发展我们当代的乡村诗呢？

　　从内容上来说，我们要坚持乡村诗的当代性，它和现实的乡村生活、和我们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是紧密地相连的。我们的乡村诗，应该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植根于我们民族的土壤之中。

　　这符合《诗经》《楚辞》以来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我们的中国诗歌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

　　事物的变化，内因是依据，外因是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

　　中国诗歌发展同样不能违背这一客观规律。

　　从形式上说，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诗歌本身，就为我们乡村诗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我们要好好地继承、学习、运用，在这方面，过去由于我们认识不够，所花的气力还不够。

 

　　那些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无不具有生动、新颖、活泼的艺术表达形式；我们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学习他们新鲜的语言和表达形式，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生动活泼的语言，不断创新的表达形式，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更多地吸纳各种新的艺术形式，包括学习和借鉴外国现代派的艺术形式，以创造出我们中国现代诗的更多，更新颖，更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来。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方面新乡村诗所取得的实绩，相信在不断地探索、创新中，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

　　这样，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就会呈现出一个空前美好的，繁花似锦的光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