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谁及其《大诗学》五症

       曹伊诗战之后，曹谁声名鹊起，接着又连获几个国外诗歌奖，据说还被印度诗人称为“‘领导新世界的年轻一代’的代表诗人”，看样子“大”的确能唬人。2022年，曹谁以“世界诗歌运动”及“大诗主义运动”的名义将自己多年的诗论、文论及文学活动汇编成《大诗学——世界文学时代诗歌、小说、戏剧的互文性》一书，并赠笔者雅正。新年伊始，曹谁又将该书的核心观点浓缩成《曹伊之争与文坛十大弊病》刊发《文学自由谈》，《文学自由谈》同时又将曹谁像“箭垛”一样印成封面作者（曹谁宣传时偷换为“封面人物”）。“势”到如今，不“骑射”一番，也的确有负曹谁及《文学自由谈》的苦心。“成名”不等于“成功”，纵览曹谁及其《大诗学》，笔者对其文学创作及“运动”堪忧，以为若想纠正曹谁所说“文坛十大弊病”，应当先行疗理曹谁及其《大诗学》五症。
       凌空好大的狂悖臆幻之症。在《曹谁的聪慧与悖谬》（《文学自由谈》2022年4期）中，笔者曾用大量的文本细节论证了曹谁作品的帝王意识和教主情结，曹谁在《“小诗”时代如何写出“大诗”》（《文学自由谈》2022年6期）中解释为“‘直面’真实的万千世界”。何为“直面”？“正面注视”和“直接面对”，把玄幻的非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和冥想的浪漫主义的抒情诗解释为“直面”是不是有些牵强？曹谁说：“诗歌是我的‘本我’，散文是我的‘自我’，小说是我的‘超我’”“诗的本质是那种生命力或实体，只是用语言表达它就叫诗……假如用刀剑表达就是帝国”。故曹谁在《昆仑秘史》中让主人公龙昊建立了集权的政教合一的“宇宙国”。
       曹谁的狂悖臆幻还可以从其称为他小说创作“母题”的《巴别塔尖》主人公“狮谁”露骨的陈述中得到引证：“从小他（狮谁）感觉自己可以干统领一切的事，所以长大后他感觉自己只能干全能的事，或者做所有人的王，或者做所有人的教父，干任何一件具体的事，他都感到一种痛楚”；“知道我（狮谁）最想做什么吗？我最想做世界的教父，所有的人必须听我的，让全世界的人集体站在帕米尔高原上，然后我坐直升飞机对他们讲话”。曹谁在其《大诗学》中，从文本发生学的角度坦言：“我们的目的时常无法达到，我们只能在文学中幻想而得”。
       笔者在《曹谁的聪慧与悖谬》中指出过曹谁意识中的霸权基因，但笔者从来没有说过曹谁是“文坛希特勒”，曹谁在《“小诗”时代如何写出“大诗”》中的辩驳充属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翻覆世界”是曹谁所谓的人生四重奏或四重境界之一），凑巧的是2017年曹谁在北京写过一篇与希特勒自传书名一样的散文《我的奋斗》，在该文中曹谁透露“我写作的最初想法是‘给世界秩序’”；在曹伊之争中曹谁命名“18军”“18将”，并自封“盟军统帅”，这一切将曹谁凌空好大的臆幻之症表露无遗。
       曹谁的凌空好大还可以从其轻慢文学创作、热衷制造文学话题中得以感知。从北寒带诗歌沙龙到“大诗主义”运动，从剧小说运动到通天塔计划（世界诗歌运动），从曹伊之争到校园诗歌运动，曹谁一刻不停地在搞文学活动，故有朋友评价说“他只具备某种现象意义，无文学与价值意义”。曹谁在简介中自称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翻译家，笔者以为改为“文学活动家”则更接近名副其实。
       曹谁在《曹伊之争与文坛十大弊病》一文中还说：新时期我们还要提倡三大文学新体：类型文学、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笔者以为如果这三大文学新体，像曹谁的《昆仑秘史》一样陷入暴力魔幻的路数、携带王权崇拜的糟粕，则十分危险和可怕，所以笔者在这里要再一次郑重提醒曹谁：不扫一室何以扫天下？要想改良中国文学、清扫诗坛垃圾，须先身体力行把“巴别塔尖”和“亚欧非之家”的腐朽思想和垃圾作品清理干净。
       折中划一的理性自负之症。从“大诗学”到“大文学”，从“大抒情”到“大修辞”，从“炮轰”伊沙到“通天塔计划”，曹谁怀抱统一秩序的梦幻，企图构造一个完全由他领导的折中划一的审美秩序,即合一天人、融合古今、合璧东西、随物赋形、和合阴阳、整合音义、人类同源、世界大同（其实后两条是论据，搁在一起并不合适）。曹谁将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结晶，都拼贴在了以曹谁肖像为核心图案的“大诗主义”运动徽章之下，看似句句真理、毋庸置疑，用老百姓的话说：把话的王说下了。其实只要了解中国哲学史和西方现代思想史的人，对其虚张声势的杂糅，并不以为然，因为“大诗主义”，只有方法论上的总体性，没有有别于其它诗派的具体规定性，它的操作性和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更何况塞缪尔·亨廷顿博士在“文明冲突论”中早就断言“世界文明只能建立在多种文明共存的基础之上”，更不要说以不同地域、文化、阶层为背景的个体生命的诗歌。
       折中主义在理论上扬长避短，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捉襟见肘。汉朝史学家司马谈、刘歆在其著述《论六家要旨》和《七略》中就曾希望选取先秦各家优点的办法得到真理或道，他们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然牛体安能马用？其结果变成了许多不同成分调和的大杂烩，若不是研究哲学史的学者提及，我等并不知晓。无独有偶，上个世纪波兰语言学家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创造了一种语言严谨、语音优美的世界语，并一度发起了世界语运动，但世界语后来也并没成为一门有生命力的通用语言。执意重建巴别塔、倡导“大诗主义”的曹谁，东施效颦，其实走的只不过是司马谈、刘歆、柴门霍夫们行不通的老路。“大诗主义”的行不通，还可以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学衡”及三四十年代林语堂，主张“汇通中西，贯通古今”“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最终未能“预流”中得以确证，因为“总想囊括一切，唯我独尊的‘巴别塔’式的‘现代性话语’，其实最不靠谱。”（郜元宝语）
       曹谁在《大诗学》中“非三种诗体及二种诗现象”，继第三代诗人提出Pass北岛之后，又叫嚷着要Pass周佑伦、于坚和余光中，自负地将自己高举的“大诗”确定为“未来千年的诗学方向”，但笔者一直担心这种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全方位规划的自负的审美理性或者说乌托邦诗学工程果真一统天下，可能会导致新的僵化，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格局的形成。笔者担心曹谁所鼓吹的通天塔时代的自由交流，一旦变成定于一尊的“诗学”，并勒令“四方的人都飞卷舌头跟读”（曹谁诗语），那么对文艺界来说，又是一场灾难，历史的教训不是没有，对文学艺术进行整齐划一的规划，其弊端和危害并不比好高骛远的、乌托邦的政治经济规划小。“人类有理性，理性有局限”（波普尔语）“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就的”（哈耶克语），所以面对曹谁自负的审美理性和秩序规划，笔者更想往和赞同兼容并包、多元共生、互相制衡、优胜劣汰的自发秩序。
       逻辑混乱的矛盾粗糙之症。曹谁写诗论和文论，就像写诗歌，具有“跳跃性”，往往一个问题没说清楚，就开始叙说第二个问题。譬如其《大诗主义宣言》第二节大诗文本学：大修辞。文章第一段在说消极修辞，第二段在没有过度的情况下又开始说诗歌的“建筑美”，我不知道“建筑美”与诗歌的修辞有何直接的联系？让笔者匪夷所思的是“建筑美”没有说清楚，他又开始谈论诗歌的语种、韵律和风格。其《大诗学》似乎是东西方美学的学习笔记，每一小节都有若干关键词，譬如第十二节文学运动，一篇只有两千多字的文章就列举了作者群体、文学流派、流派不亡循环往复的嬗变、正与奇、因与革、文与道、雅与俗、人性与神性、自我与理性、模仿与表现、理性与迷狂、颠覆与继承、现代主义、反传统、后现代主义、反中心、互文性、隐文本、民间与学院、融合、大诗主义、自然等22个（对）关键词，让人不忍卒读，感觉曹谁在卖弄学问，而不是做学问。
       曹谁在其《大诗主义宣言》中说，“大诗文本学：大修辞”“大修辞就是消极修辞”，也就是说“大诗主义”追求的是思想明确、词义明确、语言通顺、语言平稳、布局严谨的规范修辞或一般修辞，但在《大诗学》中他又说“在文本中，要用象尽意，要用言尽象，就要用各种各样的修辞，这样才能达到目的”；在曹伊诗战中，他高呼“诗不能到语言为止，诗歌就是隐喻！”“希望大诗的隐喻能够成为治疗诗坛的良方”，我不知道曹谁的“大诗主义”到底主张的是消极修辞，还是积极修辞？
       众所周知，就是因为象征、隐喻、通感、暗示、含混、多义的广泛应运，诗坛才出现了晦涩派的内卷化和意象派的集体碾平，笔者称为隐语写作，而口语诗和后口语诗是对晦涩派和意象派的匡正。曹谁在《“小诗”时代如何才能写出“大诗”》中心忧诗歌的集体碾平和内卷化，请问曹谁：“大诗主义”如何在剿灭口语诗和后口语诗的情况下，通过“隐喻”解决内卷化和集体碾平的问题？
       《大诗主义宣言》第四节中，曹谁宣称“诗永远是一个人的事情”“文学诸体都是特定的生命状态的显现，各自有其妙用”“写诗者必须建立一个完全自我化的独立世界，他可以像哲学家一样表述出来，他也可以只是自己明白”。在《大诗学》中强调“作者不但不能死去，而且应该是中心，即读者可以起来，但作者首先存在”，还说“诗歌本来就是首先拯救自己而作，至于读者接受的程度那不是作者的事，也不是诗歌的事”。但在《曹伊之争与文坛十大弊病》中他又声色俱厉地指责作家“文学方向迷失，不为人民写作！”“不重视读者，只关注自己！”需要说明的是，曹谁的为人民写作本质上是为网民和影民写作，与百年来具有集体性、社会性和民间性的“人民”相去甚远，否则他不会将底层、草根、打工族写作视为“芝麻”，将他们的“热捧”称为“怪现象”。他说“现在的读者都在哪里？他们都在看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影视作品！可以说这些为读者创作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为人民写作！”前言不搭后语，请问曹谁：文学到底是为人生的艺术，还是为网民、影民的写作？
       阴阳易变的人格分裂之症。曹谁认为写作者基本上都是是分裂性性格，“他们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破折号”和“是”不应该同时用）变化”。曹谁认为他有三重性格，故曹谁在文坛和写作中经常给观众和读者耍太极、玩猴变。他在《大诗主义宣言·大诗学解构——第七天毁灭或重生》中说：“我对所谓的政治体、口水诗的批判，也是相对的，他们是一种反面的刺激，新的诗体必然在其中生长，这是那种否定之否定。至于诗坛上的那三种倾向更加有其意义，其中晦涩派对于语言的发展变化毫无疑问是最大的贡献者，独白派（口语诗）是一种瓦解的力量，意象派是一种传承的力量，写诗的人各取所需，只要完全是自己所需要的，只要写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如今我将我在上面建立的规则完全毁灭，就像上帝在世界末日会将这个世界毁灭，因为那些得救的人已经进入天堂。真正的大诗根本不可能有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只是攀登上天堂的天梯，当到达天堂的时候只要发声就是天籁。”话都被曹谁说完了，读到这里你就会有一种我们被曹谁当猴耍了的感觉：原来“大诗主义”只不过是曹谁登堂入室、沽名钓誉的梯子；原来曹谁痛心疾首“非三种诗体及二种诗现象”，只不过是在借文学改良和革命的旗号在博人眼球。
       曹谁在其《大诗主义宣言》中曾说：“女人几乎不会写诗的，像萨福和李清照这样的人就像车祸一样——是一种意外。我是不断对她们失望，一切迹象表明——她们不可能”。他认为女人只适合写散文或当读者。但在2020年12月第十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长安四人行”作品研讨会上，面对西北大学聚光灯下的贾浅浅，曹谁表达了其诗名被父亲贾平凹文名遮蔽的惋惜之情后，评价说“贾浅浅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众多的当代诗人中有辨析度，这是成为一个真正诗人的标志。前不久有个访谈，让我列举80后女诗人，第四个我就想到贾浅浅。她确实是中国十大80后女诗人中的后起之秀，是中国80后的代表诗人之一”。没有一句批评，极尽吹捧之能事，至于《大诗主义宣言》中“女人几乎不会写诗”的男权言论早就选择性抛到爪哇国里去了。时过境迁，在《曹伊之争与文坛十大弊病》中，曹谁猴脸一变接过唐小林的批判，将“浅浅体”与“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平安体”一起鞭笞为“口水诗”，认为他们拉低了中国诗歌的审美。可恶的是，他还义愤填膺地指出：“评论（准确地说应该是批评）缺失，只夸不批！中国当下的研讨会变成表扬会，中国的文学批判变成了歌功颂德”“要做评论家，就不能做好好先生，孔子早就批判‘乡愿，德之贼也’，没有态度的批评家是我们文学的最大毒瘤”。如果此刻将第十届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贾浅浅研讨会上曹谁发言的截图贴过来，曹谁就成了贼喊捉贼。
       不仅如此，曹谁在“第三届博鳌国际诗歌节”发言中，面对全球化浪潮和在座的外国诗人，大力主张“东西方多中心主义的世界主义”，反对文化民族中心主义，但在《曹伊之争与文坛十大弊病》说到中国“诗人使命缺失”时，发出的却是岂甘作西方主流世界的“化外之邦”，“如何重建当年的‘中央之国’”的文化民族中心主义的声音。反复无常，阴阳易变，没有基本的操守和原则，就是曹谁人格分裂在文场的具体表现。
       找错罪魁的自恋失明之症。曹谁在曹伊之争总结报告中将“曹伊之争”自恋地总结为“中国新诗百年道路之争”“中国诗坛‘盘峰论争’以来最大的论争”“21世纪最现代化的论战”。与此同时，他指出：“这次曹伊之争，影响如此之大，这不是中国最大的批评现场吗？除了批评家马知遥外，他们却集体噤声！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写那些不痛不痒的批评，他们在开那些可有可无的会议，他们在评那些无人关注的奖项，许多批评家没有担当起应有的文学批评责任，是造成中国当今文坛困局的罪魁祸首！”其实非也！批评界近年来对“文坛困局”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与批判，笔者认为这里自恋失明的曹谁找错了罪魁、踢错了屁股。
       据笔者所知，进入新世纪以后，批评界就文学发表过多种批评，譬如朱大可的“退化说”、叶匡政的“死亡说”、林贤治的“低度说”、肖鹰的“低谷说”……他们对当下的文坛均予以语重心长的批评；从个案研究方面说，学界有李建军为代表的“酷评”，民间有以唐小林为代表的“草根批评”。故韩少功评价说：当代最好的写作是文学批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还提出过中国文学“垃圾论”。2017年年初，福建师大博导孙绍振在《诗评媒》上刊发《当前新诗的命运问题》，对新诗百年进行过一次反思，指出诗歌远离社会生活、理性思考力衰竭，更加“私密化”“私我化”的病症，开出了化用古典意象“不如归去”的药方；南开大学博导罗振亚在《光明日报》用文学随笔的形式，高呼“非诗伪诗垃圾诗，别再折腾了”。如此看来， 2018年下半年曹谁“炮轰”伊沙，说“中国新诗99%是垃圾，伊沙是垃圾中的垃圾”，只不过是旧话重提、拾人牙慧，只不过之前的教授们对事不对人，更注重学理性辨析，而曹谁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找了伊沙、暴了粗口而已。笔者倡导有理有节的锐语写作、义正词严的争论交锋和知行合一的勇敢探索，但笔者反对缺乏学术论争涵养的语言暴力和意气之争。曹谁因为主流批评界不屑于谈论学理性差、颇有炒作嫌疑的曹伊诗战，就将主流批评界视为“造成中国当今文坛困局的罪魁祸首”，不客观，也缺乏依据。
       也就是在曹伊诗战的前一年，笔者开始撰写文论专著《剑胆诗魂——锐语写作的倡导与实践》，写作躲开网媒呛人的诗战硝烟，倾30年阅读与写作经验，针对当代中国文学“锋消锐损”的现实提出了“钝化论”，以“怒其不诤”“哀其不行”的人文情怀,分析和诊断了文场“说破为浅”“装神弄鬼”“文诡义隐”“缄默阳虚”等病症，进而以“锐语写作”“凸凹分类”“文化民主”“正文救弊”等时代议题为配伍，开出了一剂构建公民表达与公共书写的文化处方。本人认为笔者梳理的“病症”是根性问题，而曹谁列举的“文坛十大弊病”只不过是表象；笔者开出的药方有一定的针对性，而曹谁的药方药不对症，用王朔的话说“用刀猛捅的是纸糊的墙”。笔者和当年的胡适一样，还是想劝曹谁：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为好。
       2017年，曹谁在散文《我的奋斗》开篇，有这样两句反思自己的话：“我感觉我似乎跟我的‘文学初心’若即若离，我多么想让自己安静下来，好好审视自己的创作”。而事实上这篇文章并没有审视自己的创作，只是对自己的文学生涯进行了一次高调的回顾和展播，次年他就“炮轰”伊沙发起曹伊诗战，今年又抛出“文坛十大弊病”、倡导他所谓的“三大主义”。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看样子曹谁还是安静不下来，更不要说审视自己的创作。“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且将《大诗学》中这句《老子》的引言回赠曹谁，以资共勉。
 
 
（作者简介：郭守先，字苏墨，号西海剑客。现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有诗集《天堂之外》、文集《税旅人文》、评论集《士人脉象》、随笔集《鲁院日记》、文论专著《剑胆诗魂》等。作品曾获第四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第三届全国专家博客笔会优秀奖、第二届青海文艺评论奖等，作品入选《开创文艺评论新风——第六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论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