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史与历史境遇中的乡愁

　　近日，有缘读到了江西青年诗人包华其新近出版的诗集《清澈》。诗集为诗人十年间创作的精选，诗风纯净、明朗而洗练，通读之后也能强烈感受到诗人创作心路历程的连贯性与指向性。看到这样一本“清澈”之作，不免想要唠叨几句。

　　这本诗集中，诗人按主题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四个部分，其中有对近代史上湘赣地区革命故事的重写，有对城市底层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坚守与挣扎的素描，当然还有背井离乡的诗人对生活的感悟与对故土、亲人的怀念之作。但如果超越主题层面的分类，从诗歌精神的角度看，我认为整本诗集都是围绕“乡愁”这个诗眼而展开的。而且“乡愁”在这里绝不仅仅指诗人个人意义上对故乡的怀念，更是在个人、生命与历史等多个层面打开的诗意空间。因此，在当代诗写作的整体性经验中，诗人对这一诗歌“母题”的独特诠释也别具意义。在诗集中，背井离乡的诗人无数次回望故乡的方向(《一缕炊烟飘向故乡》《河流》)，在信封上写下故乡的地址(《家书》)。《母亲》《父亲的掌心》《大舅》《五叔》等诗，诗人除了写对父母的深情，还以悲悯之心体会亲人不平凡的生命历程，在简洁的诗行中浓缩了他们的一生，诗歌也因此成为生命史的传记式书写。《粽子》《铁锅》《饭甑》《在红薯面前》等诗是对故乡风物的全面检索与咂摸。

　　“乡愁”刺激着诗人的味蕾。在《味道》一诗中，诗人把故乡比喻为“鱼骨头”：“老家，像一根鱼骨头/卡在我的喉咙里，疼得难以下咽”。这个异常形象而又奇崛的比喻，不仅描绘了诗人面对难以排遣的“乡愁”时极具肉体痛感的体验，而且也部分解释了诗人写作的隐秘出发点。诗人北岛漂泊海外，自陈“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包华其的诗，又何尝不是由“乡愁”而催生，反之诗歌写作又成为排遣、转化“乡愁”的精神力量。“鱼骨头”卡在喉咙，不吐不快，正可看作是诗人写作的精神动力。

　　“乡愁”不仅仅指向个人意义的咏叹，还可能是现代人普遍的生命境遇。在诗集中，诗人把相当多的目光投注到往返城乡的打工者、煤矿工人等人群身上。当代诗歌写作中底层写作、打工写作是不可忽视的一股诗歌潮流。与一般的底层写作不同，诗人在对底层劳动者的书写时也非常自觉地关注到了他们身上的漂泊感。从乡村到城市，每个人都是异乡者。而底层劳动者与家乡之间既彼此撕扯又彼此安慰的血肉联系是诗人独具匠心的发现。《身份》一诗中，诗人用一种轻松幽默的笔调写城市中的“Lucy、Mary、Angel”从北京、上海、广州的写字楼返回家乡，“名字就变成了/周芳、王秀兰、李春花”，而在母亲的嘴中，他们又是“闺女、宝贝、乖孩子”。故乡与异乡，离乡与返乡常常互为镜像，成为这群人颠沛流离的生命倒影。

　　某位历史学家说过一句名言：“往昔乃是异乡”。他提醒着人们历史的幽旷与深邃。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乡愁”当然也包含他在书写革命传奇时对历史的重返与重构。诗人曾长时间在中国近代红色革命史上的名城安源工作与生活。安源对于诗人是异乡，而保有光辉历史的安源对于诗人当时生活的安源也是时间上的异乡。诗人对安源大罢工、安源儿童团等历史事件与故事的回溯，既是赞美与抒情，也是一次次穿越历史时空的乡愁之旅。

　　刘勰说“诗缘情而绮靡”，我想无论是古典诗还是现代诗歌，抒情始终是诗的本分。而刘勰后面还有半句话是“赋体物而浏亮”。对于诗而言，“体物”同样重要。情之流转，需要随物赋形。所以诗歌在抒情之外还应该有更丰富的构成。在这一点上，包华其的诗歌就颇有启示。他在诗歌中不仅写物，而且在抒情诗中积极尝试容纳叙事的因素，比如他对一个个平凡人的关注，就常常截取具有个人痛感的事件来叙述。如果说事件是一个人生命历程的圈圈年轮，那么诗就是生命之树的剖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认为也是包华其诗歌写作最为独特的书写策略与诗歌修辞——拟物。诗人笔下的“小人物”常常被比拟为“物”，或者说人与物常常是同构的。这丝毫不带有不敬的成分，反而通过这种对这种隐秘关联的揭示，诗人让读者看到了小人物艰难、悲苦的命运，也寄予了诗人深切的同情。《进城的西瓜》是首只有三段的短诗，但很能见出作者“拟物”的水平。诗人前两段表面上以拟人化的口吻在写西瓜被进城贩卖的过程，在“烈日下，默默忍受来自顾客的敲打”。最后一段才点醒读者，原来“这些跋山涉水的西瓜和我那些怀揣梦想的工友一样/在一个个集市，一个个工地，忐忑不安/任人挑选/梦想破碎前，我们都是圆满的”。每个进城的西瓜内心都有秘而不宣的“甜蜜”，正如背井离乡的工友，怀揣梦想进城。人与物的巧妙而不违和的对照，蕴含了诗人对工友们生存现状与不可知的命运的深刻共情。诗人没有一味以同情的眼光审视，而是展现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底层工人也自有一段属于自己，或许平凡但不乏惊心动魄的生命史。

　　《贩鱼的女人》中写：“剖开鱼腹，掏空内脏，解剖鱼/就像解剖自己/贩卖鱼/就像贩卖生活”;《年关》中农民工的身体就像工地上的玻璃，“只要轻轻一敲/就会被弄得支离破碎/就会散落在年关的门槛外/回不了家”;《蚯蚓，或者我的打工兄弟》中把工人比喻为“蚯蚓”。“我看见那些民工兄弟/像一条条蚯蚓在城市的路面行走”，他们被生活、工作、城市截断为一条条，心力交瘁，各自奔波;在写父亲时，诗人写道：“父亲是一把好镰啊/在四季的磨砺中把自己磨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薄得真让我心疼”(《磨刀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简洁而直接，仿佛真的如磨刀石在读者的心中猛然擦起火花。很显然，诗人清晰地明白诗歌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虚构。“拟物”不仅是一种诗歌的修辞术，更是独属于诗歌的发明。当诗人发现西瓜与工人命运之间那种微妙的对应，他也就同时建构起生命与世界的独特关系，诗意的齿轮也就开始转动了。

　　在诗集中有一首并不显眼的诗《在一块煤中安顿》，却包含了诗人对自我人生的定位。诗人长期生活与工作在煤炭系统，对煤自然抱有亲密的感情。“我要将此生余下的时光/交给八百米地层深处等待升井的阳光/交给一块煤”。事实上，诗人对煤也从来不吝赞美。诗人在悼念辛勤与执着了大半辈子的“五叔”时，写出“他是我心中的一块好煤”这样的句子。在修饰“温暖”“希望”等美好的词语时，诗人不止一次地使用“成吨的”这样的形容词。也许这种计量单位常常出现在诗人的工作与生活中，从而也不自觉地潜隐于诗人的笔下。

　　当我合上诗集时，“清澈”二字再次映入眼帘。诗集名字的来由，按诗人自己的话说，因为他崇尚与追求“清澈的生活、清澈的品格、清澈的文风”。诗歌如何做到清澈，而又不落于清浅，与自然真切的生命保持同频，的确是一个值得不断追求的写作目标。宋代诗人释文珦有句颇有理趣的诗：“槛前泉数斛，清澈是心源。”相信秉持着“清澈”心性的诗人，能写出更多“清澈”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