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偕诗学散论四题梳理（外二章）

　　在2021年6月至9月的“中国当代诗论十二讲”之后，顾偕连续写下《从看不见中看到》等8篇诗论散篇，随后在22年5至6月写就的4篇诗论，被集束成“当代中国诗学散论四题”。比“十二讲”进一步，它在前面有一个说明意旨的“摘要”，以彰显作者并非随意纠集篇什，而是甚有用心。
　　四文充满启示性观点，首篇探讨诗歌中的情绪、思想以及理想中的诗歌意义，第二篇专论长诗，三、四两篇又再表达对诗歌、诗人的独特规定性、对“伟大”的看法。在“摘要”中，作者挑明为文所针对的是“杂驳而无序的‘狂欢’”，他将探讨诗歌超离小我的新路，并期待“高度风采的回声”，以在精神层面融于社会和时代，融于现在与未来，并使这样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能作出“较有力量的引导”。可见四篇文论是一如既往的顾偕关注点，要探讨诗歌的精神高度。言说展开，是典型的顾偕弥漫式的诗意说理，对核心论题总有多样态的描述，以及令人心中打激灵的命名。
　　“惟有思想的发现才能造就磅礴充沛的天才”。头篇《诗歌审美判断应注重思想的发现》，强调了作者以诗人身份对思想的倚重。而“古怪意象”及后文说的“意象妄想症”将使诗歌失去和谐，但它恰恰是摘要所说的“狂欢”的组成部分。而诗歌“要有凛然可畏的思想风貌”。“境界就是希望”，这说法掷地有声。后文补充说“不怀希望的诗歌是没有信仰的诗歌”，而作者理解的境界，从他接下去的论述中，可以看成是以“思想与哲学”作形象记录这一类诗歌才有望达到的。他认为“真正的诗人不妨是位思想家”，而诗歌看作“是思想体系中分解出的一个优秀单元”。后面他补充，所谓“纯诗”同样也要有思想。
　　“人类情绪史”是作者自造词，他谋求诗歌在与之合作时，提拔此“情绪”超越为思想。
　　诗歌表达情绪，这是有通识的一种诗歌创作功能。情绪向思想超升，如下文所说，去“渲染一种人性神圣的丰富”，作者这种论说富有意义。
　　以下他谈起诗人的素质，灵感问题，提出要“勇于倾注自己献祭般的真诚”，相应地，“所思”乃至“顿悟”应是“气势凌厉”、“超绝”，以期达致作品丰富而“荡气回肠”。诗“切勿受形式的拘制”。诗人应做“诗歌的修正者”，“重组事物的核心”。出色的诗人往往改变人们的既往印象，这是诗人面对历史的作为。诗人“不耽于冥想，又能于极限的冥想中找到殊绝的认识出路。”“沉思是面永远的镜子。”
　　“诗歌的胜利有时就是一种命运的胜利”，再发欲营造广阔遐想空间的铿锵之言，不由人不佩服。从诗歌出发，作者提出“所有的写作应当都是一种归来后的展望”，他厌弃诗意、意象中的虚假，从前辈大师的作品吸取所谓的“超感语言的元语言”，憧憬“完整的精神编年史”、“开阔的完美主义的设计”。诗之船，由此就这样在思想的海洋中坚定远航、迎接新的阳光。
　　
　　《矫矫劲质话长诗》是笔者阅读范围中少见的长诗专论。此篇将论题收缩到具体可感的诗歌体裁的一点上，阅读难度并不因之而有所降低。与以前读过欧阳江河《火星人手记：关于长诗手卷》122段格言体相比，风貌迥异。顾偕的思考成果总是喷涌式地出现，所以他选择长河文体，织体密不透风，而高浓度又观念层出的思辨行文又总是婉曲地表达，“沉忧”、“哀调”、“绝望而又豪迈的充沛的沉迷”、“逝景般的骄傲”一类看似自造词语、甚至“肉体的理解力”这样的奇葩概念闪烁其间，着实也令阅读者目眩神迷。
　　以成句而论，像“沉重的活力引领着优美，使揭示之光照彻了天空，也使苦行者的信念，就此有了诗卷名副其实的重量”。这种诗性散文句式回旋地含着一系列的属性呈现：有活力，而活力是沉重的，其引领的优美构成了揭示，这种揭示触及了苦行者的信念，由此给诗卷——“诗篇”的美化表达带来了重量。换言之：“艺术是一种重新展开生活的机会，而长诗则是永远徘徊在世俗秩序之上最为生动的思想命运故事。”
　　顾偕四十多年的创作中，长诗是主体部分，其创作于2006年的《落基山脉》，可隐见向人类长诗巅峰之一《马楚·比楚高峰》致敬甚至较量的心思。他甚至恍觉：“惟有长诗才能同未来和灵魂交流。”所以，发自积年沉淀的感触自然非同一般。他首先比喻长诗为“心灵与形式的征途”，是“使智性愉悦的凝重坚执的自我呼应”，更是“深刻化开启以悟性为起点的非凡创造的精神幻境”。“智性愉悦”还是指向他一再申说的思想以及由思想而来的乐趣，而有思想的幻景则标明作者心目中漫漫征途上的长诗必当是理性与浪漫的结合。另外，他说到长诗“重新铺开世界情绪永远的起点”，扩充上篇文论所说的“人类情绪史”，自是也就强调了长诗在世界层面的根源意义。而“至烈的奋战”、“禀赋雄健”、“恢弘的穿透力和剖析力”等修饰都提示了他所倾心的长诗的战斗性，尤其体现了其顽强诗风。而长诗又像“由内涵的悲壮所能涌出的颤抖的崇高”，更是体现出了诗者的情感深度。在前人的优秀长诗中，他看到挽歌与英雄诗歌的结合。在情操要求上，他认为长诗是“一种陌生挣扎中的拯救与信仰”，能“让心灵信念免于消极和仇恨”。细节方面，作者提出它“既是思想的坚忍更是自然一直的陪伴”，细致入微的描写功夫需要坚实的思想带引下与境遇融合。
　　与短诗相比，长诗理当“价值与意义更为厚重”，应使人们看到“更多的精神解放”、更“深掘人性”，虽然也不免有“欲望过度的复现”。文章后部，顾偕重提自己旧作中表达过的领略一部长诗要在心理上做好的“三点审视准备”：1、题材开掘后的意象寄寓；2、系统与张力；3、长诗的使命和思想喻示。喷涌式写作难得有了一些绾系。“张力”与“魄力”的区隔是他讨论的重点，也是一般目力所未及处。张力要有控制，即他文章前面所说的“感知的复调始终在以沉着冷静的发现流畅的[地]重奏”，要有“总体情调的自然”。长诗的整体性是一般能想到的，而作者将之提升到“灵魂整合”的精神维度。
　　他对张力的吁求延伸及他对长诗的超高要求，以至说出如下的话：有激情而乏对“现实和历史意识的深虑”的话，“长诗就算在为天地动容的气象上完成好了”，其实质也只是“一种艰苦写作”，而文本“还是未有实现整体寓象的澄澈与通达”。思想领先于激情，贯串了顾偕的长诗理论。
　　雄文将终，顾偕最后说：“长诗通过一些神秘而神圣的行为，仿佛一只在寻找一种更为真实的存在”，“像是注定要有一些至关重要划时代的展示”，作为“梦想创造者”的诗人，会用一部史诗进行“本质与愿望的沟通”，令“终极艺术冲突”“意外达成一种共同消灭死亡的梦想的和解。”他看到长诗“循环的命运”，而“史诗统治一切”则是他本文最后的呐喊。
　　有这样的认识境界、这样的创作渴望，并基于其坚忍的实践既往，怎有理由不让人对顾偕再拿出非凡的“长诗”、“史诗”，抱有较大的期待？
　　
　　《作为诗歌意义最好的真实状况》，题目让人不易把握。文中他说，这种状况“只能经由体悟”而来。文章先给我们描述了一番当前全球从环境到文化的灰败景象。呼喊着哪里有什么“诗歌的传神之词”。在全文后半他相应对过去的“不少传统诗歌”发出微词，认为它们“缺乏较强的感知力，甚至全然丧失通透气息的阐释，”“并非能与深邃思想符合得体”，所以未能成为“强大的先驱”。褒扬诗歌的伟大，小小贬了一下小说，流露作者个性的可爱。他看重诗人会“保持审美反思中的终生竞争”，在含混的真实中做“清新缔造者”。诗人“始终要有一种怀揣光明的敬意，不在乎有无什么身后荣耀的非常明确的创作意义”。
　　而“所有济世诗人最终都会长剑独归来”。“济世诗人”的提法，已超出了艺术范畴，将写诗者归入人类法则建设者的层面。
　　他提出诗性目的是“寻找生命的风骨与灵魂”，伟大诗歌是为了“启智”。因此顾偕提出“自由是诗的本质，”要“走出一切惊人的狭隘”。有趣的是在他厚积的文论里，这样实际也是为当下和今后的诗歌，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创作的“标准”。
　　
　　《诗人要勇当伟大的个人》与上篇一脉相承。所谓诗人要在“自我的精神气象上具有从此而去何时当还的气概”，要有“一往无悔的旷远境界”，“孤绝状态的伟大的抵达”这种评价上的极致，都是上文“长剑独归来”的换言。说出“一个时代修辞的秘密”则对应、延展上文吁请的“传神之词”，“悲壮感慨”的奇句总是超于“浅层的花啼鸟落和月白风洁”之上。诗人“人格的健拔及建瓯泻水般的劲健笔力”，“更为壮阔地站立起来”等则是对论长诗篇有关诗歌战斗性的另一番抒写。他提倡诗人的高贵品质包括“拒绝展览自身创伤”。
　　本文最触目的是作者提出“更丰富的辩证”这一说法，在全篇中多所诠释。他一方面警惕：自我要求“不耽于声色”的“伟大的个人”，“不能“自我膨胀”，“伟大的精神力量”恰恰应是消弭这种不当的。而另一方面，诗人又确实“勿需总是自谦个人是渺小的”。他应当“永远对伟大的概念深信不疑，并愿时刻经受清醒的折磨”，但“能把人们引向大海或天空的，仍会是一些潜沉与矛盾元素中深层的精神冲动”，即便悲伤也可成为“诗中的愉悦”。综合所有，诗人中的高贵者“能把真理说得流畅得体”，“他们的伟大一直在撕裂，同时又在不断复元”，“每次向前行进，均当以清除俗间为最荣光的自我激励。”
　　呼应第一篇里的“境界就是希望”，在这里“伟大的诗人都会通过希望说话”。“伟大”的内涵是文章后部着重探讨的。顾偕认可的伟大“是重振一种诗学系统的信心”等待。却在后面不无惆怅地说：“伟大或许也是茫然的”。仿佛也是种矛盾的修饰辞。正因此，“生命时候必须只能这般无为而更有为。”这种表述与其下的结语“也许湮灭便是最大的升华”，抑或已将“丰富的辨证”推向了远方……
　　“思想巨大的‘平衡力’”、“深刻的平静”、“语言平静中的自信”等，是极研诗——思关系的顾偕一种有进境的说法，思想与哲学在常人眼里似乎总是很难合二而一。由是顾偕这个“散论四题”，开宗明义提出了“思想应是诗歌的理智行为”，文论全部结尾时，就更明确表明“诗歌远非哲学的图解，而是高于哲学的情感与思想的直觉”。论点循环，再次巩固了“思想”在诗歌中的地位。
　　
　　写下再多诗论，顾偕的思维类型依然是诗人式（诗性文论）多于理论家式的，这是阅读他文章很直接的感觉。他的文字条分缕析地搭建了其思想架构，观点随着感悟的荡漾一再于复现中演变，犹如油画之笔，层层涂抹着眼见心想的风光。读者进入其中立即似有目迷五色的感觉袭来。是抽身抑或挺近，只由各凭慧根罢了。笔者力图在引章摘句间寻经按脉，开始就不奢望什么成功，惟望顾氏原文宏旨一二，或能得遇有心人并乐意泳入原作者文章之斑斓大海，若以高妙真能换得心得，小文弃之又有何惜。
　　
　　2022.12.1–4于广州解封时
　　
　　 　　
　　沉思是古今中外哲人的生存样态。在长久的沉静思索中，人的精神方才有望接通寰宇与过往的人文智慧，取得精深与上升进境。
　　顾偕作为以思辨为特征的诗人，在系列感论中除有关于沉思的专述外，在别篇中也时时于之有触及。顾偕行文喜以层垒为特征，如不习惯其语境，善加详读，有可能入宝山而空手回。
　　笔者愿撷取有关段落，分析其如何将沉思放到与各种精神门类的联通中，以彰显其遍在的价值。
　　“诗歌技巧始终只能是最基本的感情抒发手段，在空间想象力面前，惟有沉思是面永远的镜子。（《诗歌审美判断应注重思想的发现》）这是顾偕心目中的高下之分。
　　在写于2021年8月初的《诗人理当沉思》专论中，作者在分析了诗歌的喻体艺术性、诗歌的力量构成等样态后，论及到“沉思”这一关键因素：“如果不是沉思一直在引路，不是神谕始终在向诗人传递着某种评判的基础与标准，甚至不是诗歌自身于超越中包含着更多对事物及经验的理解，人类那些伟大而非凡的诗歌殿堂，这些完全可以说是高度极端个性化的产物，还会有今天这般优秀得错落有致吗！必然的品质造就必然的诗歌，因此从不试图以沉思来作为浮现什么的诗人，他们不可避免触及到的，必定还是一些生活简单的复制与对应：没有更多所谓艺术的差别，更谈不上对未来有任何认知方面的回答。这是一种甘心面对庸俗的相识，无关才华，只有失于崇高的不相匹配和差距的认定。同样，这类诗作屈服于自身的丧志玩物，不再要求抗争与寻找，自是词汇的灵魂，也永无可能会在社会的期望中有多少闪光。”
　　整一个长段中，一开首“沉思”便与“神谕”并提，二者与诗歌自身广博的理解能力是诗歌优秀品质的保证。以下申说的是，沉思使诗人的认识高于一般生活，区别于其他艺术，更重要的是指向未来。对于不甘平庸、玩物丧志，勇于抗争和寻找的诗作者，沉思必不可少。
　　接下去，在引用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所谓“诗歌行为本身是一种神的创造行为幽暗的对等物”后，顾偕写下一大段话：
　　“诗人当沉思,惟有这样,作品在其品质的演化过程,方可辨认出什么才是最为高贵。今日人类的生存环境早已不是世外桃源,诗歌再怎么写,怎样表达和强调,孤独的温度一直在燃烧,这种高级的古老艺术,再能以象征行动推动什么最终发展中的超越,可能这已不是丰富的幻念就可关注的问题,更不会由一些深情的烈火,就能表达出某些力量的寄托。因此无论期待或是回顾，今日诗歌均当在时间的跨度上,在以往的空间修正上,发现和找出更多事物的必然性本质，并让质问与感叹交叠呈现认识的循环结构,以顷刻间凸显的意象,深沉的[地]说出心灵的高峰。”
　　诗歌的幽暗属性推动了他的沉思论。在沉思中书写高贵。作者这里强调了当下的人类生存境遇，提出诗歌处身斑斓的现世，同时又是孤独的。诗的象征特性如果取法于过去，只依赖幻想与深情是难以达成的、无力的。今日诗歌当寻找事物的必然，它需要质问与感叹交叠呈现。两者中后者来自幻想、深情，前一个“质问”当由沉思而来。“说出心灵高峰”，有赖于思与情的通力合作。
　　下一段中以这样的论述开始：“所有的诗歌沉思之作都不会满足于平面的感叹与提问,更不会有繁复表面描绘的到处暖意春光融融。优秀诗歌无疑都是一种深远和深层的写作,它将独立地看待一切现象与问题,以诗性论断幻化出不朽的思想场景;它也不期望读者什么的一概认同,内涵温暖的光芒,似乎自始至终都将比拥有任何承认之类的趣味更为重要。”
　　作者判断“诗歌沉思之作”可以和“优秀诗歌”放在一个平台上讨论。沉思之作不拘泥与平面、表面，不是喜报。优秀诗歌可以作为沉思之诗的另名，它是深和远的；它坚持独立性，不屑于肤浅的“承认”，要创造的是不朽的思想场景，综合言之，这篇论文中“沉思”之诗给读者这样的印象：它处在在神谕的高度；它是高贵的、独立的、指向未来的。在其他论文中，顾偕对“沉思”的描状都不出其右。如：“那些精心制作的分裂的诱惑如此漫长，日常简单的经验情歌乏味地唱了一遍又是一遍，多少又能体现灵魂的勘探?或以抒情与沉思的稳定及其生命哲学的一再揭示，今日多少又能彰显出哪些与未来更好的沟通?”（《欢呼世界诗歌的到来》）
　　本文写于《诗人理当沉思》前十天，此段通过针砭非沉思的作品，渴望深达灵魂之作，先已提出沉思与未来的沟通。
　　“让内心与灵魂在沉思后说话,让拯救的观念在时间长河永久盎然荡漾,且不断为未来的希望下注:不为征服和控制,只为人性最大限度的还能于这星球，光彩的坚持和保留。”（《独立性诗歌的自由寄寓范畴》）沉思的指向未来，未来的什么呢？这里进一步指明，其针对物是“人性”。
　　另在《思想是无声的语言》里，他提出沉思“根在人生”。沉思作为“信念”，以之呼唤出真理和理想世界。
　　诗人要摆出自己的“全部沉思热情,……捍卫住艺术实践中最为高尚的一种尝试,也将以那种可能会有更高思想优势的作为,充分去为时代和世界说明,什么究竟是生命真正的目的!”（《吁请智性诗歌奠基人》）从人性出发，探索生命的目的，这成为沉思深化的动机。现实层面，顾偕直言“世界永远是诗人沉思的对象”（《我们如何能与大师并驾齐驱》）。超出于此，他曾在《并非终曲的形而上学绝望的表达》一文中构拟一种“形而上学的绝望表达”，它主打想象，抵御、征服人类的黑暗与惰性，超越阶段性的衰落。这是一个深奥的课题，而其中心灵的超越，同样也要通过沉思。
　　他提出的“智性诗歌”，有赖于沉思的作为——“除了情怀与品质,不断调节和修正的沉思对完美象征的回应,除了美学法则必然将要发射出的更为灿烂的思想全息投影,今天‘智牲诗歌’献给倾听者的,将是足够精力敞开的对未来无限的眷恋,是无尽开放的所有内心道路唤醒的坚守。”（《吁请智性诗歌奠基人》）这段话语意曲折，但里面提到沉思需要“调节和修正”，其下要表达的是沉思所要回应的是一种思想投影。而智性诗歌则是沉思之诗，它眷恋未来，它唤醒内心开放的道路，并坚守着走下去。
　　顾偕对诗人与沉思的联结要求极高，如（一）在《诗人是人类困境的清道夫》中，他说：“我一直认为但凡沉思型诗人,首先就必须肩负起措词的用意和责任。除了能在自己的作品意识中坚定的[地]树立一种精神榜样,一切信念的激情,同时……在开拓境界上较好地去改变人们的精神环境，从而使得读者更多的能在语言与诗的心灵经历中，意味深长的[地]发现作品惟有始终思想的抵达,方可彻底敞开灵魂美景。”换言之，沉思型诗人要慎重措辞，他要树立榜样、拥有信念的激情。他甚至要致力于在开拓中改变大众的精神环境，让他们意识到是思想在敞开灵魂。
　　（二）在《个人经验以外的抽象体验》中，他这样做出要求：“就诗而言,个人经验应当属于永恒的扭曲镜像。……以抽象体验试着做一名领会一切因素的倾听者,以更深的寓意不妨同时充当一名出色的玄学家,让高贵成为大脑最后保留的领地,并由此凭借卓越的审美价值成就,交织出富有认识尊严的图景”，而接下去关于诗，“想来这便是一种沉思梦境的对应物,是意识意象所能找到的最佳语言归宿。”
　　沉思如下棋的长考，它使思维益发周圆，无限接近令人类倾慕的精神真谛。如棋中有妙手，诗歌也会不时冒出意料之外的奇句，但那也离不开此前的思维积累，历时性的沉思则是让这种积累更丰厚的重要途径。
　　
　　2022.11.26–28广州哪怕庵

　　 　　
　　在十七个月内所见的顾偕28篇约十四万字的诗歌长论中，直接在标题中出现思想的就有《保持改变永远是思想的源泉》、《诗歌审美判断应注重思想的发现》和《思想是无声的语言》三篇。其他文章里对诗歌与思想的密切关系的也须臾不曾轻忽，并就“思想”与艺术其他属性的关系有不少论述。他的真知灼见潜泳于文字之海，在此本着笔者的粗浅认识，愿略作纲要性提点以集中彰显，期盼珠玉不掩光华。
　　如海德格尔言：“一切凝神之思就是诗,而一切诗就是思”（《走向语言之途》），顾偕用“思想宇宙”来极致地形容思想的承载量（《个人经验以外的抽象体验》）。他申言诗歌通过留下思想而产生“信仰之力”：“真诚的诗歌也是任何时代的试金石,它留给尘世的思想由于有着一定的信仰之力,它必然也是广阔的,且于超迈中让后世也应有所敬畏。”（《诗人理当沉思》）他捕捉到思想的“凶险”：“充盈着诗学力量的,历来都是些涵盖了美学风险的丰饶气场。就如惟有时常深入思想的凶险之地,诗歌永恒的力量以其高远的情怀和深刻的批判,才不会湮灭于历史与时代强劲的梳理。”（《吁请智性诗歌奠基人》）
　　“思想”遍照，与各种层面交集，媒介则是诗。
　　1、思想——神性。顾偕将思想与心中的“神”相勾连：“恰当的特异与独立,尤其寓思想于形象之中文情一致的激宕诗篇,包括那些气运非凡的思想的热情,难道不像一种纯粹的神恩之光,以仿佛最终的抚慰和蕴藉的意味,骤然使我们困惑的外在人生,一下就增添了不少诗意而具神性的答案!”（《诗歌教育了谁》）
　　2、思想——高度。从思想论及作品的“高度”，顾偕说：“所有的高度作品,几乎都不会仅是内容上的取胜,而是思想上的有所发现。”
　　3、思想——仁慈。顾偕世界观一个特质是他对“仁慈”这一少有的提法的独特体会。当“思想”遇到“仁慈”时，顾偕提出“深刻的思想从来不会有任何恶意,它既是世界破坏与对抗中的宽容和谅解,同样永远也是对一切黑暗及腐朽势力的坚定拒绝与排斥。”“思想的慈善家会以更高的诗学修养,向人类广布艺术精神理念的。”（《独立性诗歌的自由寄寓范畴》）
　　4、思想——诗意。顾偕从自己所谓“艺术道义”的高度，呼唤人们看到“最根本的思想的诗意”。（《欢呼世界诗歌的到来》）而诗歌的“一切也都是为了确保通往思想更大的自由。（《诗歌从心灵出发》）
　　5、思想——诗人修养。顾偕倡言“有着最深刻思想的诗人才是大诗人”（《言说者要有新的美学维度》；“一如物理中的重力原则,思想就是创作的基本前提”（《高度作品是一种本质的展现与抒情》）；诗人“必须是思想、境界、以及价值观的重新探路者”、是“自信与冷静的思想先驱者”（《诗歌生命永远是场动荡之旅》）、诗人永远是“新思想的缔造者”、“精神放牧者”（《独立性诗歌的只有寄寓范畴》），而“惟思想者的永不失明,方有机会洞察到现实的未来乃至永恒”（《诗人是人类困境的清道夫》）。诗歌则“历来不是狡诈的文本,幸福有时也是不幸的,诗人应在浩漫的思想宇宙之旅中,永远对伟大的概念深信不疑,并愿时刻经受清醒的折磨。”（《诗人要勇当伟大的个人》）
　　“伟大的概念”没有一一列举，但诗人要进入崇高境界，非依傍崇高思想的启示不可，这是明确的。思想来自于“沉思”，这是顾偕再三强调的：“诗人应该是善于沉思的英雄,不被现象局限”（《高度作品是一种本质的展现与抒情》），而“世界永远是诗人沉思的对象”（《我们如何能与大师并驾齐驱》）。
　　6、思想——心灵——自由。即便在以“诗歌从心灵出发”命名的文论中，顾偕依然认为“思想与诗歌从不是种矛盾,人们从诗歌上寻答案,并从中满足更高的一些精神诉求,一切心智范围内广阔的认知,并非就像欣赏波普艺术那么简单。”“文学毕竟是种心灵意图的存在,诗歌则更是一种自由神话及理性高傲形象的象征。它负责必须要在每个时代心灵的大地,甄选出珍贵的思想种子;在现代资源的整体性上,它还将有更高的使命及更多的义务,以自身超验性真理既不把偏见传输给世界,同时也要将人类的崇高性,用诗学实践不极端化地朴实的告诉给各个社会。”“就诗歌而言,一切也都是为了确保通往思想更大的自由。”（《诗歌从心灵出发》）这里的“自由”，显然是对思想的高超驾驭后有之。
　　7、思想——哲学——诗歌。顾偕首肯诗歌高于哲学：“诗歌远非哲学的图解,而是高于哲学的情感与思想的直觉,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审美并无要求一致性,只要是人创造的作品,相信终究都不会有太久的隔绝感,每个时代终将有机会各见其境吧!”（《诗人要勇当伟大的个人》）。
　　他注重诗歌内涵的哲学性，这让他又说出“诗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思想,包括有的诗不妨就拿它当哲学来读。诗人要有跻身思想大师的勇气,永志不忘一名伟大的作家,其生命力就是要凌迈于时间的长河”(《诗歌审美判断应注重思想的发现》)。并在文章的前部说“诗人回答的诸多问题其实也都是哲学问题,只是方式划分不同。哲学是用逻辑链的概念来总结世界历史,而诗歌则是以情绪的接触和改变,进而用思想发展的更新,去渲染一种人性神圣的丰富。”
　　诗性哲学。这是简洁的称呼：“文学是种推想的过程,不同层面的诗歌,同样也留有一定概念上的想象性。因此诗人在挖掘事物中的属性,并将不带偏见地赋予其品质时,一种超然的诗性哲学融合其中,这就需要作品对即将展现的具体语境,加以识别和诠释,最终依靠一些精神线索,让诗歌发挥出思考的思想光彩。”（《诗人理当沉思》）
　　落到具体层面，顾偕认为诗人应当“像思想者那样致力于用感性反映哲学,并将激情和理性统一起来”，而“何时能够形成一种思想气候,何时的中国诗歌,就有了意义的力量。”（《词语不再沉默》）对前“用感性反映哲学”，笔者倒觉得，似乎诗人比思想者更有优势些。
　　8、思想——抽象。思想的抽象属性提升了诗歌的境界：“是用非凡的公正途径以抽象之力就此敞开思想的大门,还是自作聪明一如既往凭藉诸多逃避的理由,总无品质显示的继续‘美好’的[地]隔靴搔痒,我想只要我们都愿环顾下古往今来并未真正远逝的诗歌高山,谁都自当为那些精神标杆依然的存在而深深羞愧！”（《诗人是人类困境的清道夫》）
　　9、思想——意象。意象是诗歌的重要成分，却为思想所统属：“时常在永恒与短暂间远离教条的摆布,以强大思想号令那些具有本质内涵的意象,都来自己的作品中集合,不难看出这需要多大正确的野心才能为。”（《诗人是人类困境的清道夫》）
　　10、思想——想象。对这一诗歌创作的重要抓手，顾偕祝愿：“愿诗人们都能竭力做到明白的深刻,并使想象与思想,共同丰盛而鲜亮永久。”（《言说者要有新的美学维度》）
　　11、思想——推想。后者是前者运行方式的一种：“诗人多探索一下就会多一份梦幻的变奏,以最大的努力释放压力下的彩虹,引导社会多与精神有所关联,让思想的推想呈现出新的理想方向,这其实也是今天的诗人所要为时代展望与预测的一种新的征程。”（《诗人理当沉思》）
　　12、思想——知识。两者的转化是文学的功能。“让思想成为知识,进而演化为具有各类高潮的艺术,只有文学能做到这种结合经验与超验的追求。”（《高度作品是一种本质的展现与抒情》
　　13、思想——艺术。两者要统筹起来：“传统实践告诉我们,每每超越创新,皆是由思想与艺术兼而有之的大胆探索而换取的。”（《诗人是人类困境的清道夫》）
　　14、思想——语言。提升语言地位：“在宏观视域明白语言是发挥思想的手段,而不仅仅再是技巧的工具。”（《并非终曲的形而上学绝望的表达》）
　　15、思想——修辞。在`21年9月写下的《高度作品是一种本质的展现与抒情》一文里，他首先承认“诗人虽是一名修辞专家,但不能忘了他更是一直在用心灵说话。……他应当更多受惠于思想神话的召唤。”而在转年6月写下的《呼吁智性诗歌奠基人》中，他谈及诗歌的寓言性时又提到“修辞专家”：“正像优秀的艺术曾经帮助人类度过了过了许多生活中的不幸那样,以瑰丽而健康的寓言方式使世界不再失去耐心仍能继续向前,这就足以证明诗人不仅是位修辞专家,他实质更还是名决不会袒护任何不公的真正能够对抗一切黑暗的精神领袖。”
　　16、思想——接地气。顾偕诗歌是高蹈型的，他对与之对照的推崇“接地气”的观念有自己的看法：“所谓流行的说法‘接地气’：其实通常仍不过是那种彻头彻尾摆脱不了庸常事物的诱惑,膜拜俗世辉煌,进而再不想费力获取任何高屋建瓴深邃思想的认识。”（《并非终曲的形而上学绝望的表达》）
　　17、思想——长诗。顾偕诗歌创作的重心在长诗，他认识到其中思想的份量：“艺术是一种重新展开生活的机会,而长诗则是永远徘徊在世俗秩序之上最为生动的思想命运故事。”思想给其长篇诗作灌注着真力。
　　在专论三篇中，顾偕对思想有如下集中的阐发：
　　《保持改变永远是思想的源泉》——他提出“真理是严谨而有点刻薄的,诗人一旦能在思想上对其拥着,就必须如捍卫信仰那样,丝毫不能有半点敬重方面的松弛。”“思想的明灯永远是黑暗中的人们永远的特殊需要”；“真正属于思想的东西,永远不会是轻率灵光一闪的激情,它是漫长精神积累爆发的火花,或许一种遥远的现实,一种无穷发展的可能性,今后更需以成熟的简练,来对创造热情中必然富含的悖缪,就此加以精准模型的匡正。”
　　《诗歌审美判断应注重思想的发现》——“思想应是诗歌的理智行为。”“惟有思想的发现才能造就磅礴充沛的天才”。“再怎么求新求变的新诗,贯穿诗中的始终应是思想融化的种子,否则缺失心灵先见的展现及其快乐的形象征服,终究都不过是些原始思维。”“需要诗人们弃绝所有教条的陈述,甚至经过一些魔性穿越来对整体审美对象,进行一场哲学思想方法的深层思考,让美学认识多一层深度与价值的回响,让卓绝的诗歌造诣,同时更富一层思想的凯旋。”诗歌“是思想体系中分解出的一个优秀单元”。“诗人回答的诸多问题其实也都是哲学问题,只是方式划分不同。哲学是用逻辑链的概念来总结世界历史,而诗歌则是以情绪的接触和改变,进而用思想发展的更新,去渲染一种人性神圣的丰富。”“不怀希望的诗歌是没有信仰的诗歌,诗歌最终得胜的依旧是思想,所以说思想才是诗歌真正的命运之神。”“要敦促诗人下笔多要意在笔先,除去熟练掌握幻想的技能,应当更会用思想对抗一切浑噩岁月顽强的到来。”
　　《思想是无声的语言》——“思想有时就如鲜见的空气一样弥漫萦绕在我们周围。”“以思想为世界提供精神的良食美馔,这是我们共同必须做好的奋斗义务,同样还是种时刻都在希望灵魂也少犯错误的巨大责任。”“在我们今天这个仍然必须展望深度与深刻的时代,看来依旧是个亟需恢复思想目标的问题,也更是个艺术是否真有能力拥有主观审美态度的问题。”“准确性的极致,是思想的刻骨铭心,而非那种汇集着人性缺陷的翻奇斗巧,更不是无力于巨大心理能力认识妄谬的狂想及放纵。”“良知的普遍觉醒,思想便是最能体现美丽灵魂的一种。在我们都将老去的那刻，可能也只剩有思想,会在大地默默的灿烂发光。”
　　诗人投身于思想的创作，顾偕对之有甚高的要求、更有殷切的眷恋。长年来，他自己也一直是这么做的。哪怕其诗篇缺少世俗的动人一面，其情怀之邈远，终究使人仰观，且当庆幸这是在进行时中——远未终止的。
　　
　　2022.11.14-17广州哪怕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