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诗集《石虎塘放歌》的豪放特征

　　刘晓东先生1981年参加工作后，一直在江西省交通管理部门从事业务技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工作，并且在石虎塘航电枢纽工程项目建设办公室工作了16年。也许对于石虎塘工程建设怀有强烈的情感，刘晓东先生专门创作了一部诗集，名为《石虎塘放歌》（该诗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他自言未满18岁参加工作就远离故乡远离亲人，由于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来消遣愁思，常常有感而发写些诗歌作品寄托情感，久而久之成为自娱自乐的一种习惯。多年来，他无功利无目的地创作出了几本厚厚的诗集，《石虎塘放歌》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本。
　　翻阅《石虎塘放歌》，我不无欣喜地发现，一个学理科的人，却有不亚于学文科的人的专业才华，字里行间不自觉地践行着诗歌的审美规则，建构起来的意象和意境有着浓厚的个人情趣与深刻的现实意义。
　　总体来讲，刘晓东先生的诗歌属于豪放派类型，诗集中结集起来的旧体诗（格律诗）、词作和新诗（现代诗），体现了“豪放”的人生情趣、美学风格和诗学精神。但刘晓东先生并不是专业的诗人，没有受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他的诗词作品所践行的规则和特点是一种本性使然，是一种连他本人都不是很清楚的写作方法。

　　一 、“豪放”的人生情趣——“儒道互补”、意在现实

　　情趣，即一个人的性情和志趣。南北朝时期，范晔在《后汉书·刘陶传》中以“情”“趣”为根本来品评人物：“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以情趣之旨归来评判文章：“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旨归，文笔之同致也。”
　　中国古代豪放派的名篇佳作，如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多为作者的性情志趣的抒发。刘晓东先生在学习古人的名篇佳作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性情志趣贯穿于写作实践中。
　　作者作为一个建设者、指挥者、参与者和见证者，诗集《石虎塘放歌》是他在“志”（理想）的驱动之下的现实能动表现。具体来讲，既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的刚健精神，也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奉献于社会民生的奉献精神。[①]如格律诗《陪石虎塘工程初设勘察技术人员二首》中工程勘察、设计的描绘：“进场测量踏勘忙，红土情深仔细看。电站蓝图着力绘，山花烂漫焕春光。”“涉水爬山何畏苦，殚精勘设巧筹谋，截江筑坝蓝图绘，建库移村碧树栽。”对勘察人员的仔细、着力、忙碌形象展现无遗，既直观地呈现困难重重、不畏艰险，也讴歌了勘察、设计者们的魄力、劳力和心力。又如格律诗《石虎塘枢纽库区初设勘察感怀二首》,勘察、设计者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孤苦与悲喜，艰辛却乐观也有凸显：“栉风沐雨不言苦，倾汗踏泥也觉甜。月夕霜晨寒暑易，察勘论证汇编全。”“哪堪异地漂离苦，更觉归来梦里香。但见英雄得意客，一人春风好奇扬。何人慨叹寂寥夜，不怅炎凉伴我忘。”再如《赞石虎塘枢纽建设大军进点二首》中的现代诗重现了建设大军的雄壮、豪迈、自信与勇敢：“无须顾盼种种困难缠绕的开局/信心和勇气早已将构想清晰周详/”“开工，就意味着已经起跑/从一开始就要又好又快、争分夺秒/”从中，读者不难感受到诗人的英雄气概：“我要用最富有深情的诗篇/把你勇敢豪迈的形象/写进石虎塘枢纽建设的交响/让古老赣江的美好祝愿、长久企盼/融化你默默征程中所有的艰辛和惆怅/”
　　“‘豪放’美学范畴的根本思想精神，即是儒家和道家两家思想的优势互补、取长补短的历史和合及其意在现实、努力改善社会民生而积极作为（尤其是在实践的意义上）的人生境界。”[②]“儒道互补”、意在现实，在《石虎塘放歌》中表现为诗人崇尚“收”与“放”的人生情趣。“放”是儒家，是积极进取，是意在现实，像“既然石虎塘工程选择了我/我就决不吝啬自己的血汗/我定要用自己的青春年华/竭尽所能实现石虎塘碧波荡漾的理想/……把身体挺立成松/库区才有场面的热烈与繁荣/把身体弯曲成弓/赣江水面才能呈现美丽的彩虹/”(《我自豪，我是一名石虎塘工程建设者》)“放”，理想主义色彩浓郁，高昂、亢奋，像“泱泱集团辟战场，东西两岸彩旗扬。踞滩截流建枢纽，机唱人欢日夜忙。筑大坝，建厂房，长虹一道起赣江。虎塘福地春常在，竖起丰碑百世芳”；（《鹧鸪天•石虎塘枢纽工程二首》）“你那双如炬的眼睛/无时不在传递炽热的深情/你每天看似简单的言行/无时不在诠释信念的坚定。”（《赞石虎塘建设者二首》）“收”是道家，是宁静淡泊，是修养身心。像词作《忆秦娥•漫步泰和赣江岸边》中的英雄伤离别：“倚栏静思伤离别。伤离别，一朝分袂，怎不念切？”虽伤感，但不颓废，诗人通过‘澄江月，河边漫步闲情歇’来消遣。
　　“收”“放”自如在《石虎塘放歌》中有集中彰显：有时需要内心的定力好好把握，譬如“春夏秋冬/有谁愿意在岁月中蹉跎/机会总是公平地对待你我/生活不要在乎诱惑/也不要在乎传说/紧要处自己还得好好把握/”(《生活还得好好把握》）有时是忠诚，譬如“山寒水冷身虽倦，入梦思乡泪有声。自觉华年心不懈，漫天白雪鉴忠忱。”(《石虎塘冬日有感》）有时凭借一身正气的自立精神，譬如“三十六年鏖战，众志御侮成城。军民合力共抗衡，只为河山义正。不必相信神圣，还需自立精神。浩然正气动天旻，今日黄花满径。”（《重庆纪行五首》）大多时候是建设繁忙、专注，无暇顾及忧愁，正如诗人所言：“天公笑我无愁颜，只因筑牢围堰。”
　　诗集《石虎塘放歌》是诗人“豪放”的人生情趣的抒发，是“儒、道互补”、意在现实的积极探索。诗人通过诗词形式记录石虎塘航电枢纽工程建设项目从筹划到竣工全过程。

　　二 、“豪放”的美学风格——刚柔并济、刚健为主

　　如上所述，这种直面现实的性质，导致“豪放”拥有了一种辩证的姿态，从儒道互补和合的视点和基础来看，“豪放”和合为“中和”之美的美学特征。“并在刚柔并济的基础上，因为对社会历史和民生现实的巨大责任感，形成了一种以阳刚之美为主导的‘壮美’美学形态及审美意识”。[③]
　　具体到文艺作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鲜明而强烈的主体性精神特征；盛大而充沛的内在气蕴和外在气势；直抒胸臆、淋漓尽致的表达方式。[④]
　　刘晓东先生鲜明而强烈的主体性精神特征虽以豪放为主体风格，却也不乏清秀婉约之作。就艺术表现而言，常常借鉴了婉约的意境、意象、语词、创作技巧，以婉约中常见的柔美意象和手法，反映时代的风云，抒发个人的壮怀，从而创造了既具有积极昂扬的思想内容又具有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的诗词，令人耳目一新。如《大坝截流书感》：“河变湖，水无边，虎塘变旧颜。首尾看不见，从此年复年。常有客来游，惊赞一湖天。湖边尝湖鲜，喜看鸟翩跹。” 在审美意象上，在描写壮美的场景，塑造崇高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同时，又别具匠心地揉入柔和甜蜜的爱情形象或景物意象，以渲染豪壮的气氛，衬托感慨的情怀。如《船闸与船儿的爱情》《四月里的老松》：“……兴高采烈的船闸敞开巨大的手臂/激动地把船儿拥抱在自己怀里/急急地把大门关紧/热烈地亲吻，尽情地享受欢欣……”“四月里徐徐吹来的阵阵暖风/温暖着这些刚经过严冬的老松/暖风扶起老松难得的情浓/从此老松又有了憧憬翠绿的从容/”此外，作者还注重选用颜色字，通过色彩的错杂交汇表情达意，以婉约之法，入豪放诗词中，可谓以柔济刚，刚健柔胜，颇得美学辩证法之味。如《雨中石虎塘》中的“翠”就具点睛之笔。
　　诗人内在气势的盛大来源于“大我”之“志”与“情”的激发和积累。“所以，孟子又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即是说，‘志’是‘气’的理性内涵，‘气’是‘志’的感性显现……‘气’盛则词豪，‘气’大则词刚。”[⑤]刘晓东先生的诗集《石虎塘放歌》，时空虽有明显界限，但苍穹、旷野、河流、山丘、村庄、城市等背景，在今昔对比中扩大诗词的境界，充实了诗集内涵的深厚性。诗人在自己的抒情世界里，豪情满怀，奋斗的激情高涨。如《石虎塘的春天》：“当欢乐在无眠中穿越时空/当理想在豪情中激越奔涌/草木翩翩，星月无眠/人声机声在两岸之间挽起黎明/人与理想一起/心与风雨并肩/美好的明天不会遥远/石虎塘炽热的爱意飘洒在天上人间/”又如《虎塘新春二首》：“机吼人喧闹虎塘，他乡异地赋华章。青春憧憬诗千首，理想执着写万行。情注拓荒常记起，景随人愿意方长。红心一颗捧双手，风雨彩虹步铿锵。”气势恢弘，境界宏大，张扬了对建设和建设者的歌颂。由“豪”到“放”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内在气势的盛大而充沛要以同样盛大而充沛的外在气势表现出来，并随主体的情感、思想和精神需要而婉转自如，乃至淋漓尽致。同时，“挽起黎明”“闹虎塘”“赋华章”“步铿锵”表明“放”不是一泻无余和毫无节制的，是攻艰克难，恰到好处的。
　　豪放派诗人感情充沛，主观色彩比较浓郁，多以直抒胸臆的方法抒发情感，即使写景状物， 诗人的一腔激情也多半折射在景物之上，即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例如“碧水荡舟舟缓缓，心潮逐浪浪悠悠。”“人世沧桑何所虑，蓝天碧水最流年。”“碧水荡舟舟戏水，心潮逐浪浪连天。”（《游南车水库三首》）意到笔随，无遮无拦，豪迈奔腾的气势溢于言表，有着鲜明的豪放的艺术风貌。由于表达主体的气是阳刚的，豪放与婉约是表达上的刚柔结合，总体来讲，呈现的美学风格是刚健的。
　　刚柔并济的辩证法境界，通过“豪放”这种表达方式也可以很好地体现。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认为，“回荡的”（豪放）的表情法是兼有“奔迸的”（偏于刚）和“蕴藉的”（偏于柔）两者之长，而避免了两者之弊。[⑥]

　　三、 “豪放”的诗学精神——诗可以“怨”

　　“‘豪放’的核心内涵是‘不受约束’它在社会礼法、技艺表达和文学艺术表达三个层次上展开并得到体现，而从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看来，‘豪放’作为一种美学范畴，主要是在诗歌的领域之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的。”[⑦]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诗学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尚书•舜典》）的传统。儒家重视“诗言志”的传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周礼的一部分，是从政之人必备的重要素养。以至于孔子对自己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明确指出诗教的四大主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诗可以“怨”，“怨”的内容居于首位的是对政事的讽喻，其次是后来范围扩大了的一切不平之“怨”，其实就是感情的郁积与抒发。[⑧]钱钟书在《诗可以怨》一文中对诗“可以怨”的传统作了清晰而详实的梳理。[⑨]应该说，沿着孔子诗“可以怨”的传统继承而来的，在中国诗歌史上，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占据着最高位置。“虽然历代对于怨抑之词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诗歌的领域里，其地位简直不可动摇——这是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创作实践及其成就而言的，因为诗‘可以怨’的精神，最终发展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民族忧患意识，并深切地反映到文学中来，从而在本质上提高了文学的品位、气象和境界。”[⑩]
　　实际上，诗歌中“怨”的实质是诗人关注现实世界的一种体现和情感抒发，“凡是诗歌作品中出现‘怨’品的作品，都是他们关注现实、深切理解和领悟人生、生活及家国命运前途的真实显现，‘豪放’词之所以能够突破‘婉约’词香艳缠绵的传统，也不仅仅是题材和风格上的突破而已，关键是这种面向现实人生的态度的问题。”[11]“诗歌中‘怨’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一种“怨”的精神，接触现实、关注现实、要想改造现实的精神，一种革新创造的精神，这种精神具有文化的高度，并不是单纯用心于文学技巧就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12]
　　《石虎塘放歌》以史学家的眼光记载石虎塘航电枢纽从勘探、设计到建设、通航全过程。整本诗集除了严格按照韵律的规则来构建古体诗词、现代诗的节奏美和韵律美外，诗人没有特别用心去做技巧上的雕琢，流露更多的是自然流畅、朗朗上口的痛快酣畅的现实表达和情绪抒发。绝大多数诗篇展现了勘探者、设计者、建设者的日夜奋力拼搏场面，为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顾大家的劳动者和建设者立传著诗。诗人作为一个参与者、见证者、建设者和指挥者，内心的真情实感以喷薄之势付诸笔端，行至何处，目之所及都化作诗歌。因此，《石虎塘放歌》几乎每一首诗都形成一股合力，汇聚成关注建设、体恤建设、关爱建设的深情倾诉，对自然与改造自然充满神圣的敬畏感和独特的审美感。所以，读刘晓东先生的诗，会与参与建设的每一个物件物我相融，会同参与建设的每一个建设者们的劳心劳力感同身受，会被每一个设区市流经的河流、湖泊、村庄、路径、树木和丘陵所吸引并感染。
　　不难看出，《石虎塘放歌》的现实表达和深情歌颂一方面源于诗人多年来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情绪郁积和抒发，另一方面源于诗人作为一个港航工作者对工作开拓的艰辛、建设的艰难和成功的不易的深切理解、熟悉和体悟，字里行间力透字背彰显的是决心、勇气、魄力和激情。可以说，《石虎塘放歌》是刘晓东先生热爱自然、改造自然的民族忧患意识的文字表达，是继承了自孔子以来儒家倡导的诗“可以怨”的传统，是一种具有文化高度的“怨”的诗学境界和审美豪放的诗学精神。
 

　　[①] 参见于永森：《论豪放》，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107-108页，2010年4月20日。

　　[②] 于永森：《论豪放》，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108页，2010年4月20日。

　　[③] 于永森：《论豪放》，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119页，2010年4月20日。

　　[④] 参见于永森：《论豪放》，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185页，2010年4月20日。

　　[⑤] 田耕滋：《词分豪放与婉约的诗学意义》，《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6月第20期第2卷（总52期。）

　　[⑥] 转引自于永森：《论豪放》，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123-124页，2010年4月20日。

　　[⑦] 于永森：《论豪放》，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124页，2010年4月20日。

　　[⑧] 参见于永森：《论豪放》，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125页，2010年4月20日。

　　[⑨]钱钟书：《钱钟书散文》，第31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⑩] 于永森：《论豪放》，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125页，2010年4月20日。

　　[11] 于永森：《论豪放》，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126页，2010年4月20日。

　　[1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