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凤：女性诗歌话语空间的自我建构与拓展

　　中国女诗人的创作一直“巾帼不让须眉”，从古代的蔡文姬、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柳如是到现当代的林徽因、陈敬容、舒婷，都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以女诗人的独特视角书写其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为诗歌史贡献了不少杰出的诗篇。但“女性诗歌”的历史却并不久，其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等女诗人掀起的“黑色旋风”掀开了“女性诗歌”的发展帷幕，并将“女性诗歌”写作推向一个新阶段。她们凸显女性意识，高举女性意识的大旗穿行于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然而即便如此，由于男权话语占据主导，女性的声音依然是微弱的，女诗人一直处在男权话语控制下，“诗歌选本”的编选便体现出男权话语的主导性与女诗人“被看”、“被选”的命运。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有关中国诗歌的选本浩如烟海，但这些选本大都为男性主编、编辑所编选，真正由女诗人自己编选的“女诗人诗选”凤毛麟角，女诗人及其作品大都处在被男诗人、男编辑的“被看”、“被选”之下，少数由女诗人编选的选本如《女子诗报年鉴》并非正式出版而一直属于民间印刷状态，常由于经费问题、出版问题等被搁浅。在这种语境下，由女诗人自己编选并正式出版的年度选本《中国女诗人诗选》浮出历史地表便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如何光顺在评价“2017年卷”时指出其“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它是中国女性主义的自觉与实践，体现着编选者明确的意图和诗歌理念”，“2018年卷”同样秉承了这种“明确的意图”和“诗歌理念”，在诗学和美学追求上一脉相承，共同呈现出新时代女性对女性诗歌话语空间与多元化话语策略的自觉建构以及女性诗歌经典化和进入文学史的努力。

　　首先，《中国女诗人诗选》呈现出女诗人对女性话语空间的自觉开辟与建构。长期以来，女性是一个如大卫·宁所言的“被压制了声音的群体”，常处于“失语”和“缺席”的境地，因而英国女作家维尼亚·伍尔芙发出呼号：“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屋!”海男、施施然等女诗人正是在伍尔夫的呼声启发下萌发编选《中国女诗人诗选》的想法，施施然在“2018年卷”序言中反复引用伍尔芙的话强调女诗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她为女诗人所找到的“一间自己的屋”便是《中国女诗人诗选》，她与海男成为其主编。这个年度选本力求女诗人编、女诗人选，以“女性力量、专业眼光、当代气象”为编选诗歌的标准，其诞生与延续为女性诗人们搭建了一间独属于她们自己的房子，一个展示女性诗歌魅力并不断发展的诗歌平台，成为女性诗歌发展的坚强后盾。这个选本成为优秀女诗人和优秀女性诗歌的集合地，每年一本的编选就如每年一次的诗歌展览或“诗歌大阅兵”，集体向诗歌界及读者展现出女性诗歌发展的新成就与创作新动向、新轨迹，为女性诗歌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健康而良性的平台，真正成为女诗人“自己的屋”，显示了女诗人自觉开辟与建构女性话语空间的勇气与努力。

　　其次，《中国女诗人诗选》为女性诗歌的经典化和进入文学史从而与男诗人“分庭抗礼”提供了契机。陈思和曾指出：“现在是选本世界”，选本是经过遴选而保存诗歌的重要文献，可以提升诗歌的“二次传播”效能，在促进诗歌传播、促成诗歌经典化、呈现诗歌发展轨迹等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女诗人诗选》一年一本的编选具有“编年史”的意义，迄今已编选两期，每一期都编选当年最具代表性的好诗。《中国女诗人诗选·2017年卷》集中展示了92位活跃在当代诗坛的前沿女诗人的400余首诗作，入选者有王小妮、春树、李南、海男、蓝蓝、娜夜、池凌云、潇潇、安琪、颜艾琳、施施然、金铃子、冯娜等;《中国女诗人诗选·2018年卷》则展示了97位“中国极具创造力”的女诗人的作品，如傅天琳、李琦、海男、李南、娜夜、荣荣、蓝蓝、杜涯、潇潇、池凌云、郑小琼、安琪等。这些诗人既有当代诗坛的中坚力量，亦有势头迅猛的新诗人，但编选原则只有一个，即“不论社会关系，只让‘好诗呈现’”。这种编选体例与标准无疑为女性诗歌的经典化及进入文学史提供了平台与渠道，是对女性诗歌话语空间的一种历史化拓展与经典化建构。

　　此外，《中国女诗人诗选》还体现出女性话语的多元化建构。选本中的作品既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女性本位特色，呈现出女性浪漫婉约、柔弱温婉的女性诗歌特质，亦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性别意识，呈现出开阔大气的新时代女性特质，两种特点交相辉映，拓展了女性话语空间。从《中国女诗人诗选》所编选的作品看，有些诗立足于女性本位角色，坚守着女性温柔、细腻、贤淑、婉约的特质，以女性自己独特的视角观看世界，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如傅天琳的《赴一座古城的约会》一诗中构筑了一个由“桃红柳绿”、“楼台亭阁”、诗、毛笔、竹简、琴声、白鹭、佳人构筑的古典意境，呈现出的浪漫、朦胧、雅致显然是女诗人无比柔婉内心世界的折射。荣荣的《镜中》、段若兮的《一生为你下厨到老》、蓝紫的《与君别》、舒羽的《如是水晶》、颜艾琳的《纯洁之泪——香水百合》《云水谣组曲》、夏午的《明月书》、冯娜的《你的手》、施施然的《想和你在爱琴海看落日》、宇舒的《说给你听》、扶桑的《泪房子》、紫鹃的《且慢且行》、金铃子的《只有》、胡茗茗的《你是我的芳邻》等诗都呈现出女性生命特有的柔婉含蓄、敏感细腻的独特体验，浸透着女性的阴柔之美和极为本色的女性体验。而更多的女诗人已逐渐摆脱性别对创作的纠缠，她们主张淡化性别意识，由女性的“个”与“类”提升至“人”与“人类”的层面。如阿毛是一个具有哲学背景的女诗人，她在诗中善于将诗与哲学进行天衣无缝的粘合，如入选“2018年卷”的《冬天的婚姻生活》一诗呈现出诗人对进入“冬天”的“婚姻生活”的体悟，“冬天”一语三关，既是现实的冬天，亦是人生的冬天，亦是婚姻的冬天，整首诗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颇为简单，仅寥寥数语，但一句“看见梦中的自己/不停地织毛衣//他拉着线头/不停地旋转”已将婚姻生活中的关系本质揭露得透彻入微;晓音的诗《刀起的目的就是为了落下》揭露了人的存在其实就如尘土“每一次的扬起都是在期待/新一轮的践踏”，对人的存在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探寻;娜夜在《读卡夫卡》中对于人性深处“精神监狱”的解析、蓝蓝在《一切都是节奏》中对宇宙中“节奏”的把握与揭示、宇向在《每一个真正的人》中对如何成为“真正的人”的追索与思考，在《分类法》中对人类世界无处不在的“分类”现象的思考，都脱却了女性诗歌的温柔细腻、婉约缠绵，不再是女性的低吟浅唱，字里行间几乎看不出女性的任何痕迹，而拥有一种“一种超越性别关照人类俯仰宇宙的理性气度”，对人性、命运进行思考，充满理性哲思。正如郁葱所指出的，当代女诗人“把自己的诗歌触角伸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脆弱敏感的个人情感中摆脱出来，激活了她们更加充盈的丰富的诗意，轻盈通透中有了更多的坚韧与大气”;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诗人刘向东则认为这些女诗人“向外关注生存与社会进步，向内关注自我成长，成就了历史的身体与个人的身体在个人与精神层面的突围”，确实，这是当下女性诗歌发展的新路向，构筑了“女性”诗歌的另一重面貌。《中国女诗人诗选》所折射的多元化女性话语其实是中国当代女诗人精神向度的呈现，是对女性话语空间的一种新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女诗人诗选》虽然是女诗人自己编选的选本，在选本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上是毋庸置疑的，但无法否认的是它依然是以“女诗人”命名，而真正优秀的诗歌是不分性别的，正如埃莱娜·西苏所指出的：“人类的心脏是没有性别的，男人胸膛中的心灵与女人胸膛中的心灵以同样的方式感受世界”，张洁也曾界定女性：“女性不是性，而是人。”因此，女诗人如何在写作时“把性别抛掉”，不再去想“我是女人还是男人”，而着眼于“人”和“人类”，将视角对准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人类，并由女性情感生活的倾吐上升到人类终极命运的思索与领悟，由女性生命体验的强化上升到女性生命体验的超越，以女性特有的生命经验与男性经验共同构筑人类文化和新的诗歌审美体系，或许是新时代女性更应树立的写作意识与诗歌理念。正如晓音曾指出的，“我不希望我以一个女性”出现在诗坛，“作为一个诗人，我思索的对象已经超越了整个人类和整个人类所既定的秩序，面对着一个博大无比的宇宙帝国，用笔与之对话”。惟其如此，诗歌写作的女性解放才会真正付诸现实，女性“被看”的命运与位置才会被彻底改变。对此，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温远辉犀利地指出：“当你们觉得有一天没有必要编选女性诗集，那就是真正祝贺你们的时候。”确实，《中国女诗人诗选》的编选是女性意识发展到一定时期女性建构自身话语的探索与努力，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历史价值，但最成功的女性诗歌恰恰是突破“女性”囿限超越性别之界的人类书写，女诗人的创作要抵达这一境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正如伍尔夫说的：“我们得自己走”，因此，女性诗歌发展的未来道路依然充满艰辛。相信中国女诗人和女性诗歌在《中国女诗人诗选》的平台上能走出更矫健的步伐，开辟更广阔的诗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