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诗人面对面作品——雨田
2017-12-28 作者： | 来源： | 阅读： 次
雨田，当代大陆先锋诗人，1956年生。7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主要在《人民文学》、《当代》、《诗刊》、《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曾获台湾创世纪40年诗歌奖、四川文学奖等，代表作有《麦地》（长诗）、《国家的阴影》（组诗）等，部分诗作译成英、法、日、德多国文字。已出版诗集《雪地中的回忆》、《雨田长诗选集》、《乌鸦帝国》等六部诗集。现居四川绵阳。
诗人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必要性
--当代诗人雨田访谈
时间：2016年6月9日下午
地点：绵阳李杜祠
张修林：青年诗歌评论家
雨田：当代诗人
张修林：雨田兄你好，我们今天来一个关于诗歌的访谈，我访你谈。我随便访，你认真谈；我大胆问，你谨慎答。这些年来关于诗歌的访谈，我们看到的，其实已经够多了，我想知道你对此有什么印象或者看法？
雨田：我两兄弟是老哥们，在新诗百年谈关于诗歌的话题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两个把诗歌当成信仰的人，不谈诗歌那谈什么呢？什么是好诗，什么是不好的诗没有固定的标准。热爱诗歌几十年了，但我个人觉得好诗除了语言、意象独特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揭示诗人自己自由、独立的生命体验与精神。现在的访谈的确太多，要见到一篇有深度的关于诗歌的访谈确实太难。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政治、社会的环境怎样怎样的，而是我们诗人的思考或思想能力出了问题。
张修林：刚才你谈了对诗歌访谈的一些看法，我在想，我们的这次访谈会落入俗套吗？会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吗？不知道你对我们的这次访谈，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期待？
雨田：当下诗歌的生态，我们作为诗歌的坚守者如何正确地看诗这些年诗歌的边缘化，这就是你我在写作、思考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诗歌的边缘化，本身就是常态。这么多年，我知道诗人们的心态难以捉摸，要么有的过于自卑，要么有的过于自负，而能以一种冷静的心态去反思写作的诗人的确不多。很多诗人爱走极端，要么热衷于炫耀知识的堆砌，或钟爱情感的宣泄。怎样让想象力和思想性对接，怎样让现实性与历史感相结合，这些东西才是值得诗人去思考的。我不知道这次访谈的效果会怎样，但我始终相信这点，无论你是写诗歌，小说或散文，没有尊严的写作，你的作品再多都不会让人产生敬意的，尊严的写作是诗人的本性。
张修林：我们还是先从诗歌与个体的关系方面谈起吧。你从年轻时就开始写诗，持续写到60岁的今天，诗歌怎样影响了你的人生格局？你自己创造了一个怎样的诗歌世界？
雨田：我是七十年代初自卑地怀着悲伤开始写诗的，真正进行反思是在八十年代出现以北岛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前一、二年期间，主要是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控诉与反思，几乎与变幻后的时代一起站在某个制高点，缓慢地在诗歌里复活。也许是在刚刚经历过的苦难的刺激下，我的《雪日》、《黑风流浪者》等作品便有了历史的厚重感，对准时代的灾难和痛苦进行反思和思想上的反抗。诗歌对我的影响就是在物质横溢、毫无精神追求的时代，我作为人的品质与作为诗人的骨气没有改变。我是一个悲剧性十足的人，母亲生下我时就挨饿，该上学时无书可读，少年时代偷着看文学作品、朗诵外国诗歌遭批判……。也许我是悲剧性人物的原因，我的许多诗歌有着浓烈的苦难和悲剧性的色彩。包括最近《作品》刊载我1988年底写的长诗《麦地》手稿，也能说明这一切。
张修林：你的这个诗歌世界，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其他生命个体，有什么意义吗？对整个世界的其他生命个体，又有什么意义呢？
雨田：悲剧性浓烈的诗歌可以刺激人们的神经，优秀的诗人应该是这个社会的良知。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当下诗歌写作上出现的许多问题，比如写作思想匮乏，比如盲目的追求新奇甚至炒作，似乎都跟这个特定的时代有关，功利、浮躁的现象，其实就是背离诗歌的本质。我的诗歌世界是世界诗歌的一棵小草或一滴水，其意义在于我的诗歌所表达情感是真实的，是我思想和精神的呈现，其他人是无法代替的。
张修林：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若干年后，如果有人读到你的诗歌，他会有什么反应和感觉？你的这个诗歌世界，对他们的意义何在？
雨田：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真正的诗人应该有历史感和使命感，这也是我几十年坚持诗歌写作的一贯主张。不过，我要给你说句实话，只要人类有汉语诗歌存在，我的诗歌就会有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你也知道，我的不少作品里有我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体制的担忧，因为无情的现实给我们留下的疼痛太多了。
张修林：那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人们创造的诗歌世界，对后代的生命个体，会有什么样普遍的意义呢？
雨田：我十多年前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能留下来的不是高楼大厦，也不是经济增长率，而是这个国家、地方的文化，从古到今，中国都是诗歌大国，我相信我们的诗歌会对后代的生命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这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远大意义。这不是别的什么，好的、有生命力的诗歌本身就记录了历史的。
张修林：人们常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比魔幻还魔幻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应该能涌现出非常多的伟大诗人。为什么我们却连一个稍微伟大一点儿的诗人，也看不到呢？
雨田：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中国诗歌都是在往好的方面发展。一个时代要出现伟大的诗人谈何容易，前面我已说过，诗坛的问题很多，诗人追求功利，浮躁。要改变这种格局，必须清除政治、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负载，让意义上的诗人去写自己特殊的、独立的自由的生命状态，写现实里个人不得不经受苦难的疼痛的命运。你我都明白，诗歌是语言的精华，是情感的艺术，她的功能就是有感而发，只有写出打动自己的诗歌，才可能去打动别人。许多写诗的人都清楚这点，但就是在这个比魔幻还魔幻的时代，功利的，浮躁的写作与诗歌的本质相对抗，其实这是诗歌生态失调的现象。说重一点，就是诗人自己在摧毁诗歌的堡垒，扼杀其诗人的精神生命，你说在这样生态的环境里还能涌现出伟大的诗人吗？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时代，真正的诗人只有与现实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有时甚至不乏以旁观者的心态切入，准确地抓住时代的脉搏，让我们的写作远离功利，远离浮躁，把接地气落实到实处，用诗歌的灵魂发出独特的声音。
张修林：把文学分为体制和民间，把诗歌分为体制诗歌和民间诗歌，已经有很多年了。体制文学和体制诗歌模式，是从苏联传过来的，从人类的历史和现在来看，其非常特殊。你认为体制诗歌，对整个社会，而不是对体制而言，有意义吗？有什么意义呢？
雨田：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什么体制，什么民间，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无论你是体制或民间，关键是你的写作是否保持精神的独立。在诗歌界几十年，结识过许多形形色色的诗人。这些诗人中，有的紧跟形势，直接拥抱时代，希望能与时代彻底融为一体，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你说能写出有思想深度，有精神高度的作品吗？与时代同行，这当然必要，但我们不能完全跟在时代后面走，时代需要什么，我们就以迎合的心态来写什么，这样只会丧失我们的写作立场。我认为真正的诗人是精神独立的坚守者，他的写作应该回到内心，必须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必要时甚至可以与时代脱节，或者反抗所处的时代，和时代对决，这样才有可让自己更清醒地认知时代，把握现实，超越自我。这些年来，我在很多诗人的作品里，经常读到不痛不痒的抒情，读到滑稽无聊的叙事，整体上充斥着一种文字游戏和麻木感，他们看似也在表达自我或倾诉内心，但认真分析起来，你会觉得其作品显得太假大空。对整个社会而言，有生命力的诗歌能惊醒世人，促使社会的进步。
张修林：现在的体制文学刊物，已经没有多少人自愿订阅了，很多刊物的印数也就几百册，基本上用于体制内强制性订阅和互相交换，诗刊更是如此。为什么体制诗歌会如此急剧边缘化？花费了纳税人那么多钱养起来的文学和诗歌的官员和编辑，为什么这样虚弱、不堪一击？
雨田：你说的体制文学刊物自愿订阅，每期印数几百册的文学刊物当然有，但只是少数。由于网络，微信等新载体的出现，对文学刊物的冲击很大，很多人不去读纸制刊物，这也是事实。如何正确看诗歌的边缘化，这才是作为诗人在写作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诗歌的边缘化本身就是常态。作为诗人，我们还是应该在保持良好创作心态的同时，反思我们的写作本身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只有不断的反思与内省，我们才可能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找到突破障碍的出路。当下诗歌的边缘化，这种原因也是存在的：诗歌刊物大量涌现，各种奖项繁多，表面上看似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实际上诗坛困惑重重。当然，我们一些文学，诗歌刊物的主编、编辑的确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立文学江湖山头，拉诗歌小圈子等等……。我说，这样搞下去诗坛不虚弱才怪呢。
张修林：对于我们这两代，甚至几代诗人而言，未来的诗歌史，是体制诗歌史还是民间诗歌史？或者说，未来的人，会怎样认识和评价现在的体制诗歌和民间诗歌？
雨田：这个诗歌史看谁来写，这个很重要。如果体制人来写肯定就是体制诗歌史，民间人来写肯定就是民间诗歌史。十多年前，我和70后诗人白鹤林、范倍有个对话，当时我就说好诗在民间嘛。现在有不少体制诗人，因为著作等身，频频获奖，声誉日显，继尔幻想成为大师或靠近大师，那种优越感，让他们的写作表现为是成功者，其实他们的写作没有深入内心，在现实面前是非常脆弱的。民间诗人还要修炼，才有可能写出能经得起时间、历史检验的作品。不然，怎么对得起未来和未来的人呢?
张修林：我们知道，每个时代、时期或者说朝代的诗歌，其特征，总是不同的。你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诗歌，有什么看法？它有什么样的区别于历史的一些特征？
雨田：应该这样跟你说，1949年以后17年里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什么好的诗歌，那时的大陆只能有一种声音，这些你是懂得的。不过台湾出现一批优秀的诗人，如洛夫、商禽、痖弦、罗门、张默等都写不少的好诗。那个时期，大陆能写出好诗的诗人都成了右派、专政对象，而台湾人的艺术境界和精神尺度更为自由一些。
张修林：为什么导致了这样的一些不一样的特征？你觉得其深层次因素有哪些？
雨田：由于某种原因的存在，大陆当时的诗歌是模式化的，准确的说是非诗的文字垃圾。而台湾诗人的诗歌更多的是来自他们的内心，当然也包括他们各有自的乡愁。我觉得其深层次的因素还是两岸对文化的认知度不一样，当时，大陆到处都在破坏文化，而台湾却在传承、巩固文化。
张修林：这些深层次因素，对诗歌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那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雨田：用两个字来形容：迷茫。就是让许多人在大事大非面前分辨不清，失去判断的能力。
张修林：你对中国的诗歌，后面几年，或者二十年，有什么预测或展望吗？
雨田：这个不球好预测的，也难展望，但我还是要说，在这个龙蛇混杂的现实社会，诗人与时代应该保持距离，保持距离的必要性值得我们去深思，只有这样才会更适合当下诗歌发展的环境。但无论发何，作为诗人你必须要坚守自己的写作立场，否则你就不是一个意义上的诗人，而只是一个写诗的人。
评论
日常生活的崇高：雨田诗歌中的自我、无意识和自性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冯强
我曾以美国政治理论家斯蒂芬·K.怀特提出的“日常生活的崇高（sublime of everyday life）”概念分析诗人刘春诗歌呈现的政治意识和美学反思，这一反思避开了传统意义上总是同宏大、浩瀚和强力这些能代表或激发无限感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崇高，而以日常生活的崇高朝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偶然性开放，“开放”意味着“积极拥抱作为人类有限性之镜的偶然性”，日常生活合理性的计划之扰乱或打断不再仅仅被视为障碍，而是一种善意的提示，用以“培育日常生活断裂和挫折经验带来的崇高痛苦”，这样一种气质可以帮助我们日常生活中更加容忍和谦逊。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本体崇高，而是讶异于他者所生发的、理性的“微妙崇高（a quieter sublime）”，更多与日常生活经验中自我有限性相关。这一概念可以抵制充斥各种意识形态谎言的虚假崇高（false sublime），致力于培育建基于平等和民主精神之上的日常生活的真正崇高（authentic sublime），以后者分叉和出轨前者，并为趋于热寂的惰性而封闭的社会系统寻得新的负熵。中国诗人于坚也曾区分与“观念的神性”相对的“日常生活的神性”：“中国传统的神性不是外在的东西，它是先验的，存在于世界之中的。神性、诗意是先验的，在语言之前就存在，诗人只不过将它说出来而已”，因此，可以说，“日常生活的崇高”这一概念可以具备政治和美学的双重属性，它既可以呈现为一个具体的美学意象，也可以成为改变自我和生活的一种日常政治方法，能够和解浪漫主义以来直至先锋派诗歌一直在寻求解决的一个悖论,即诗歌与生活之间的非关联性，在我看来具有很大的诗学潜力，因此这次仍然沿用这个主题，借用荣格的人格化理论探讨雨田的诗歌，以此挖掘雨田诗歌中的日常生活崇高，但与分析刘春诗歌的当下取向不同，这次着重分析日常生活崇高中的历史取向。
与佛洛伊德不同，荣格认为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能够压抑自己的欲望，而是要去发现那些在自我中还没有诞生的东西，一个活生生的“第三者”，即自性（Self），自性是意识自我（ego）和无意识（unconsciousness）之间的张力（同时包括二者），这一张力构成心灵的中心，它在对立的两种能量间自由运动，超越并整合二者，其目标在于心灵的完整性，这一整合机制一旦有方向、有秩序地运行，就被荣格称为“人格化”(individuation，又有“自性化”、“个体化”和“个性化”等译法，我取“格物”、“物格”（穷究）兼取通常意义上“人格”（整全）之意译为“人格化”)。自性比自我更加核心，因为它较可以被个人直接感知的自我更有整体性（individuation原意不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是“使其成为不可分割之人的过程”，其意义是要成为完整的人），在和解意识自我与无意识对立之后才能呈现，意识自我只占个体人格的表层部分，个人无意识（情结）和集体无意识（原型）才构成人格的大部，人格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指认意识自我需与之共处的无意识他性（otherness），之后进行吸纳整合，健康人格之形成需要个体心灵中对立的意识自我和无意识彼此相格穷究，最后达到对意识自我和无意识整全性的相互尊敬与适应。荣格的动力和整合机制不是要贬低意识自我，相反，自我因为与日常生活更密切的关联而成为更高自性的预示（prefiguration），只有以日常经验中诞生的意识自我为前提，更高的自性才能转化（transformation）出来，就像电流在正负两极间流动，也像宋代禅师青原行思提出的看山（不）是山的三重参禅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人格化视为日常生活崇高的荣格式呈现。
限于篇幅，我们以《纪念：乌鸦与雪》为例。这首诗中“乌鸦”出现了55次，“雪”、“雪白”、“雪地”共出现51次，与之相关的“黑”出现了21次，“白”、“白白”、“明白”共出现6次，“我（们）”出现最多，有86次，“黑”是无意识的表征，比如“雪从容不迫的飘着 跳荡的火焰保持着本色/黑暗的力量在潜意识中弥漫”，但也与正义相关，“我们还要沉默多久 如果不是我们的血/像水一样白白地流在雪地上 那些比乌鸦/还黑的人能反思他们自己吗 卑鄙者的灵魂”，同样，“雪”也是，与其谐音的“血”出现了11次，同样与正义相关，比如“我如此随意的从地上抓起一把雪捏在手中/捏紧它 千万别让手中的雪流出血滴”，当然这正义的缺失指向了过去——“有黑色的乌鸦在哭泣 有记忆的血在流淌”——因为诗篇的主题就指向“纪念”。另外，作为“血”之派生意象的“太阳”和“火”也出现了9次，“死”出现了6次，“上帝”、“神灵”、“灵魂”和“魂魄”出现15次。初看上去，《纪念：乌鸦与雪》对意象的使用似乎是凌乱的，貌似呓语指向不同的表征，意象之间不断发生折射、叠加和损耗，比如从头到尾贯穿的“乌鸦”不停地在无情的神秘、“悲剧”和人性化的“哭泣”、“忧伤”“感动”、“祝福”两极流动，其实这正符合无意识同意识自我之间的对偶相格状态，一方面，“我在雪地上就像一只/孤独的乌鸦守望着自己的影子 突然之间/我的内心渴望着灵魂的源泉”，另一方面，“我痛苦得空空荡荡/闭上眼睛我就能看见一只乌鸦在雪地上吸我的血/我提心吊胆的怀念 我不想失去栖身之所……”，这样，“乌鸦”既是自我期许的一种投射，也是内心恐惧的一个症候，所以我们需要仔细辨别其中的纹理、质地和层次。实际上，不同层次“乌鸦”间的对立恰恰为雨田的诗歌提供了意象更新的动力，意识自我和无意识之间的斗争相格是一个典型的人格化过程，有时，诗人可以翻过乌鸦的黑色，抵达自性的光芒：“乌鸦的翅膀/怎么能遮住自由天空下的光芒”，但在多数情况下，诗歌中能呈现的自性仍然是混沌中游丝般的秩序，处在无意识的黑暗和清醒自我意识的妊娠之中：“是黑色的乌鸦/让我识别出善与恶 是雪白的雪 让我看清了/光明与黑暗 其实我二十年前在川藏高原上发现/太阳也是黑色的 我的孤独早已接近黑暗”，“我的孤独早已接近黑暗”，意识自我和无意识黑暗之间仍然缺少深层转换的动力，或者说，二者仍然处于持续的相格状态，并未达成运动中相对平衡的有容乃大的安详，诗人并未像切斯瓦夫·米沃什《礼物》或者瓦特·兰德《我和谁都不争》那样返璞归真：
比太阳更高的宿命高悬着 我不能怀揣火焰上路
因为历史的长剑寒光凛凛 而我们内心深处的伤口
只能在春天看见 谁的记忆 又把昨天的伤痛
撕破 我的背叛比雪更忠诚 比乌鸦的鸣叫
更真实 难道我就这样命中注定守望孤独吗
二战后的最初二十年，纳粹的大屠杀被以悖论的方式同时被遗忘和记住，“通过将创伤性经验归类于无意识区域，我们真的可以忘掉它。然而，正因为将它储存在了那里，我们也将它保留为无意识记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存在。屠杀的记忆被暂时挤压进无意识领域，成为被压抑的原型肿块，当然，对雨田个人来说——他和他的同龄人几乎都参与了那场运动——这同时是一个情结。将近三十年过去，按照集中营幸存作家的经验，现在是讲述这一“最终故事”的时候了，是通过完整地讲述克服这一历史创伤的时候了。但是，讲述需要一个各种讨论角度充分参与进来的公共空间，包括受害者、施害者和旁观者，这一空间在当代的阙如和蝉噤暗示了中国人面临的更深一层恐惧，所以诗人才会发问：“难道我就这样命中注定守望孤独吗？”
近代以来，“中国美学最最关注的问题是崇高的范畴”，而虚假的崇高美学是文革以后新的文化运动要摧毁的文化建制之一。这不意味着崇高话语彻底失效了，它需要在日常生活领域重生，说到底，崇高同信仰发生着或明或暗的关联，如果我们不愿看到它重新堕入毛时代的集体主义偶像崇拜，就必须结合历史和当下将其人格化，也就是说，将其与毛时代的集体原型区别开来，形成具有独立人格的新人，这一人格化过程被杰佛瑞·芮夫概括为“‘透过自性的行为，整顿心灵的混乱状态’。自性整顿所有的原型，使之相互协和，形成曼陀罗结构那种定型秩序，其中每一原型都和整体构成互补的关系，原型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普世适用及集体性质，实际上即促成了自性的独特性。”引诗中“太阳”和“火焰”分别带有原型和情结意味，但太阳之上有“比太阳更高的宿命高悬着”，这个“宿命”是什么？从上下文来看，是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历史留给几代中国人亟待解开的、兼具集体原型和个体情结的创伤记忆：“因为历史的长剑寒光凛凛 而我们内心深处的伤口”，“谁的记忆 又把昨天的伤痛/撕破”，这里，诗人纪念的是记忆，还是重新撕破的伤口？雪（血）地里的乌鸦带来“一种带有恐惧色彩的宁静；作为自我保存的一种，它是一切情感中最强烈的一个。它的对象是崇高者”，埃德蒙·伯克对崇高经验的这段评论指出太过可怕的创伤经验无法被意识自我承纳，其直接性让意识自我处于暂时的失语状态，而这种可怕的几乎要涨破意识容器的直接性又吊诡地使自我与其创伤分离开来，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的去现实化（间接化），突然闯入的崇高者使意识自我看起来“正常”的经验露出马脚，这翻转出一个兼具直接性和间接性的的崭新视角，同时容纳了“正常”经验中不可能同时出现的矛盾、对立和悖论，安克斯密特就此区分出“前自我”和“后自我”，经历了崇高经验的意识自我（后自我）将前自我客观化，此时，日常生活中的惯常之物开始发生 “模糊了主客体之间、我们自己与世界间限间”的变形，《纪念：乌鸦与雪》中创伤记忆和诗人灵魂与“雪”、“血”和“乌鸦”的难解难分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例证。
雨田说，“诗歌的最高境界，来自诗人灵魂深处最纯正的本色。”我们可以发问，雨田的诗歌是否完成了充分的人格化，从而实现了其灵魂？借用阿多诺对贝多芬式既客观又主观之“晚期风格”的分析——“客观的是那破碎的风景，主观的是那唯一使之发亮的光。他没有谋求它们彼此和谐综合。他，作为一股分裂的力量，将它们在时间中打散，以便将它们存诸永恒”——我们可以领会，借助不断回返历史创伤，雨田不断分离出自身的前自我，这种看似与日常生活正常经验分离的去现实化的崇高经验又在不断制造着诗人的后自我，他以这种方式小心维护着意识自我授予的脆弱的统合感（sense of identity）,坚持自我在意识中的中心位置，以此维系了日常生活与历史创伤微弱的关联，拒绝了集权意识形态原型力量的掌控。在他那里，意识自我既是人类知觉经验的工具，也是未完成的理想自我（自性）的起点，这样一种自本自根、即本体即工夫的精神让他的诗歌体现出完整的人格化欲求。“自我的‘自我感’（sense of itself），此时已经改变，其意识现在安住所在是一个新浮现的自性”。诗人在埋葬前自我的诗歌仪式中逐渐臻至自性，这是一个自我哀悼的过程，但强权支配下的社会文化却省略了这必要的哀悼。“当哀悼的过程被省略之后，鬼魂未被埋葬，亡灵也不会得到追悼，邪灵还会在压抑下返回到我们身上，返回到人们悖谬的情感与错位的观念之中，甚至公开复归于社会场景之中。”“这或许就是我的悲哀 因为我出生时上帝就死了/那些忧伤的乌鸦早就把哭泣抛在雪地上”，强权拒绝了哀悼，邪灵重返黑色的乌鸦，在雪（血）地里，寻找着出口。
薇依认为理解形象和象征的方法“不是设法对它们进行阐释，而是注视着它们，直至光芒放射出来”。《纪念：乌鸦与雪》中历史创伤的形象和象征是“雪和乌鸦”。诗人对这一形象和象征的长久专注已经在悄悄改变灵魂的内涵：他的后自我不断把新时代层层累积的经验转化到意识层面，培养意识自我的容纳与接受能力，扩展意识自我的空间，其自身的承受力不断增强，这是自性同情结、原型不断进行竞争并重新整合的过程，内在超越已然发生，超越的第三者在崇高经验中以缺席的方式诞生了。这一专注犹如祈祷，禳鬼悦神，被客体化的前自我此时被鬼神专注：
我不能在雪地上把太阳当成白骨高高地举起
因为远方依然有鸣叫着的乌鸦在看着我
一场又一场暴风雪并没有卷走我流血的诗篇
荣格说，“神已变成了疾病”，诗人也这样写道：“我的内心深处 也许早就驻扎着无数只乌鸦/不然的话 我一生中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疾病”。对当下的中国来说，高烧中的权力巫师仍然拒绝准备为亡灵安息和送葬的仪式，受害者的亡灵仍然不能成为生命的庇护者，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仍然会被它们打扰。诗人当然不清楚我们是否有治愈这种致死疾病的良方，但是，至少对他来说——“一场又一场暴风雪并没有卷走我流血的诗篇”——他对得住自己的时代。
2016年6月4日—8日于桂林
很赞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