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荐读｜聂茂、王兵兵读汤红辉：《难以割舍的恋地情结》

 

　　汤红辉是一个很勤奋的写作者、编辑者，他负责一个主流网站的文艺采写与编辑工作，置身于文艺现场，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他对生活的见证、对时代的讴歌，他以及对高科技所带来的可能导致现代文明异化的高度警觉与刻意回避，而将更多的目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心绪聚焦到脚下的这片厚土，一同呼吸与欢泣，他认为，这是他骨子里割舍不了的与世俱来的乡愁，那些看不够的草垛、水井、柴门与门前小河上空的弯月，那是诗人心中一份深深眷恋的土地情结。
　　应该说，土地情结或恋地情结在许多诗人心目中都有。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拥有发达的农业文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使中国人千百年来积淀成了“恋地情结”这一独特的集体无意识。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将“恋地情结”定义为“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在远离故土家园时，人们心中时常会激荡起思乡、怀乡和恋乡的情感。在新近出版的诗集《月光流过人间》中，汤红辉不遗余力地书写着对地方的深深依附和真挚情感，恋地情结构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具象呈现、诗意修辞和空间延伸正是阐释汤红辉诗歌中恋地情结的三种维度。
　　

　　和那些迷恋抽象思维、玄奥概念的诗人不同，汤红辉坚持运用独具匠心的意象来传达自己的恋地情结。可以发现，汤红辉诗歌中的恋地情结并不是游离的、无根基的，而是通过故乡土地上的那些具体而生动的意象表现出来。如《初夏下午茶某一时刻》：“一只白鹭正飞过新耕的水田”；《还乡》：“路边油菜花没心没肺开放”；《离家》：“小院里的草木和阳光”，“还有烟熏的腊肉、自种的小菜”。一方面，这些丰富的具象事物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故乡生活的多彩画卷；另一方面，通过意象选择上的“去陌生化”手段，汤红辉还原出了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对于那些熟悉乡土生活、拥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来说，阅读到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诗歌意象一定会倍感亲切，并且能够深刻体会到与诗人共通的审美情感。汤红辉对家乡风物不遗余力的描写，不禁让人想起同是湖南籍作家的沈从文和古华，在《边城》《芙蓉镇》等经典作品中，他们都曾运用大量笔墨对故事发生地的自然环境、地方风物、风俗习惯进行细致的描摹与刻画。在这个意义上，汤红辉的诗歌也是对这种文学创作传统的继承。
　　很显然，汤红辉在抒发恋地情结时，并不止于具象事物的单一的、静态的呈现，他还擅于调动多种感官来感受和体验故乡的美好。视觉上的书写有村口开满洁白的花的梨树、繁花如星的橘树，嗅觉上的书写有能使人在春天走失、嗅觉失灵的橘花，听觉上的书写有浏阳河上的龙舟号子、黎明时分飘满半院的鸟鸣和老母亲的叮咛。对故乡风物的多角度书写和多感官呈现使诗人的主体性得以充分敞开，使他获得了超越功利目的的审美体验，而且正是这种审美体验强化了诗人对故土的情感依恋。
　　事实上，在抒发恋地情结时注重具象事物的呈现与汤红辉始终追寻诗歌的“在场性”密切相关。在诗集《月光流过人间》的序言中，汤红辉曾说他是“从生活的最低处找寻词与句的印证”，“不断用那些现实的图景反复求证着作为诗歌‘在场’的证据”。立足于这种诗学追求，汤红辉诗歌中的恋地情结就深深地扎根于故乡的现实生活，以故乡生活的沃土为滋养。正因如此，他能“用一个人的在场找寻那种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存在”。在阅读这些既扎根于广阔现实又凝结着诗人独特生命体验的诗歌时，读者也能获得情感的共鸣和精神的满足。
　　
　　汤红辉在抒发恋地情结时不仅仅注重呈现具象事物和调动多种感官，而且他还特别擅于运用诗意修辞，将地方风物拟人化、情感化，从而使诗歌呈现出理想化、浪漫化的特征。在汤红辉笔下，大雪湮没的故乡“就像乡下每一个祖母/一身干净朴素  一生波澜不惊/名字美丽却不曾惊艳”（《湮没》）；“收割后留下的稻茬/像凯旋的士兵举起左手/站在开满野菊的风中接受检阅”（《秋归辞》）；“每一口水塘都蕴含外祖母式的慈悲”（《湮没》）；“只有小溪仍不紧不慢流着/默默接受我的一事无成”（《还乡》）。通过拟人的修辞手法，无比寻常的乡村事物都具有了与人一样的品质，都被打上人格的烙印。它们或是朴素的、威武的，或是慈悲的、宽容的。对一个由乡入城漂泊在外的现代游子来说，这些既是他内心深处渴求的美好品质，也是他在情感上依恋故土的重要理由。
　　在汤红辉的诗歌中，故乡不是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而必须逃离的“空间”，相反，故乡是一个需要时常返回、时常思念的“地方”。“地方”和“空间”的差别就在于它承载着人类诸多美好的情感，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汤红辉说：“其实最好的治愈是回到故乡/在老屋或院子里坐坐/看看比我们更忙的白发老娘”（《最好的治愈是回到故乡》），在他的心中，“故乡和母亲，也是一种偏方/包治百病，也给人力量”（《沩山印象》）。在这里，故乡被比喻成一种偏方、一剂良药，具有医治身体和精神的药用价值。从身体层面来说，回归故乡可以使身体远离尘世的喧嚣，摆脱繁杂事物的缠绕，像海子诗中所言只“关心粮食和蔬菜”。从精神层面来讲，回归故乡可以让人避免精神内耗带来的焦虑和痛苦，从而获得精神的充实和心灵的慰藉。正如《回到村庄》一诗中的描述：“蓑衣竹笠挂在墙上/我们在一杯清茶里抚琴/或者捧出书本/面对窗台上的香兰/慢慢把日子打开”。在这种清新闲适、古朴典雅的环境中，人摆脱了城市生活中的诸多不确定性，保持着一种自由自在而又充满诗意的生存状态，内心也变得无比宁静和从容。
　　诗意修辞的运用使汤红辉笔下的故乡变得像冬日的炉火一样亲切温暖，读者也能充分体会到诗人重回故乡的那种归属感和安全感。无论是运用拟人还是比喻，汤红辉的诗歌都渗透了他浓厚的个体情感，融入了他独特的生命体验。这些诗意修辞在更好地传达恋地情结的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生命与存在的形而上思考。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汤红辉一直行走在路上。随着足迹由省内转向省外，由国内转到国外，他的目光也由近而远，由浅至深。就这样，他诗歌中的恋地情结就表现出了一定的空间尺度层次，不再局限于故乡这一块“小地方”，而是以故乡为原点扩展到长沙城、湖湘大地、中国以至世界这些“大地方”。恋地情结的空间延伸充分体现出诗人汤红辉开阔的艺术视野与博大的胸怀。
　　汤红辉自称是“一个生活的热爱者”，总能发现生活中的美丽诗意。他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长沙城的依恋转化为了对特定地方的书写与赞美。“九尾冲是长沙城区一个美丽的地名/一个让我的故乡成为故乡的地方”（《九尾冲的雪》）；陡岭路在春末夏初有盛开的橘花，到了秋天“所有橘果在枝头站立成问天姿势”（《橘子苦涩》）；浏阳河脚步温柔，“把洄水湾处的枯叶、杂草，还有城市垃圾/一一包容入怀”（《浏阳河映照不出人间悲伤》）。恋地情结的空间延伸还表现为对湖湘大地上的山山水水的由衷热爱。在《天门山》中，诗人怀着敬畏之心在奇峰秀水之间感受天门山遗世独立的绝美。在《在洞庭湖遇见故乡》中，他感叹“每个故乡一定都有深藏功名的鳑鲏/只等出走半生归来，指鱼认亲”。当恋地情结扩展到中国时，它就转化为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咏。在呼伦贝尔草原，“地上有多少羊群天上就有多少云朵”（《在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像祖母抚慰子孙的额头/把河两岸的青草、鲜花，还有割舍不断的血脉/用布满青筋的手紧紧相连”（《大草原生长不出忧伤》）。
　　当然，恋地情结如果畸形发展就会使人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使人丧失对其他地方环境的适应能力。然而，在汤红辉的诗歌中并非如此。他敢于打破“临近伦理”，以一种“去地域化”的世界主义视野，使自身的恋地情结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差异。例如，到了塔克西拉古城，“在唐僧谷门前闭目静坐能听见梵音缥缈”（《静坐塔克西拉古城》）；每次经过马丁·路德·金雕像“我都仿佛听到他用湖南方言向我们打着招呼”（《华盛顿的国家广场有个马丁·路德·金雕像》）；华盛顿的雪“仍掩盖不了这里的秀美江山”（《华盛顿的第一场雪》）。可以说，汤红辉恋地情结向世界范围的延伸，使他能够抛弃民族偏见，以一种博大的文化胸襟接纳不同民族地理、文化的差异，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探寻中外文化的相通之处。
　　在诗集《月光流过人间》中，诗人汤红辉通过丰富的具象呈现、浪漫的诗意修辞和广阔的空间延伸，为他的恋地情结注入鲜明的个性特征。可以说，他的诗歌书写并不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行为，而是内心情感的自由流露和个体生命体验与审美经验的真切表达。事实上，在这种恋地情结的背后，也隐含着他对城市与乡村、中国与西方、物质与精神之间关系的现代性反思。正是这一特点，拓展了汤红辉诗歌的情感空间，增加了其诗歌的智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