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况：用鸿篇巨制构建“文学帝国”》

编前语 
　　张况对自己的“狠”是出了名的，用他自己的话，他关闭了生命所有的闸门，只打开“史诗”这一扇，一条道走到黑。闭门作诗20载，写下了史无前例堪称中国版《荷马史诗》的《中华史诗》——10万行21卷，填补了中华史诗的空白，作出了无可替代的文本贡献。然后，他又“怀胎”三年，直至“诞”下18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赵佗归汉》，又一次以常人难以承载的“长征精神”，攀越了岭南文化的山脉，完成了史诗般的恢弘。作为佛山市作协主席，他引领和带领本土作家，策划了众多文化活动，把佛山打造成著名的“诗歌之城”，并在新时代认真践行习主席的文艺观，书写佛山文化自信。因其本人在佛山文坛的分量和其著作的体量，本期将有两位主持人一起参与访谈。锵锵三人行，必将令你受益。
　　 　　
　　廖琪：认识张主席十余年了，对主席在诗歌方面的成绩早已耳闻，但翻开这洋洋10万行21卷的《中华史诗》，我还是被“惊”到了——震惊和惊艳。震惊于你“史诗”选题的魄力，鸿篇巨制的恢弘、20年如一日的奋笔疾书；惊艳于你行文遣词造句的纵横捭阖和才华四溢，澎湃于你家国情怀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有很多问题跳出来，急不可待地想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历史和诗歌感兴趣的呢？
　　张况：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喜欢看历史书籍，喜欢历史人物。那时候喜欢看些历史连环画，如《三国演义故事》《水浒故事》《岳母刺字》《秦琼卖马》《战上海》等等，对那些历史故事、励志故事十分感兴趣，简直到了沉迷的地步。课余时间我喜欢现炒现卖，给小伙伴们分享这些历史故事，每次看到他们听得入迷，我心里就有一种成就感。从那时起，我就对中国历史梗概有了最初的认识。同时，从小学二三年级起我就喜欢背诵古诗词，被古诗词的优美意境高度浓缩的表达力所吸引。虽然只是无意识地背诵阅读，但那时已开始模仿和尝试自创一些好玩的顺口溜了。我想这就是我最初的诗歌模仿“写作”吧，这对我日后的诗歌创作无疑奠定了基础。
　　朱郁文：家乡梅州五华县可谓人杰地灵，你受到怎样的启蒙？
　　张况：五华县，真是人杰地灵，这里出过不少文人墨客、知名人物。小小一个县，历史上就曾出过武状元一名，武榜眼一名，文武进士一百多名，出过国共两党将领七十余名、副省领导七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一名。家乡曾贫困，但文风炽盛、耕读有序。我祖父是一名离休老干部，读过军校，当过公安战士，有些文字功底。我父亲的字写得特别漂亮，他老早就收藏有四大名著，平时爱写日记。我母亲只读过三年小学，识字，会一些简单的加减法，但对我要求挺严，也比较爱护我。她跟我祖母一样，只要我开口要零花钱，她一准知道我是要来买书、买笔墨的，每次都给得很爽快，不像我爹，老爱问三问四像审犯人（笑）。家里生活很贫困，记忆中小时候只有到了过年过节才有一顿“硬饭”吃，平时只喝粥、吃红薯、木薯、南瓜等，即便生活艰辛，但家长们特别注重孩子们的教育和培养，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我自小学三年级起，开始了文中的启蒙教育。可以说，我的文学启蒙最早始于《唐诗三百首》和《三国演义》，三年级就读完了它们，我甚至能记住里面的任何一个细节。这是童子功。
　　朱郁文：除了家庭影响，五华客家文化中对读书的重视，对你的成长也尤为关键。那么，你浓重的家国情怀以及儒雅气质又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张况：我对中国历史中的那些英雄人物和诗词名家非常崇拜，深受他们的影响。觉得他们热爱祖国山河，情系黎民百姓，有一种深沉的爱国情怀，他们行止有度、俯仰无愧，值得推崇与效仿。因此，从小就注重培养自己的家国意识、家国情怀，知道国与家的关系，循着他们的风度，学习他们的儒雅浪漫一面。小时候做人处事就能做到不卑不亢、张弛有度、讲究诚信，长大了就尽量做到宠辱不惊、心无增减、笑看得失。
　　朱郁文：你当初缘何来到佛山？与梅州相比，佛山文化有何不同？
　　张况：当年学校组织到佛山陶瓷厂实习，帮车间写些宣传标语、制作一些工资表格，因为字写得漂亮，被佛陶集团一家工厂管党群的副书记认可，因此留在了佛山工作。在佛山，我被这里的千年历史文化底蕴所吸引，与梅州的质朴淳厚优秀、相对保守的客家文化比，佛山文化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二者各擅胜场，各有特色。
　　廖琪：1994年至1997年，在《陶城报》社编《陶然》副刊工作的三年，被你称为 “文学创作的加油站或起飞之地”，那是怎样一个值得怀想的年代，你当年是怎样一位追梦青年？
　　张况：我在佛陶集团《陶城报》当编辑记者三年多，在那里负责编文学副刊，在此期间我结交了全国不少名作家、名诗人，他们很乐意为《陶城报》副刊撰稿，这让我感动之余，也学到不少东西。我真正有意思的文学创作正是始于那时。那时候青春年少，二十出头，精力旺盛得可以跟压砖机打架，编之余我就开始正式写诗、写小说、写散文。信手拈来，皆成佳制，自信心由此大增。下班之后和周末我几乎都宅在办公室里写作。周末电梯关闭，我就坚持徒步攀登三百六十级台阶，爬上十六楼将门一关，一写就是十个八个小时。因此，我把这一阶段视为自己写作的加油站和起飞之地。感怀之情，常常溢于言表。
　　廖琪：这种旺盛的创作精力，从青葱年少到现在，看来一直都没衰减啊。你最崇拜（或者喜欢）的诗人会是谁？我看到在《第五种抒情》里，有很多篇专门写徐志摩。你心底最理想的诗人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
　　张况：中国古代诗人我喜欢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岑参、王昌龄、李贺、苏东坡，喜欢读他们的诗，政治家诗人我喜欢曹孟德、李鸿章、毛泽东。现当代中国诗人我喜欢读艾青、臧克家、穆旦、牛汉、昌耀、叶文福、叶延滨、李松涛等人的作品，徐志摩的抒情诗我也喜欢，喜欢他那种率性与任性并存的作品，但觉得不是最漂亮的文本。写过几首怀念徐志摩的诗作，主要是参加“中国诗歌万里行”到过浙江海宁，参观过徐的故居，有些感触，急就而成。我心目中最理想的诗人生活就是业余能坚持诗歌写作，能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采风，尽看山河胜迹，感受自然天地之美。
　　朱郁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志美也！作为佛山、广东乃至全国著名的诗人，你广交天下文人墨客。“中国诗坛四公子”的称呼从何而来？你们有何相似处？
　　张况：中国诗坛四公子只是一个抱团取暖的诗歌概念而已，北京陆健、江西程维、海南雁西和广东的我，四位诗人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内有影响的诗人，且都是书画家，倡导中国历代文人书画精神，奉行当代诗歌与当代文人书画并行不悖的创作主张，赢得了诗歌界的广泛尊重与好评。四位诗人平时尺牍、微信、电话不断，每年均受邀参加全国各地举办的诗书画活动，目前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多个中国诗坛四公子工作室。
　　朱郁文：诗人、作家、书法家三种身份，在你的精神世界各占据什么位置？
　　张况：在我的精神世界里，诗歌是我一生的宗教，是我的第二生命，也是我今生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存在方式和生活姿态。如果说诗歌写作是我的业余爱好，那么研究书法艺术则是业余中的业余，文学创作与书法是我文人生活的两条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写作与工作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两不相误。
　　廖琪：能创下如此佳绩，跟你的写作耐性和意志力不无关系，你如何调配写作、工作和个人生活？
　　张况：我的创作时间主要在业余，下班后、周末和节假日是我写作的黄金时间，通常我会拒绝酬酢，关起门来搞创作。我一向主张多读、少写、写精，从不喜欢粗制滥造、无病呻吟。平时工作中该干嘛干嘛，做任何事我都会尽力做到最好。我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觉得粗茶淡饭过日子也挺好，但书房一定要大，我喜欢被书香包围着的感觉，内心会有一种殷实感。在书籍“掩体”里写作，我可以思接千载，毫无挂碍。
　　 　　
　　朱郁文：真正动念头开始创造“史诗”，是从何时开始？源于怎样的触动或深层思量？
　　张况：考察中外文学发展史，我认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太需要一部体量够大足够恢弘的史诗了！大约1996年夏秋之际，我心下发了宏愿，这部史诗就由我来执笔吧。《中华史诗》选择了我，让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单挑《中华史诗》工程，这或许是一种文化自信和自觉的宿命吧。全媒体时代似乎什么都不缺，但伟大的民族强盛的祖国唯独缺这么一部史诗，来作为中华民族文明根柢的呈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也许没有人敢去想，也没有人敢去做，因为它的体例确实太庞大太复杂了。包括夏商周断代在内，中华文明远不止8000年。我的文本呈现跟传统意义上史学家的判断也有较大的出入，我需要的是诗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并不仅仅是史学家实证主义的思维，这样的呈现是对中华历史文化全新的叙事与抒情，是一种具有颠覆意义的观念的重新整合和概念上的重新修订。诗人的想象力虽然有时从表面看来可能是“无知者无畏”的海阔天空的想象，但作为一种史诗意义的探究，这未尝不是一种伟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崭新尝试。
　　事实上，中国非常缺乏具有历史影响的真正的全民族史诗，除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传》和新疆的《玛纳斯传》之外，似乎再没有更像样的史诗可供挖掘和品鉴，至于全民族全景式的史诗，迄今为止，尚付诸阙如。这时候我站出来主动承担这一重任。作为一名具有冒险精神的诗人，体制对我毫无羁绊，这一点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我在解剖中国历史和解剖自己思想中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在自己的语言王国里畅行无阻，我用自己的鲜血和思维切入历史、接驳文字、探寻根柢，用青春的汗水和热血浇灌它，然后挖掘它最深层的宝藏，将文字发表在天空的封面上。我用自己的灵魂跟历史抢滩、对抗、对话、妥协，这让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极为自豪的历史表达的畅快感和文化的享受感。中华文化是大海，但它可以凝结为我的一滴泪、一滴血，我把它量化、肢解、发掘、展现出来，糅合人类的精神呈现在自己的诗行中，便成了我的作品。它具有不可复制的品质。史诗写作，可能是个异数，似乎也是天意。
　　廖琪：用诗歌来穿越、串缀历史，当初你已知这是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献身与大冒险，何来这么大的勇气、魄力以及文化自信？你认为知识储备、人文素养、审美情怀足够了吗？有没想过身心坚持不下去（失败）的后果？
　　张况：一个诗人跟所有的人物包括帝王将相们都进行过嵌入式的对话，这是一种令人兴奋而自豪的纸上战争，是现代汉语对诗人的一种极限挑战。给史书人物和事件的呈现找到诗意和语言契合点的过程，无疑是一种冒险，诗歌是想象力和抒情叙事的结晶体，其文本意义在于它的独创性和唯一性。我想，具备这些就够了。
　　《中华史诗》的写作过程很艰辛，但也很新鲜、很刺激，写到四千多行的时候，忽然电脑中毒了，顷刻间全部心血化为乌有，这等于拿刀子捅我，要了我的命！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变得无比沮丧，甚至以为这是天意让我不要作此异想天开之举。后来，我不信邪，决定重振旗鼓，最终还是咬咬牙挺过来了。写作过程中，我的血液是沸腾的、雾化的，呈水珠状，呈云翳状，很难有具体的形态。很累也很享受，长诗写作就需具备这种涅槃精神和坐化准备。
　　实际上写作《中华史诗》是为大中华立传，是为国家写作的一种状态。《中华史诗》是我生命最重要的呈现方式之一，我知道，我是为这首诗而生的。只有写完这部作品，我才会感觉无遗。所谓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抛之脑后，不予理睬。
　　朱郁文：为了史诗的写作，你一方面重视正史（通读《二十四史》，《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是案头必备），一方面也不放过野史，在写作中如何处理正史与野史的关系，同时如何处理写实与虚构的关系？
　　张况：《中华史诗》展示的一定是正史的灵与肉，即正史的身躯与灵魂，如果史诗没史，那是欺世盗名的悖谬之作，并不可信。《中华史诗》中，正史与野史相得益彰，野史是正史的另一身打扮，但不妨碍正史的内在实质和它的清晰度。比如中国传说时期的历史，比如《三国史》中，我都娴熟巧妙地糅合了正史的“灵与肉”与野史的“背影”，让二者得以在文本升华。我的史诗写作是基于正史的写作，是经得起推敲的严谨文本。写作中楔入野史的背影，为的是增加史诗的可读性与趣味性。
　　中华文明是最坚强、最具耐久力和不朽品质的伟大文明，汉字显而易见的生命力和穿透力可以作证。我作为一个个体，由此一而再地认识到了中华文明无比庞杂壮硕的伟大与宽博，也顿悟了“死亡”和“时间”的全新概念。“时间”由此而成为内置于《中华史诗》文本的贯穿始终的永恒话题和持久坚挺的主题。
　　在《中华史诗》的文本里，人们能找到很多奇特大胆超越精神维度的想象，譬如我穿越时空的双眼，完全可以看见隋炀帝挖大运河挖出来的泥土都可能被秦始皇用来修筑万里长城了，大中华泱泱版图上东西走向的长城完全可能是南北走向的大运河里的泥土和着人间的血泪和白骨垒砌而成的。远去的历史文化因此也就有了某种近似于诡异的似是而非的生动特质，诗意因之而得以呈现，也许只有诗人才会有这样疯狂的想象力吧。
　　作为诗人，我不会给任何一段模糊的历史下定义、给结论，更不会给时间添麻烦、找借口，因为即便是史识判断为最真实可信的历史，也可能在某些盲点上存在巨大的出入，从而不能掸去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史识灰尘与雾霾。比如秦始皇当年究竟埋掉了400人还是406人，有甚或更多，今人是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诗人也一样，只能凭借强大的想象力，切入当时的背景、语境和时代节点，静下心来与它的帝王、君臣和百姓对话、质证，回到现场，感受事件的全过程，重新跟历史平等对话，才能完成自己符合逻辑的抒情，才会让读者感受到这一段鲜活和特殊的历史的真实性。在诗歌里，我可以做一个秦俑、一匹战马、一支箭、一杆长枪、一块砖、一段堞、一个烽火台、一朵火烧云，一场危机四伏的对白，也可能引起历史的骚动与猜忌；我还可以做大泽乡起义现场的一滴雨、一双草鞋、一杆旗帜、一条泥泞的路，只要能顺利进入历史的空间和维度，我的思维就能被真正激活，从而进入触手可及的诗性空间，与历史取得实质性的接驳；我甚至还可以做秦始皇、秦二世、扶苏、陈胜、吴广、赵太后、吕不韦、嫪毐、孟姜女，我可以凭意念深入历史的前线，对每个人物的成长历程、话语立场、人格特点、心理活动进行有血有肉的有机重塑，我可以凭借人性特征，钻入他们的头脑研究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事习惯，并厘清所有历史过程的每一个重要细节、结点的人性化转换，最终做出合理而且大胆的诗意呈现。
　　朱郁文：恢弘博大的中国历史长河，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众多的朝代更迭，无数的事件，人物交织……浩瀚的历史中如何选取闪亮点，写作要面临的难题太多：正历与演义、诗歌与历史、艺术与真实、宏大与个体、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愫……都需要一一平衡和解决。在写史诗中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况：史诗写作不仅仅是对诗人知识储备和文字驾驭能力和胸怀格局的考验，同时也是巨大的心性与精神量能的巨大考验，如何打通诗歌与历史之间的血脉、正史与演义之间的界线、艺术与真实之间的距离、宏大与个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愫之间的内涵与外延，确实需要诗人巧妙的构思与大开大合的布局。
　　写史诗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将已逝的历史盘活，将死去的历史人物逐个救活，并将朝代与朝代之间的纽带关系处理好。接着还要重返历史现场，站在他们的同等位置，与他们进行友好协商、平等对话，替他们重新活一遍。不少人也曾对我的这种写作持疑，对此，我保持沉默，不置一辞，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才知道。
　　20年的坚持，里面庞大的思想容积、历史容量是一般人无法驾驭的。文本上的自信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使命意识，让我有时候感到很憋闷很焦急，也很紧张，为伊消得人憔悴，这让我常常感到“压力山大”。当然，创作上的兴奋感和焦灼感，总是贯穿在整个写作过程的，毕竟当下写作大环境不乏急功急利的身影，社会似乎更乐见立竿见影的东西。这种文本呈现，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生命的磨砺、人生的历练，也是心灵的一种感悟、纠结、升华，乃至堂皇外泄。
　　写作《中华史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方块汉字魔方变异的一个奇妙过程，万象幻生，滔滔不绝。自始至终，汉字迷人的魅力都在牵引着我，它具有其他文字所没有的独特神韵与风采，令我走向阔大和极致。
　　廖琪：具体到文本上，《大秦帝国史诗》中《一颗野种对决一个冒险时代》，对宫闱之事的香艳淋漓书写，褪去了历史的正经，诗歌素材的窄狭，这种大胆，绝对超出了一般读者的阅读经验。为什么会花重墨在“情事”上？这对情节和人物塑造有何作用？
　　张况：这是写作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情节的设定需要根据史实的客观进行逆向的推理、设定。秦始皇是个性格极其矛盾的人，他母亲赵姬的不洁情感生活给他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囿于长幼有序，他无法遽尔发作。只能忍耐忍耐再忍耐，到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之时，极度的爆发才会显得至为剧烈。秦始皇是个极度抑郁的人，所以他到死都不曾封后、不曾立储。这一节以香艳姿态切入，恰好能构成对秦的极大伤害。有了良好的开端，接下来就有好戏看了，这就是我的史诗的精彩之处、独特之处和不可复制之处。
　　廖琪：叶延滨说“张况的诗，自新古典主义以来，其笔下的宏大气势，万千气象，纵横恣肆，心驰神往，很难找到与之相似的诗风。”他的评价非常精准。我们来领略一段，《大汉帝国史诗》中的诗——《凶猛插曲或蹩脚的换届努力》：“时间铺天盖地的黑头巾/被撤换成事件的超短裙/野性与妖艳并存的胴体/美女蛇一样扭动着腰肢/记忆不辩菽麦的笨脑袋/被王莽恶劣的掠夺经验/包裹着一颗庞大的野心/兼并了正史大意的资产/一只热情似火的新股票/就这样悄然借壳上市了”。
　　《三国史诗》中《一大堆各怀鬼胎的姓氏》：“朝纲失序/州郡无礼/群魔乱舞/岁月含悲/尽失方寸的一步步臭棋烂棋/迎来老百姓无尽沉沦的厄运/看啊，失手的帝国底线/横亘着一个死亡的不争事实/它低垂的眼帘里/溢出浑浊的泪水/为两行被烘烤得黑黝黝的心事/做最后一次釜底抽薪式的彻底诀别”。
　　妙语如珠，铿锵有力，气势磅礴，历史的新解，诗人的浪漫，纵横恣肆，痛快！
　　朱郁文：你个人有着怎样的诗学观？何为新古典主义？
　　张况：诚实是做人的基本品格，对于诗人而言，诚实甚至比生命更重要。诗歌的最大对手是语言，但诗歌真正的敌人却是思想。没有思想的写作，在我看来，那是在浪费笔墨。可以这么说吧，我白天是煮字疗饥的庸常之辈，夜晚则是与宇宙精神相往来的精神贵族。我的诗歌观点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作品有禅味、有仙气，为人有傲骨、无傲气。
　　我所理解和崇尚的中国当代新古典主义，有别于罗马古典主义和法国新古典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诗歌美学追求。它几乎完全摒弃了艺术模仿自然的基本观点，摒弃王权，摒弃一切守旧的抒情，摒弃所有腐朽的美学意识，完全褪去浮世华丽的外衣，完全超脱借鉴原则、合式原则等僵化的美学概念，打破古旧的固化的社会道德伦理的束缚性，从内容和形式、自由和范式的关系上进行全新的思想梳理和精神层面的剧烈变革，代之以庄重的社会使命感、人类普世价值和诗人诗性人格魅力、个人品德涵养的一种全新文本，它以潜在的全新的生活经验、底层意识为切入点，以活泼的逻辑思维和哲学思考，观照恢弘的历史、冷峻的现实、苍茫的未知世界，用更加清新典雅的语言、更真实可信的素材、更开放自由的抒情方式、更理性脱俗的表现形式来抒写大器而悲壮的人类历史，并以此为主要特点，彰显独特的诗学意义和文本色彩。
　　在这一点上，我这些年的坚守似乎显得比较孤独，但这并不对我的写作构成障碍。相反，这种言说方式和抒情本质因其具有更纯粹更与世无争的抒写目的，而让我在文本意义上获得了与众不同的惊喜和清静。诗歌写作中，我与谁都不争；现实生活中，我与谁都不保持紧张关系。我从未鄙夷过任何一棵草，但我内心却永远长着枝繁叶茂根系发达的一棵参天大树，这棵树可柱长天、可作天梯，那是我一个人的文化理想与自我救赎之途。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从青丝到白头，我只埋头写一首诗，那就是煌煌十余万行的《中华史诗》。
　　廖琪：你个人最喜欢研究哪段历史？对哪一段史诗最为得心应手？未来有何期许和打算？
　　张况：最喜欢《秦史》《两汉史》《隋史》《唐史》，倾注心血最多，写得也最得心应手，最剑拔弩张，最收放自如。可视为我自己的史诗代表作。
　　未来《中华史诗》可能会改编成全景式的诗剧，有人物、有对话、有独白、有情景再现等诸多元素，并可能考虑与相关机构合作，在舞台上进行宏大的诗剧演绎，企望改变诗歌的静态表现形式，让它成为一种活的文学体裁，让人们在时间和视觉的穿越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东方智慧和人类历史。
　　朱郁文：在《大隋帝国史诗》中，你为隋炀帝正名，改写传统的历史观。其实在很多篇章中，你都有独特的视角。你的史学观是什么？
　　张况：跟秦始皇一样，隋炀帝是一位被严重误读、严重低估的千古一帝，在我眼里，其历史功绩堪与秦皇相媲美，对中国的完整与统一贡献最巨。我的史学观与普通史学家不一样，我更注重考量一个朝代和它的帝王对中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历史发展和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我是完全摒弃了成见与偏颇，站在国家高度、民族高度来综合考量判断历史的。
　　《中华史诗》首发的三卷《史诗三部曲》精选本里，我没有选唐朝和东汉，而是选择了秦朝、隋朝和西汉，这是有我自己的考虑的。我认为唐和东汉属于投机取巧的朝代，这不是站在史学家盖棺定论的结论上做出的评价和选择，而是一种基于历史大视野上的文化定位，是一种更客观更真实更直接的评判，是对各个历史朝代更有人情味更接地气的一种诗意评价。事实上，隋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它跟秦有着类似的朝代价值。相反，唐几乎只是移花接木地对隋痛下了横手，来了个强盗式的釜底抽薪而已。是的，历史的偶然性有其迷人的地方，偶然性和残酷性成就了一言难尽的历史，也成就无边无际的诗意。在我心中，隋比唐更伟大些，因为它成就了一段积蓄力量耗尽元气的奇特历史，成为一种文化戏剧性的开端和策源地，而不是简单的ＧＤＰ狂想和国力的炫耀与统计。
　　廖琪：《三国史诗》，从三国鼎立时代这个极富特定意义的中国历史时期全方位、多角度、全景式地展示恢弘壮阔。对历史，尤其对三国的研究，会不会陷入一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虚无主义？
　　张况：历史虚无主义是从根本上否认人类历史，否认历史文化，割裂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粗暴做法，三国历史复杂，但总的朝向还是国家统一的方向。因此，我在写作时比较注意避开三足鼎立的恒久性、开裂性，尽力将各国君主勾心斗角最终想抹平对方，实现中国版图完整统一为皈依作为历史主线，因此我对人物和事件的极尽臧否之能事，从心理认同和族群认同上大做文章，使得这段历史充满殊途同归的脉脉温情，而不至于陷入“空转”。
　　廖琪：具体到语言风格上，我总结为——张况式的现代调侃语言，比如嘲笑项羽为“多情的项宝宝”，古人刘邦说话：“俺劝你小子不是趁早死了那条心吧/你小子当年在睢水战事正酣的时候/不是还非常不地道地故意威胁老子/说要煮了俺爹奸了俺那煮饭婆姨吗/亏你小子还是汉王俺的拜把子兄弟/那就赶紧分一碗咱爹的肉给俺吃呀/那就赶紧邀俺一旁看你们云雨去呀/……立志做大事的人不要太拘泥于什么小节/该六亲不认的时候就该有一副铁石心肠/亲爹都可以不认/亲娘也完全可以不要/至于婆姨一类的破玩意小东西/那是可以完全抛到脑后去的……”叫人疑心是现代人穿越到了古代吗？这种张况式的调侃、解构、消解，故意造成的陌生感，给人新奇之感，会不会有违和感？你的诗歌语言主张是什么？
　　张况：生活中的我也许有些刻板、泥古，但在文字中的我绝对是个“幽默大师”、“风流才子”，轻松的表达对于史诗写作是个高难度考验，而我轻松地思接千载，完全打通了历史的任督二脉，直接以最为现实最为当下的语言切入历史的肌理，使之变得生动传神，毫无突兀感，没有距离感。艺术上我主张好作品最好能具备四两拨千斤的能量，我崇尚挽狂澜于既倒的力量感和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语言畅爽感。
　　廖琪：史诗的标题也极具意味，我认为可以作为专门的语言学研究了：《一颗野种对决一个冒烟时代》《历史肠道上蠕动的一页备忘录》《帝国跑步进入暮年》《霸王是乌江的冰点》《末世邪风吹皱了一池恶性秋水》《夹生的改制蓝图裁制的帝国裹尸布》《忠与义：钓者惯用的饵》《赤壁：一张被羞得通红的脸》……这些长标题，既有诗歌的鲜明意象，又有通俗现代性，意象清晰，主题要旨明晰，更重要的极具绝妙的讥讽和新鲜另类的美学品格，叫人叹服不已，这文字功底也是绝了。你是如何形成了自己的标题风格？
　　张况：为史诗命名是一门大学问，就像生孩子为孩子取个叫得响有寓意的名字一样，需要具备综合素质。将最耀眼最具视觉冲击力一面展示出来，兴许瞬间就能拽住读者的心。事实上，史诗必需具备这种滴水穿石、点石成金的力量。
　　朱郁文：有评论家语：《中华史诗》堪比《荷马史诗》，你认为它最大的价值和贡献在哪里？填补了哪些空白？
　　张况：《中华史诗》与《荷马史诗》各有千秋，各擅胜场。《中华史诗》的贡献在于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浓缩于10万行长短句中，我的史诗写作更注重历史脉络的梳理与修正，更注重于打通历史与时间的关节，消解并融化彼此之间的阻滞点，结构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顺承关系。不但注重大开大合的历史呈现，也关注历史细节的幽秘表达，尽可能做到无愧于泱泱大中华历史，无愧于人类文明史。毫无疑问，《中华史诗》填补了整个中华民族没有完整史诗的空白，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比肩，人们完全可将之与这三部少数民族史诗一起统称为中国史诗的四驾马车。
　　廖琪：《张况的五种抒情》中，像《楚河汉界》《赤壁》《鸿门宴》《刺秦》，虽然也是诗写历史，但没有金戈铁马的沉重，更多的是一种诗人游历此地触景生情的所思所想所感，注重细节和情趣。迥异于整体史诗的审美趣味。私以为，此类小诗，反倒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你认为呢？
　　张况：历史细节的书写是我的强项，写作《中华史诗》前，我对此做过很多有益的尝试，且取得不俗的成绩。你所说的这些作品正是《中华史诗》写作之前的最好铺垫。汪洋恣肆的语言快感，可以让我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读者感受史诗与细节自会有不同的评判。
　　            　　
　　廖琪：在大家印象中，你一直以诗人形象示人。得知你写长篇小说，开始时有些惊讶，从诗转向小说，这中间的鸿沟不是常人可以跨越的。待阅完你的作品，释然了。原来张主席各种题材均有涉猎，早有像《小镇上的鼓手》此类长篇小说问世。
　　张况：20多年前我也写小说。写小说太耗时、太耗心力，后来就转变为以诗歌写作为主了，而且自己一直以诗人身份示人。艺术文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我这人苦命，一刻也闲不住，我喜欢挑战自己，干些异想天开的事。当《中华史诗》文学工程完成以后，我想在历史小说方面有所建树。因此就不自量力地写起了长篇历史小说。
　　朱郁文：180万字的《赵佗归汉》，拜读完只觉惊叹。这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题材。能概括一下赵佗是个怎样的人么？你跟“赵佗”是如何结缘的？
　　张况：在岭南，赵佗（公元前240年—公元前137年）有人文始祖之称。他是秦朝钜鹿郡郡东垣县（今河北省正定县）人，系秦朝大将，受秦始皇委派，以副帅身份与主帅任嚣一起率50万大军平定岭南。公元前214年，赵佗被委任为南海郡龙川县首任县令。公元前208年，赵佗任南海郡尉，在秦末农民起义诸侯逐鹿的烽火中，他封关绝道，趁势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在番禺（今广州）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王”。赵佗在岭南一直实行“和辑百越”的开明政策，有效地促进了汉地与百越之间的大融合大发展，并将中原的先进文化、耕作技术等带入南越，使古老的岭南得到较好较快的发展。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赵佗被汉朝封为南越王；吕太后临朝称制时代（公元前183年），汉朝与南越交恶，赵佗自称“南越武帝”；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赵佗被恢复封号，南越国重新归汉。作为岭南“拓荒者”和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对岭南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由此而被视为岭南的人文始祖。
　　西汉长乐台（五华狮雄山遗址）是南越王赵佗在岭南所建的四大行宫之一，该遗址位于我家乡广东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1989年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这一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南越国早期的部分历史空白，在岭南的历史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因为赵佗的部分故事就发生在我家乡，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他进行历史检索，以丰富那段令人遐想的恢弘历史。
　　我写作本书旨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再现南越王赵佗以民族大义为依归，依然回归汉朝，实现中国完全统一这段恢宏历史。赵佗是在秦灭之后才自立为王的，其目的是不想让岭南百姓再遭兵燹之苦，出发点相当善良。
　　小说中的赵佗是一个具有浓重家国情怀的王者，他爱民如子，心系岭南、心系中原、心系华夏，心系民族大义的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我重在塑造赵佗的爱国情怀、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赵佗是个百岁王者，我还从养生角度书写了他的养生之道，小说对岭南历史文化、岭南风光、岭南风俗民情、岭南各族关系，甚至岭南美食等等都着墨不少。对人物形象有较为丰满的塑造。
　　小说写作过程中，广东省作家协会、佛山市委宣传部、五华县委县政府、佛山禅城区委区政府、广州出版社、南越王博物馆都对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和大力支持。我必需常怀感恩之心。
　　朱郁文：这又是一次写作上的“长征”，佩服之至。耗时多久？何时出版？
　　张况：耗时足足三年零三个月，今年年底前将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廖琪：《赵佗归汉》把历史截点选取在秦汉时期，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代风貌、历史沿革、哲学、史学、民族关系等，全方位、全景式地展示恢弘壮阔的秦汉风云，尤其是首次全方面、立体呈现赵佗，赵佗在南粤的丰功伟绩。这为岭南文化填补了空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文本意义。我相信也是岭南读者异常期待的。你前期的历史储备和史诗写作，驾驭这部史诗小说会不会特别得心应手？
　　张况：写赵佗是我多年的心愿，此前我到广州南越王博物馆参观过两回，认真听取了该馆吴馆长的介绍，并收集了一批关于南越国的历史资料。《赵佗归汉》是一部抒写中华民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振兴、各族人民融合发展的悲壮史诗，是中国首部描写南越王赵佗归汉的宏大历史叙事章回体长篇小说。小说以历史动人故事生动再现了那段历史，小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一百多个，处理好人物关系与历史关系同等重要，关于南越国的历史非常有限，写作时基于基本历史事实，我做了许多合理而大胆的想象，扣紧祖国统一这个主题，注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结合。我主张读书要读通、读透，知识储备才能丰富起来。我前期的历史储备，无疑帮了我的大忙。
　　廖琪：除了赵佗之外，你认为塑造最成功的人物形象还有谁？
　　张况：小说塑造最成功的人物还有立体的秦始皇、李斯、赵高、尉缭、王翦、蒙武、蒙恬、内史腾、汉高祖、吕雉、汉文帝、陆贾、白起、李牧、张仪、王贲、蒙毅、李信、章邯、屠睢、俞宋、史禄、廉颇、赵佗的红颜知己云姑、赵佗在咸阳的结发妻子戚媛媛、赵佗在岭南的妻子荔女，以及小人物代表陈武、陈文兄弟，凤娟、凤媚姊妹、王翦的厨子庖三、管家芈福。这些人物与赵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人物链条，串起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朱郁文：你认为岭南在中华文明中占有什么位置？
　　张况：岭南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岭南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具活力与特色的地域文化。岭南本土文化丰厚，尤其是百越文化、渔猎文明、稻作文明、贸易文明等，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南迁的中原文化在岭南影响力也很大，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灵渠的修造，庾岭的开凿，岭南最后完全归化于汉，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后来舶来的域外文化也给岭南注入了活力。
　　朱郁文：《赵佗归汉》这部小说最大的意义和贡献是什么？
　　张况：全国首部抒写南越王赵佗回归汉朝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强调赵佗回归汉朝的历史渊源、历史意义，对我国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富强及“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较好的文本启示意义。
　　朱郁文：你在后序中言：“我即赵佗，赵佗即我”，怎么理解？这是一种中国文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吗？《赵佗归汉》写作过程有什么值得记取的趣事么？
　　张况：小说家和诗人必需具备与历史人物平起平坐的能力、心态和姿态。这既是文化自觉，也是文化自信。说到岭南历史，南越王赵佗百分之一千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庄重地写写南越王赵佗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生为岭南人，我甚至觉得这是我今生必须完成的任务。作为岭南的人文鼻祖，南越王赵佗身上确实有着太多令人着迷的气质和讲述不完的传奇。
　　机缘凑巧，2016年春夏之交的某个周末，中国诗坛四公子陆健、程维、雁西和我受邀到我老家五华采风。期间，家乡有位领导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能否写写赵佗，写写长乐台，为家乡文化做点事？我闻言诺诺言谢，说一定不负所托。两千多年过去了，可供查询的资料少得可怜，南越王赵佗果真愿意重新“站起来”与我对话么？我心里直觉得有十五个吊桶在不停地打水。
　　三年来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几乎每天下班后即俯身与键盘“耳鬓厮磨”、卿卿我我，周末和节假日更是直接将自己屏蔽，主动“拉闸断电”，刻意与外界保持“失联”状态、“绝缘”距离，猫在办公室拼音打字，蜗行得比我当年的百岁俄罗斯外婆挪步还要慢半拍，即便如此，我还是创下过“日行万里”的写作记录。
　　不在“服务区”、“对不起，你拨的用户已关机”的日子里，我几乎忘了我爹姓甚名谁、我娘是男是女。说起来有趣的事情，那些因阶段性“失联”找不到我而“急急如律令”的朋友们，一度竟神叨叨开玩笑蠡测我是否健康出问题了，又甚或有了崭新的“第三产业”，从而“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忘了“一起扛麻袋”的兄弟了。
　　三年“怀胎”，委实艰辛。在不懂吸烟毫无烟龄烟瘾的状态下，我吧嗒吧嗒干掉了近三十条“南洋兄弟”。好在最终“顺产”，也算了却了一番心愿，没辜负发黄的一口好牙。
　　看着三卷本180万字格局的即将付梓的“三胞胎大胖小子”，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内心禁不住荷尔蒙释放般涌动着临老“当爹”的狂喜。期间，我还瞅空多次应邀出席全国文学活动，《诗刊》原主编叶延滨老师见状，就用他那“老顽童”式的语调揶揄我说：“高潮如此迭起，可系‘请枪’所为？”我一脸无辜地指着蓝天白云立誓：“个中每一个中国方块，均系弟子如假包换的‘嫡系’精血！”
　　廖琪：《赵佗归汉》这样的主旋律宏大叙事，是怎样入了出版社的“法眼”？
　　张况：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我是爱国主义者，也是一名爱国诗人，我的骨子里一直认同并追求祖国的完全统一。认为中华民族金瓯一统，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政治。《赵佗归汉》彰显了我的写作意图。
　　在文字的裹挟下我是幸福的，在此期间，我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慧眼识珠”的老大哥——广州出版社刘总。他闻知我正经八百挥汗如雨地在构筑《赵佗归汉》“工事”，他说写好了，我来当你的出版人，共同为岭南文化做点事，让泉下的南越王知道，在岭南，你我是赵佗真正的知己。“就这么定了！”我对着他向空中砸出一锤。
　　毫无疑问，写作《赵佗归汉》是我的史诗性追求，它在我有限的写作中具有不可复制的文本意义和无法置换的时空意义，因为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心里一直惦记着祖国的完全统一。赵佗回归汉朝已经2000多年了，我衷心期盼宝岛台湾能够早日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百年复兴，金瓯一统。我坚信，心中无敌的泱泱中华，必将无敌于天下！
　　朱郁文：此小说被省作协列为“全省深扎”题材，被佛山市委宣传部、禅城区政府列为“市、区重点‘扶持’题材”。你的写作策划一般都是主题先行、宏大叙事的吗？
　　张况：我对岭南本土重大题材很感兴趣，喜欢宏大叙事，不喜欢小打小闹。
　　朱郁文：写这部小说你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最得意的地方是什么？
　　张况：写这部小说最大的困境是可供参详的史料实在太少，但这也促成我可以张开想象的翅膀，完成各种合理的塑造、推理。最得意的地方是历史的稀缺成全了我对岭南历史的深究，并由此获得了结构故事的力量和能耐。
　　廖琪：纷繁复杂的历史本身已很难叫人理清头绪，很难交代清楚。小说不是历史材料的堆砌，需要水乳交融、化历史材料为无痕，的确不易。因此，小说中对史实的掌握还是对史诗解构与重构，对于历史背景的交代和故事情节的推进的矛盾，你如何处理？
　　张况：我从来不屑于堆砌历史，我喜欢娓娓道来，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的交相呼应，使我获得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小说人物在阔大的历史空间里，是一种拥有无比自由的存在。读我的历史小说，现场感会扑面而来，你会有一种充实感。
　　廖琪：你采用了怎样的叙事技巧，才能环环相扣，令读者保持追看下去的阅读兴趣？
　　张况：小说写作就是讲故事，故事精不精彩、能不能吸引人，这都考验写作者的智慧。我喜欢为人物设置数不清的障碍，然后让它一一迎刃而解、一一排除，小说中抽丝剥茧的快感是显而易见且不言而喻的。180万字是长了点，但作为宏大叙事，其精彩的故事细节还是值得期待的。
　　朱郁文：为何采用了古典小说章回体的形式？
　　张况：我有比较厚实的古文字功底，对明清小说读得较多，喜欢那种言简意赅的表达方式。章回体是我的特色，别人要是没有厚实的古文字功底，那是很难模仿的。
　　朱郁文：对读者和评论界的声音，你有何期待和预料？怕不怕批评的声音？
　　张况：作品出来就具有社会属性，赞扬和批评我都将之视为对我作品评价的合唱，没什么好怕的。
　　廖琪：你是否会关注大型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看过人气高得不得了的《芈月传》《琅琊榜》吗？如何看待热播历史剧？这篇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空间大吗？
　　张况：我几乎不看任何热播的历史剧。但《赵佗归汉》将来一定会改编成影视剧的。因为，它的价值摆在那里就是一种赫然的存在，有识之士不应该忽略它的存在。
　　 　　
　　朱郁文：佛山成为全国出名的“诗歌之城”，这和你的引领和带领不无关联，功不可没。你是佛山市作协主席，也经常不遗余力提携后进（如鼓励别人出书、为别人写序言等），对佛山的文学生态比较了解，佛山文学在广东文学方阵中的位列？对比广深和其他地区的优势？您觉得佛山的文学生态有何特点？存在哪些长短板？
　　张况：佛山文学生态整体上健康、向上，老中青少四代作家结构合理，后继有人，且各有良好的创作优势，层次感较为分明，创作成绩也不错，总的发展态势积极、稳健，有朝气。全市参与文学活动的人数每年均在万人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参与文学创作的人数至少有3000人以上。在全国刊物发表作品、较为活跃、较有实力的作家、诗人有近百人。盛慧、彤子、包悦、周崇贤、吕啸天、赵洪、洪永争、高世现、李剑平、曹晖、晓雷、林庭光、刘凤阳、郭杰广、亚明、胡亚林、申志、茨平、李东文等一大批作家诗人均有不俗表现。佛山目前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9人，省作协会员250多人，在全省地级市中占比排在第三；市级会员820多人专业作家只有2人，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4人，整个文学队伍比较整齐，各门类写作者均有一定比例。佛山诗歌创作和诗歌活动方面成绩较为突出，这与诗人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佛山自古就是岭南的诗歌重镇，历朝历代出过不少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这对佛山来说是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一直激励着佛山诗人继承先辈光荣传统，努力发掘素材，不断书写新篇章。
　　目前佛山文学着重要解决的，我想主要还是作家队伍建设问题、作品文本呈现和文学“高原”与“高峰”的问题。目前佛山作家的创作水平在省内有一定地位，但在全国层面尚欠“高峰”，全国性的奖项如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方面仍付诸阙如。文学评论方面显弱，还有较大的努力空间。佛山与全省其他地级市比，优势在于高端文学活动多、尤其是诗歌活动，居全省地级市首位，但本土题材挖掘尚欠力度。
　　另外，国家级会员的多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学创作水平，虽然近几年来，佛山几乎每年均有会员加入中国作协。因佛山的作家们比较低调内敛、淡名薄利，我觉得真正的写作者必须具有雄心壮志、文化自信、文本自信和勇攀文学高峰的勇气，凭实力堂堂正正加入中国作协，毕竟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殿堂，里面有许多一等一的名家、大家。能与他们为伍，切磋写作技艺、分享写作经验，在同一组织里共同为祖国文学事业而奋斗，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荣耀。
　　朱郁文：如何评价近几年佛山举办的一系列重要文化活动？这些事件对佛山城市品牌的贡献？
　　张况：佛山文学活动频频，仅今年6月至7月间就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青春回眸”研讨会、“诗意粤港澳·共建大湾区”第九届岭南诗会举行、第四届“中国长诗奖”颁奖典礼，加上年初的佛山禅城第九届腊八诗会，活动不可谓不多。
　　早在2013年，佛山被省作协颁授“广东诗歌之城”。近十年来，市作协联合市文联、禅城区委宣传部、区文联等单位努力打造的“佛山禅城腊八诗会”、“岭南诗会”、中国长诗公益品鉴暨中国长诗奖等三个文学品牌。前两样被权威部门评为“全国十佳诗会”，而“中国长诗奖”则是佛山首创。
　　高规格的文学活动在佛山召开，对佛山文学事业、佛山城市形象的推介无疑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廖琪：你倡导的“中国长诗奖”，对中国当代诗歌生态的意义是什么？
　　张况：目前我国官方文学评奖中“长诗奖”尚付诸阙如，“中国长诗奖”在佛山的设立顺理成章地填补了这一空白。作为倡导者之一，我认为中国长诗就像中国诗歌的“航空母舰”“核导弹”。我一直视好诗的启示性与异质性为诗歌文本最重要的性格标签，认为其共性应直指人性弱点、生存困惑、生命缺憾，惟其如此，才能将人类精神与品格引向博大与无私。真正的好诗、大诗就该从容不迫、雍容淡定，就应以人类命运、祖国、民族、人民为抒情母本、叙事主题。为祖国、民族和人民歌唱，为人类精神立言，是每一位诗人的历史使命。
　　今后，“中国长诗”要走的路还很长，中国新诗写作惟有尽早突破地域疆界的局限，摒弃个人私情的小我窠臼，为普罗大众提供高贵的精神匡正与诗意指引，才能真正成就民族精神火焰的高蹈品质，才能真正在文本上有大建树；我呼唤长诗、大诗，也相信“中国长诗”奖会越办越好，同时希望中国诗人们增强文化自信，拿起如椽大笔，为祖国、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社会奉献出真正的扛鼎之作。
　　廖琪：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如何领悟？佛山作协需做些什么？
　　张况：记得前年我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他号召文艺家要“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他饱含深情地对与会作家、文艺家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服务人民、勇于创新创造、坚守艺术理想等四点希望。这就为我市文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市作协去年底刚换届，我再次当选为主席，选好配强了协会领导班子。今后作协要着力深化改革、加强引领联络、增强本领和加强沟通，进一步突出服务性，提升亲和力、凝聚力，使作协真正成为作家的温馨之家，发挥好作协的桥梁纽带作用，为文学事业百花齐放注入发展动力。带领我市作家奋进新时代，共同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认真履行团结引导、服务管理等职能，团结带领我市作家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
　　
　　
　　（采访于2019年9月，原载《佛山文艺》2019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