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宇秀的诗看海外经验与现代汉语诗歌写作

　　摘要：宇秀的诗歌创作，是在跨文化流动背景下进行的创作，丰富驳杂的海外生活经验，是宇秀从“小资作家”向“痛感诗人”转型的重要因素。在其诗作中，精妙的意象、紧密的肌理、富于变化的节奏以及开阔的时空意识，共同构成了特殊的诗歌审美风格，体现了海外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学创造性转化，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贡献了独特的内容。此外，宇秀的诗歌创作，受到洛夫等诗学前辈的影响，体现了现代汉语诗学脉络的特殊传播路径。

　　关键词：宇秀 跨文化经验 海外汉语诗歌写作
 

　　对宇秀而言，从曾经的上海“小资作家”，到加拿大“痛感诗人”，不仅仅是书写身份的转换，同时也印证着个体生命成长的内在轨迹。论文将从海外跨文化经验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出发，对宇秀的诗歌进行探讨，并藉此描述当代汉语诗歌海外传播、影响的一种路径。
 

　　一
 

　　尽管在初中时期，宇秀就已开始尝试写诗，但真正将写诗作为生命中不可或缺之一部分，是经历了十多年海外生活磨砺之后。

　　2001年，宇秀离开上海，定居加拿大温哥华。在此之前，她以散文集《一个上海女人的下午茶》而风靡一时，书中时尚、精致的生活方式，与细腻、俏皮的文字风格刚好与其时流行的“上海想象”相贴合，海派“小资作家”的身份由此确立。出国后，宇秀继续写散文，2007年出版了《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从标题来看，似乎是对《下午茶》的延续，但《温哥华》中，与时尚相关的篇幅已经很少，更多的是对异域见闻、婚姻情感的体会与思考，其中不乏国外生活的辛酸与心理落差，如《当宇秀是露丝玛丽的时候》，即以一种单纯无矫饰、略带自嘲的方式，实实在在地写出了中国当代都市知识女性在“失根”的中的失落、无措与心理伤痛，以及在跨文化、跨语境的非母语环境中的文化身份的重建与确立。可以说，《温哥华》已经逐渐褪去了早期《下午茶》中的商业消费气息，一些更为痛切的生命体验，在文字中开始滋生、漫延。尽管，宇秀的写作依然具有浓郁的女性意识，但不再是早年散文中骄矜的、被包裹在丰富的物质与男性目光中的“小女人”，而是有着丰厚生命体验、是在看到生活的裂缝之后有能力直面真实内在的“女性”。而真正的诗歌，往往正是在生活的裂缝中产生。

　　在加拿大，宇秀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婚纱公司形象顾问、皮草店销售员、中文教师、餐厅业主等等，这些经历在诗作中都有体现。艰难的生存处境，粗糙冷硬的现实，却反而能够提供一种契机，使人进入生命的更深与更真处。跨文化流动而产生的“痛感经验”，是宇秀诗歌创作最现实、直接的来源。经由生命与情感的淘洗、沉淀之后，写作开始真正触及灵魂生活。自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将这样的痛感经验转化为文学创作资源，即使有，可能也会出现滥情化倾向，这与诗歌技艺相关，也与心力的强弱相关。在文学中，有太多的例子，足以证明过度抒情所带来的令人难堪的艺术效果。但宇秀很好地避免了这一点。她的诗，在浓烈的情感与艺术的节制之间达到了可贵的平衡。浪漫诗意的心灵与琐碎逼仄的现实往往在诗中被并置，形成颇具反讽意味的对比。
 

　　我在注视中，研究乌鸦浓重的黑色

　　和一个女人所剩无几的青春

　　店门突开，我的心也被哗啦打开

　　瞬间幻想到远方失联的情人

　　来者却一头冲进，面目不清种族不明

　　我依然如迎接上帝般恭敬

　　虔诚无比地递上耗费了一个月的利润

　　印制的崭新菜单，那人看也不看

　　就直言他要用厕所不是午餐
 

　　　　　　——《午时的餐厅》
 

　　通过对内心世界的建构与维护，诗人得以与现实中的自己保持距离，从日常生活中抽身而出并冷静观照：
 

　　我忽然想以倒下的姿态抵抗未来

　　抵抗一次又一次没有掌声的粉墨登场

　　不管明天雨过天晴也好

　　暖阳扑面也罢

　　此刻的我，只想躲在打烊的世界后面

　　开一瓶梅洛，无所谓与谁干杯

　　我习惯了与虚空对饮
 

　　我在虚空中赏看时间以外的自己

　　不紧不慢地倒下，蛇一般

　　游入血色的液体
 

　　　　——《打烊》
 

　　躲在“世界后面”，“与虚空对饮”，“时间以外的自己”，这种“倒下”、抽离的姿态，是退避，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介入，以诗的方式。情感上的冷静节制，与一种生活态度相关。认识到现实的冷峻，有失望，却并不抱怨，有习惯，却不顺服。于是，两种相反的力，彼此拮抗，诗由此产生。

　　早年的散文写作，对宇秀来说其实是一种有益的文学训练，对文字的敏感，对细节的把握，以及极度忠实于个人感觉的文学本能，使她的时尚文字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特殊的气息。但，藉由诗歌写作，作为文学者的宇秀才得以真正成形。这里的“文学者”，指的是有着自觉的生命探索与技艺磨炼意识，始终对内在自我保持着清醒而深刻的觉知，并能够以文学的方式看待世界、以及个体生命与世界的关系，最终，以文学的方式生存。于是，生活与诗歌，遂从一种“对立”，转化成了相互依存，诗歌成为日常生活的救赎，

　　例如，《向上帝投诉的诗意》、《我在诗》：
 

　　转身把向隅的热泪丢进《悲怆》的奏鸣里

　　祈祷《暴风雨》过后的静谧

　　一次又一次清扫满地纷乱的脚印后

　　默默蹲下捡起时间的碎片

　　细细地不厌其烦地

　　拼接生命中时断时续的诗意

　　……

　　　　——《向上帝投诉的诗意》
 

　　《我在诗》，充分体现出了生活与诗歌的血肉关联：
 

　　当疼痛必须粉碎在牙齿里也不能吐出

　　当眼泪只能流到夜的最深处独自风干

　　当鲜血不得不摁进伤口无以包扎

　　当呼唤啊，长跪在母亲面前而不得应答
 

　　当谎言开成花朵我却不能说它有毒

　　当真理囚在牢笼我竟被迫成为狱卒

　　当亲爱的近在咫尺我不能伸手相拥啊

　　当脚步停不住，却找不到一条回家的路
 

　　我，只能在诗
 

　　是的，“我只能在诗”。唯有在诗，才能实现生命的自由，才能获得真实的生存体验。在从散文到诗歌，从“小资作家”到“痛感诗人”的过程中，海外生活经验是重要的中介，是生命给诗人的一份丰厚馈赠，使她的写作趋于冷峻、沉静。写诗，最终成为一种自救。就像诗人自己所说，“生命中所有的难以承受之重之轻，因为可以写诗而变得可能承受。”[1]
 

二
 

　　洛夫曾为宇秀的诗集《我不能握住风》写下这样的推荐语：“用她自己独特的语言，通过诗歌，她向一切谎言与陈腐的思想宣战。意象是她最有力的翅膀，载着她，也载着读者遨游于一个接一个的崭新世界。……她就是宇秀，一位具有骇人想象力的女诗人。”[2]。宇秀诗中的意象丰盈独特，往往以现实实感经验为基础。她在逼仄琐碎的现实中，以诗人的敏感与细腻提炼诗意，“扯一大片炫目的阳光抹干净桌椅/把绸缎般的光阴围在腰间端菜斟酒上茶煮咖啡”(《向上帝投诉的诗意》)“秋雨行至昨夜/彻底放弃了抒情的缠绵/兵荒马乱地穿过黑暗中的城和城里的梦”;通过恣肆的想象与新鲜、惊警的语词组合，构建日常世界与心灵世界之间的秘密通道，“没有你的房屋，蜘蛛网罗天下/杂草封锁窗门。我在封锁里虚构火焰/和火焰里的羊群，和前世在今生里的狂奔/你，是我的纵火者”(《你是我的虚构》)“风夹着雨，被行进中的车窗削成一把把/湿淋淋的快刀/追杀路人。”表现出富于哲学意味的沉思，“这一刻的沉沦/究竟是上帝还是魔鬼松了一下手”(《沉沦》)“所谓的冷静不过是许多节骨眼上的变节/而我与万物全然未来得及勘查撤退的路径”(《立秋》)。在《禅的容颜》、《水瓶——写给自己的生日》、《五月花》、《迷迭香的街》等诗作中，也都充盈着丰富精妙的意象。又如，那首为人熟知的、被痖弦称为“创造了自己的句式”的《我忙着绿花菜的绿西红柿的红》：
 

　　绿花菜昨夜还绿得很沉着

　　今天午时就黄了

　　一如我在母亲怀里的照片失去鲜明

　　那色衰的照片像一张老去的脸

　　诉说着日子和那日子里的不可诉说

　　我问母亲我是怎么离开她怀抱的

　　她说她正忙着洗尿布

　　和尿布以外的许多有意思没意思的事情

　　一回头，她的孩子就自己去了菜市

　　就买了绿花菜、西红柿还有其他

　　……

　　在不知菜价也无需了解尿片的时候

　　我常常像哈姆雷特

　　延宕在夜空之下思考是生还是死

　　此刻，我就只顾忙着

　　绿花菜的绿西红柿的红

　　却怎么也挡不住日子跟着绿花菜泛黄

　　跟着西红柿溃疡

　　偶尔激动的事情像菠菜一样没有常性

　　转眼就流出腐烂的汁液

　　所有的新鲜不过是另一种说法的时间
 

　　母亲在时间的左边洗完尿布

　　就到时间的右边被穿上成人纸尿裤

　　好像仅仅隔了个夜

　　那一夜，篮子里并排躺着

　　沉着的绿花菜和美艳的西红柿

　　它们不知道第二天让我的心

　　有多疼
 

　　这首诗发表于2016年第6期的《上海诗人》(此处为节选——编者注)，也是其台湾诗集《忙红忙绿》书名的由来。绿花菜与西红柿，是普通的日常事物，却承载着诗人关于时间流逝、生命成长以及亲情记忆的感受与思考。一方面，它们的“沉着”与“美艳”，以及迅速的“变黄”与“溃疡”，令人怵目惊心地展示了时间的无情流逝，以及个体生命成长、日益为生活所裹挟的无奈与痛楚。另一方面，则通过母女身份的置换，书写生命的轮回，又饱含着浓郁的亲情。而无论是成长之痛，还是岁月的无情，均以新鲜奇特的蔬菜意象表现，从而达到了感性与理性的平衡。

　　宇秀笔下，独特的意象还往往伴随着精致的语言形式，共同编织成细密紧致的诗歌纹理(texture)。试以一首诗为例略作分析：
 

　　生活，很痒

　　我在生活的汗毛与丛林里

　　蛰伏、跳跃
 

　　……
 

　　我一不跳就是死期

　　在等死的时候也等待挠破的生活

　　愈合成光滑的诗句

　　……

　　　　——《生活很痒》
 

　　诗作的形式与内容高度吻合，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一首诗的语言就是其思想的构形(constitutive)”[3]。且不说以跳蚤呆在“汗毛”、“丛林”中来比喻人被生活的琐碎、芜杂所纠缠、困扰，是多么形象生动，单就语言形式而言，“生活，很痒”，“蛰伏、跳跃”，短促的句子与跳蚤的躁动不安、蠢蠢欲动恰相吻合，而“在等死的时候也等待挠破的生活/愈合成光滑的诗句”，语言节奏则变得舒缓，与跳蚤停止跳跃后的困乏、无力，以及“挠破的生活”在这困乏、无力中的逐渐愈合相应，而“光滑的诗句”则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乍然出现，成为了对瘙痒的生活的最佳补偿。饱满强烈的情绪，以谐谑的笔触写出，通过意象的选择与语言节奏的调配，呈现出富于机智变化的诗趣。又如，前文所提到的诗作《我在诗》，充分运用长短句的组合凸显情感强度，前面的冗长句式如同枯燥无诗意的琐碎生活，最后，是一句有力的收束：“我，只能在诗”，以简洁、清晰的方式点明主旨，留下不尽的回味。

　　宇秀诗歌中的意象，极具个人性，但又体现出开阔、流动的时空意识。有时候，它是某种某种私密的回忆与情调、气息。譬如，某种特殊的颜色。在诗作《迷迭香的街》中，“蓝紫色”代表着“另一种浪漫”，而早期散文集中亦有一篇与“蓝紫色”相关的文章(《兰蔻的蓝紫色下午》)，彼时，这一迷离梦幻的颜色是时尚品牌由物质浸洇到情绪的象征。此刻，现实场景，就在一种极具私密性、甚至是无意识的书写中，成为了与回忆相印证的存在，时空交错感由此产生。有时候，则体现为对自我来路与当下境况充分交错相融的呈现，这样的诗句无疑是在跨文化经验的真切体味中流淌出来的：“今天的云踱着宋朝的步子/在邻家屋顶上踟躇/但我肯定屋檐下不是宋朝的后裔……而宋朝的云总是骑在风的背上/看秋千上荡来荡去的女子荡出一行行/瘦瘦的宋词。那些骨感的词啊/从北方流亡到江南，从江南流亡到北美/侧身于烧烤的烟熏和密集的广告里/也流连在风信子和曼陀铃之间/在香气与毒性中自我解构”。奇异、跳跃的想象，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海外的时空跨越熔铸到经验与想象中，在看似后现代的拼贴、解构中体味生命，从而确立个体生存的方式。在《故乡》、《芒种》、《独酌》、《毛驴》等诗作中，诗人回溯岁月，但并非以耽溺的姿态，而是藉由意象冷静反观，如“这样的题目和这样的举动都很老旧/像用久了茶壶里的锈……总是有一些事物不会过时，但也了无新意/比如疼痛，比如酒”(《独酌》)。用“毛驴”来传递独属于个体的情感记忆，“许多年来，从我还是个约会的小姑娘/到我的小姑娘开始约会/你那被夕阳覆盖的背脊一直红肿在我的心上/不管在上海、在纽约、在伦敦、在罗马/还是在巴黎、在法兰克福、在温哥华/在我到达和尚未到达的城市/我走进走出任何一家食肆酒楼/都看见你的小毛驴”(《毛驴》)。通过独特的跨文化生命体验，呈现另一种回归故乡的方式——以远离的方式： “故乡从来没在故乡里/你的名字来自远离，在于浪迹/在够不到你的地方能够触摸到的你/是一截从祖父门前掘出的/支撑着异国他乡咖啡桌的根艺/尽管已被扭曲，我却一眼认出你/那剥了皮的身体”。自然，流动、开放的时空意识，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某种错位感。如《老咖啡馆窗外》一诗。在这首诗中，宇秀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景观一一罗列、并置，充分展示了多元混杂文化的和谐共处，如同爱丽丝·门罗短篇小说集的题名《美好生活》，但却不无谐谑地写道，“《美好生活》的一页却被一个生词堵在/美好之外。谷歌的翻译曲意逢迎……”不可避免的隔阂与误读解构了之前的场景，这并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我从窗外的风景和各种面容上/搜索原意，而我的问题/并非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全球化时代由商业消费经济所推动的共享、联结、平面化的表象之下，却潜藏着至深的误读与错位，而诗人及诗的存在意义，正由此浮现。
 

　　三
 

　　海外在地生活经验，为宇秀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契机、内容及情感的形式，但从生活经验到诗歌创作的转化，还有一些因素值得注意，譬如，诗人自身的阅读经验、师友交游、作品发表途径，等等。这些都有助于一个诗人克服写作初期的一些困难，从而更为顺利地找到自我发现之路。宇秀与前辈诗人洛夫、痖弦等人的交游，就是这样一些对个体而言重要的诗歌“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帮助诗人磨炼技艺、提升视野的重要资源。而颇有意味的是，洛夫、痖弦等人所拥有的诗学资源也同样是在海外语境中生成。

　　洛夫，人称“诗魔”，是台湾现代诗运动的奠基者之一，曾因长诗《漂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于1928年出生在湖南，1942年即开始创作，1949年去台湾。1954年，洛夫与张默、痖弦等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与纪弦(路易士)等渡海去台的诗人一起，共同构成战后台湾现代诗运动的中坚力量。尽管他们在具体的诗歌观念、主张上有一定差异，但更多的是相似之处。他们将动荡的时代环境下漂泊流离的生命经验融合在现代主义诗学追求中，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个体心理意识，是对大陆“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传承与发展。这是“五四”新诗成就与海外离散经验的结合，其意义在已有的中国当代新诗论述中，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

　　1996年，洛夫移居温哥华，2018年去世。离开台湾远赴加拿大的22年，被洛夫称为是“第二次流放”。海外经验的再度延伸、扩展，使诗人达到了创作高峰期，长诗《漂木》和“天涯美学”的诗学体系，都是在此期间完成。宇秀也正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得以亲炙洛夫。洛夫伉俪与宇秀过从密切，常常在一起共享美食，谈论诗歌。宇秀无疑是熟悉洛夫的诗作、理解其诗学追求的，而这种熟悉与理解，对一个初学写诗的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自觉的学习。而究竟要学习什么，又学到了什么，是与学习者其时自身的需求与眼光相关。

　　在宇秀看来，洛夫的诗作，最有魅力之处在于世俗生活与超脱现实之间的平衡，宇秀曾在追怀洛夫的长文中写道：

　　“即使在他纵横宇宙、穿越历史、超拔俗世进行哲思的书写，却毫不抽象虚幻，人间烟火中食欲和情欲的种种地气充沛的意象不时地升华着、也不停地解构着他的哲思。即使在宏大的叙事中他的笔触也时常出人意料地落入人间烟火的细节，比如他在《漂木》第一章就这样写道：

　　今日午餐的瓷盘里的

　　只是一根

　　丧失飞行意愿的羽毛

　　我闲闲地端起酒杯，看着

　　一把古剑穿越历史

　　……”

　　“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诗人，但又是超脱于现实的，他好像长着一身羽毛，虽然常常身处世俗，可轻轻一抖，好像鸟儿一拍翅立刻就把身上的雨水和尘埃抖落掉了。洛夫的性格中虽然有孤傲之气，但从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对美食的热衷或许是他与世俗生活密切关联的、与其生命感知最为贴近的途径之一。他的诗歌写作偏向于从多个层次与面向去探讨生命的本质与内涵。他认为‘诗人不但要走向内心，探入生命的底层，同时也需敞开心窗。使触觉探向外界的现实，而求得主体与客体的融合。’这种主客体之间的融合，是他诗歌写作的一条秘径。” [4]

　　洛夫的《漂木》，累积了一生的内在情结：“一种孤绝，——一种永远难以治愈的病，一种绝望——在这越来越荒谬的世界里，去寻找一个精神家园而不可得的绝望。”诗人在战乱、逃难、流放、漂泊中度过了颠沛流离的一生，对生命的逼视、审问和形而上思考带有着一种“古意的崇高”，但另一方面，“《漂木》给人最强烈的印象之一，是它的庞杂的意象中所包含的许多生活化和世俗化的东西。”[5]“它对于人生世相的种种描述，时时处处不离形而下的具象却又无所不在地呈现形而上的抽象。”具象与抽象的辩证，不仅存在于诗中，也存在于诗人的实际生活中。洛书逝世后，宇秀写下悼文《洛夫，我终究不能握住风》，忆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对洛夫逝去的悲悼。“为何一个诗人的离去牵动这么多人的心弦?”宇秀的答案是，“他的诗歌，虽被称为超现实主义，却是扎根于日常烟火，并回馈到民间之中的。”这与宇秀对洛夫诗歌素来的认知是一致的。“接地气”，同时又“超脱于现实”，这样的诗歌特质，在宇秀的诗作中也已然显现，其中包含着一种努力，即寻求普通的日常生活经验与超越性诗思之间的一种内在的抗衡，在这里，日常生活世界与诗歌体验世界之间彼此缠绕、相互滋养，共同构成了诗人艺术探索的根基。

　　对诗歌“务实”与“务虚”同一性的认知，也体现在在大陆出版的《我不能握住风》题名中，是洛夫为诗集所选定的标题，出自宇秀《弱水三千》一诗的最后一节：

　　我不能握住风，但可以让头发不乱

　　我不能走进星空，但可以把油灯点燃

　　我不能坐拥秋天，但可以思念一片落叶

　　醉心于一瓢之饮，纵使万里滔滔弱水三千
 

　　这首诗内涵丰富，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第一个层面，三个“不能”与“但可以”连用的转折句式，表明了一种生活的姿态。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与投入，与对自然世界的敬畏并行不悖，前者对个体生命来说，虽然琐碎，却意义非凡，事实上亦体现了诗人对“写诗”这一行为的现实价值的深切体认，即在变化万千的宇宙中，创造出一个自足、完整的心灵世界。第二个层面，在“不能”的背后，隐含着“想要”的渴望。想要却不能，尽管令人挫败，但始终是一种“务虚”的追求。整部诗集以该句为标题，体现出诗人在捕风的渴望与“不能”之间持续、不间断的努力，一种希绪弗斯式的精神气质。这是在泅渡生活过程中的奋力自救，无望中的坚持，不无狼狈，却崇高优美。于是，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构成了宇秀诗作的两种基本成分。而台湾诗集的标题“忙红忙绿”，事实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忙”是生活的状态，红与绿，是热闹、鲜艳、明亮的凡俗生活的象征，但这种动词实词加形容词虚词的奇特组合，却具备了丰富的诗意，又有了一种脱实向虚的味道。对现实凡俗生活的热爱与对超拔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在洛夫与宇秀的诗中，是合而为一的。

　　宇秀的诗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气质，对感伤主义的拒斥，以及始终保有坚韧的心智，在其作品中体现为陌生化的意象与语言，这与洛夫、痖弦等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亦有关，“洛老曾讲过诗歌语言需要陌生化。痖弦公也跟我说过一个诗人应该创造自己的句式。”[6]这使她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情感的泛滥或单调。痖弦谈及宇秀，认为她“很会在诗歌里叙事，她的诗歌有小说的细腻和戏剧的惊诧。”细节化的意象，是宇秀诗歌的突出特征，而“惊诧”，则早已成为自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的显著特征。以心灵的力量去打碎并重组现实，从而产生冷静、节制却依旧富有魅力的美学效果。向明亦认为宇秀“使诗去腐沉清，使诗新鲜化、趣味化，没有陈腔滥调的诗的新面目陈现。简而言之，就是要使诗的出现既会使人感到陌生，但仍很熟悉，仍然会受到感动。”认为她的诗是一种“超现实主义”[7]，这也正是洛夫与痖弦等现代主义诗人的共同追求。与此同时，洛夫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诗歌美学中具有永恒性的因素的新发现、新认识”对宇秀亦不无影响。洛夫曾对宇秀《禅的容颜》一诗表示激赏：“这四首(《禅的容颜》等——编者注)都超好，既抒情又突出现代性，比你以前的诗好，更非许多女诗人能及。”[8]而这首诗，是现代主义风格中杂糅着东方古典情调，这种“既抒情又突出现代性”的风格，在宇秀后来的诗作中得到保存。

　　由此，一条潜在的诗学脉络得以浮现。洛夫携大陆现代新诗经验至战后台湾，参与发起台湾现代诗运动，后又至温哥华，在海外跨文化流动经验中，进一步融汇西方现代诗学传统与中国古典诗学，其作品及诗学探索，则在温哥华这样一个多元混杂的文化空间中对宇秀产生影响。后者来自于90年代的上海，生长于混乱的文化迭代之际，能于海外得以领略、吸纳前辈诗人的经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因缘际会。宇秀的写作，不仅承载着自身从大陆到海外的跨文化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洛夫一代诗人自大陆——台湾——温哥华的生命轨迹与诗学感悟。洛夫曾言，“一个作家不论他身处何处，生活形式起了多大变化，他都需要一个庞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背后支撑。”其诗作已经成为现代汉语诗歌传统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则经由跨文化空间流动经验的地理重合，给予另一位年轻的诗人以深远影响。这一诗学影响个案，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现代中国文学经验在世界范围内迁徙、播散的一种路径，宇秀是受益者，领受这一经验，并回馈给我们以诗的感动与惊喜，同时，也是一位仍在继续前行的跋涉者。
 

　　参考文献：

　　[1]安家石《忙碌在红绿背后的生命之殇》，台湾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第162页。

　　[2]洛夫：《忙红忙碌》推荐语，《忙红忙绿》，台湾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第3页。

　　[3](英)特里·伊格尔顿：《如何读诗》，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4]宇秀：《北京晚报》，2018年5月10日

　　[5]叶橹：《<漂木>的结构与意象》，《洛夫诗全集》(下卷)，凤凰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13年，第590-591页。

　　[6]向明：《诗应向陌生表现进发》，《忙红忙绿》，台湾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第160页。

　　[7]向明：《诗应向陌生表现进发》，《忙红忙绿》，台湾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第160页。

　　[8]宇秀：《忙红忙绿》，台湾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第3页。
 

　　(本文受上海市浦江人才项目计划资助，编号(18PJC096)。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0年第1期《海外经验与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论宇秀的诗》。)
 

　　作者简介：王小平，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