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的诗学课题――访叶延滨、丘树宏
2009-09-17 作者：王山 | 来源：文艺报 | 阅读： 次
怎样看待和认识政治抒情诗——一个重要的诗学课题——访叶延滨、丘树宏 政治抒情诗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最具时代色彩和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怎样看待和认识政治抒情诗——
一个重要的诗学课题——访叶延滨、丘树宏
政治抒情诗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最具时代色彩和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改革开放为政治抒情诗的发展突破带来了新的契机，涌现出了一批在政治抒情诗创作上有所突破和发展的诗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开辟“政治抒情诗笔谈”栏目，旨在梳理政治抒情诗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发展的历程、作用及经验，以期引起学界和社会对政治抒情诗的关心与重视，促进政治抒情诗的健康发展。
——编 者
记 者：政治抒情诗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曾经有过辉煌，有过沉寂，在曲折和停滞之后也有萌动和新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对政治抒情诗进行必要的回顾和总结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发现和发掘那些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并给予适当的评价，更是文学评论界一件应做而未做到位的工作。请问，您 心目中的政治抒情诗是什么样的？
叶延滨：怎样看待和认识政治抒情诗，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诗学课题。政治抒情诗的形成和发展是有传统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政治抒情诗” 这个概念进行一下梳理。“抒情”的含义是清楚的，对于“政治”不同时期的解读与理解就有变化了。我以为“政治”可以理解为一个大的概念，就是相对于“个人 ”、“自我”的“社会”与“时代”主题。比方说“诗言志”这个志，就与时代社会有关，比方说屈原的《离骚》就可以看作一首言志的政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是与诗歌传统中关注民生、关注社会、为民鼓与呼的传统一脉相承的；当然，也和“风、雅、颂”的“颂”诗传统有关联。政治抒情诗这个概念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 明确形成，然而在“五四”新文化中诞生的“五四”新诗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人都写过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如郭沫若的《女神》、艾青的《向太阳》、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以及胡风、田间、光未然等都写过大量优秀的政治抒情诗。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振兴的希望和国家富强的前景，使政治抒情诗写作有了空 前的发展，同时政治抒情诗这一概念也明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形成。贺敬之的《十年放歌》《雷锋之歌》、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都影响极大，邵燕祥、张志民、徐迟、公刘、方纪也写了许多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但随着“左”的思潮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除了政治抒情诗，其它诗歌一律禁 绝，而政治抒情诗“也要学习样板戏”。政治抒情诗变成了完全为政治服务，配合政治运动，一味歌功颂德，高大全并且假大空的极左路线的工具。我们不能不讲这段历史教训，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风行的那些政治抒情诗，完全败坏了诗歌的声誉，也影响了读者对政治抒情诗的评价和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在天安门诗歌运动 和随之而来的诗歌热潮中，雷抒雁创作了《小草在歌唱》、叶文福创作了《将军不能这样做》，绿原、牛汉、孙静轩等复出的诗人也写出了大量优秀的政治抒情诗。百花齐放的诗坛有了许多新面孔，抒发自我情感不再受到压制，艺术上的探索有人喊出了“个人化写作”的口号，但关注社会、关注时代的诗人仍然写出了许多优秀 的政治抒情诗，近些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中，如王久辛写南京大屠杀的《狂雪》、朱增泉的全球视野的《地球是一只泪眼》、马新朝写黄河的长诗《幻河》等，都为政治抒情诗增加了新的成果。特别是近两年，5·12大地震，改革开放三十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政治抒情诗写作出现了新的热潮。丘树宏身处改革前沿珠江三角洲，以极大的热情写下了《珠海，珠海》和《共和国之恋》，从这些优秀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对改革开放发自内心的歌唱。
因此，我以为应该这样认识政治抒情诗：中国诗歌有言志传统，中国新诗有关注社会、关注时代、为民鼓与呼的传统，继承这种传统的政治抒情诗写作，关注时代主旋律、反映民众心声、表现社会重大事件，使诗歌与时代、社会、读者有着更为密切的血肉联系，表现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
丘树宏：政治抒情诗包括三个要素：其一，它首先是诗歌，要具备诗歌的各种基本元素和特征。这是体裁，是载体；其二是抒情。它有叙事、有评说，但叙事或是评说不能同于叙事文或议论文那种完全的理性表述，而是要有融进心灵的情绪的，是感性的。这是写作的方式；其三是政治。它所反映的现实，通常不是一 般性的现实，而是重大的政治性现实，关乎国家、民族或人民的生活和命运的现实。这是内容，是内涵。政治抒情诗实际上就是用诗歌这种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重大政治现实、社会思潮的评说和强烈的情感反应。我习惯将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当作生命体，每一首诗歌其实都是一个生命体，政治抒情诗更是典型的生命体，它有 骨骼、有血肉、有体温、有思想、有灵魂，是具有勃勃生机的完整的生命体。这是政治抒情诗与其它诗歌最大的区别，其它形式的诗歌可能只是生命体的一个片段、一个章节、一个部分。
记 者：在中国的当代诗歌史上，您认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性政治抒情诗人有哪些？
丘树宏：对我影响最大的有郭沫若、艾青、郭小川，还有何其芳、贺敬之、李瑛、雷抒雁等人。
叶延滨：上面我在谈到政治抒情诗发展概况时已经提到了一些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除此之外，我还想到了一些在创作上比较有特点的政治抒情诗人，如杰出的画家黄永玉创作的短小隽永的政治抒情诗，曲有源的讽刺性政治抒情诗，还有刘征的寓言体政治抒情诗，梁平写城市变迁的《重庆书》和写史的《三十年河 东》等，写政治抒情诗的诗人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举出这几位，我是想说明，政治抒情诗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各具个性的。
记 者：请问政治抒情诗与您的创作、工作有何关系和影响？
丘树宏：我的写作比较多元，就诗歌来说，我对行走诗、爱情诗，包括哲理诗都很感兴趣，创作的数量也不少，风格也比较多样，但多数还是比较传统的，有时也会写一些朦胧诗，甚至是所谓的先锋诗歌。上世纪90年代以前，“小我”的诗歌占主流，其后，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角色的变换，开始有意识地探讨 “大我”的诗歌创作。此外，我的散文作品也不少，社科、经济类论文则是我的第三类写作。一方面，我从事的岗位多，变化的职务多，这样，既促成了我写作的体 裁和题材的多样化，又让我的写作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内容更丰富多样，让我在写作中既保持自我，又能够跳出自我、跨越自我。同时，我的多样化写作，尤其是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又让我在工作中坚守自我，约束内心，注入激情，保持清醒。
不少人总认为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是与行政工作格格不入的，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我认为，写作与从政，只要指导思想正确、时间分配得当，会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决不会有反作用。而现在的问题是，喜欢写作、坚持创作的人太少了，关心写作、支持创作的人也太少了。这决不是个好现象。
叶延滨：我多年从事为诗歌和诗人服务的工作，由此我一直关注政治抒情诗的变化、发展以及从事这方面题材写作的诗人们所做出的努力。诗坛是由不同特色不同追求的诗人共同组成的良性生态，在这个诗歌生态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创作，应该得到理解和支持。
记 者：一说到政治抒情诗，则意味着对一种题材和主题的认定，也意味着对诗人的政治态度和抉择的要求，而在今天，对于政治抒情诗的艺术性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的要求，就此请您谈谈看法。
叶延滨：就提倡政治抒情诗或鼓励政治抒情诗写作的问题，我想谈两个方面：
一、从近三十年来诗坛的经验得失，我以为有两点要强调，首先是要继续鼓励和支持艺术上的创新和探索。没有创造没有探索就没有生命力，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探索都会成功，并不是所有打着创新旗号写出来的都是好诗；其次是要强调诗人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时代，这是中国诗人几千年来传承的社会担当，因 此诗人才成为了社会的良心。只讲前者不讲社会担当，肯定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古往今来皆如此。因此，鼓励和支持政治抒情诗创作，从本质上讲是要强调诗人对社会的关注与联系。
二、政治抒情诗写作也是一种创作，因此，所有的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同样要制约和影响这一样式的诗歌写作。一些优秀诗人当年创作的成功样式与后来者争相效仿形成的政治抒情诗的常用诗体，几十年来变化和创新甚少，因此，从观念出发，用诗的形象解释政治，用一个理性逻辑引导全诗的线性表现等等，使得许 多政治抒情诗人笔下的作品彼此相仿，缺少感染力。各种报刊客观上有配合重大事件及节庆的宣传需要，这种需求使一些政治上正确而艺术上平庸的作品有了市场。大量适于报刊宣传需求而产生的作品，除了艺术上的平庸之外，对所表现的主题，也是基于一般层面上的理解，没有作者自己发自内心的深刻认识，没有深化主题， 结果只是艺术上的平淡与主题的平庸。因此，克服“正确的平庸”是当下许多作者面临的课题。
丘树宏：第一，我反倒觉得，目前要解决的一个急迫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回归诗歌艺术传统的问题。诗歌艺术其实并不是越复杂越好，而是越简单越好。任何文体都是这样，包括体裁、格式、手法等等。长期以来，由于诗歌写作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少人就彻底怀疑传统、抛弃传统、背叛甚至仇视传 统，包括诗歌艺术的所有基本元素。比如基本工整、对偶对仗、起兴比喻、环复回应、押韵意象等等。第二，诗歌创作，尤其对于政治抒情诗来说，确实是要吸取“ 假大空”的严重教训，绝不能再干用诗歌去图解政治、把政治抒情诗写成政治口号和政治读物的蠢事了。简单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把政治抒情诗写成真正的“诗歌 ”。第三，诗歌艺术是简单的，但决不是单一的、低级的，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能吸引人、感染人、鼓动人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创作，既要坚持和发扬艺术传统，又要与时俱进，讲究变革创新，要敢于和善于探索新的艺术方式和手段，包括格式、语言，以至题材、内容等，因为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化，都给我们的创新提出了 要求，提供了空间和条件。比如互联网与信息化的迅速推进，就给我们提供了文学、包括诗歌以及政治抒情诗歌，如何适应和利用这种新媒介来改革形式、创新手段，以更好地繁荣创作和传播作品的新课题、新途径、新目标。
记 者：政治抒情诗无疑是与重大社会事件或曰政治风云，还有政治人物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好的政治抒情诗，甚至可以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抒情诗是一个国家的编年史和形象，您认为如何才能创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的政治抒情诗？
叶延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治抒情诗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我想每个从事写作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写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治抒情诗人则是一个时代的大诗人。
什么叫经得起时间考验，我想到三个例子：一个是生于十三至十四世纪意大利的但丁和他的《神曲》，一个是十九世纪美国的惠特曼和他的《草叶集》，还有一个是前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阶梯诗。《神曲》应该算伟大的“政治抒情诗”了，但丁在长诗中猛烈地批判了教会和蒙昧主义，歌唱了现世生活的美好与 智慧，经过一千年的时间考验，我们仍然能感受到诗人对新世纪的召唤和人生的复苏。惠特曼的《草叶集》，依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对新大陆的歌唱，感受到一种全新的将影响世界的力量。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与《列宁》的交响，也依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革命对一个未来主义诗人的巨大影响，同时从诗人狂放的 诗篇中我们也感受到了诗人对新政权的热情与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忧虑和不安。无论这个世界还会发生什么变化，但丁、惠特曼与马雅可夫斯基，各自成为了他们民族与国家乃至世界最优秀的代言人和“预言家”。
之所以从众多的大诗人中挑出这三位，我想能写出经得起时间考验并代表时代的大作品的诗人，应具备三个要素：一，要有丰厚而广博的文化修养而不仅仅是一个灵感丰富的天才，对社会与时代有自己的独到的认识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深刻思考，是一个思想者和哲人，是新时代的“预言家”。二，要与同时代的民众有 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尤如惠特曼“用十五年时间吸收百万人民的热情和意志”，他是全体民众中杰出的“雄辩家”，是自己时代的良心。三，他们天才般的创造力开创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以新的形式汇聚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与情感。他们超越众家的气度兼收并蓄，使自己的作品拥有不同背景的读者共同的喜爱。
请原谅，在这里我没有再用“政治抒情诗”这个概念，因为所有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政治抒情诗”必然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品，而所有的伟大诗人都应具有以上三个要素。
丘树宏：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社会的多元化也带来了文学包括诗歌的多元化，因此，就将面临如何坚守政治抒情诗阵地，如何坚持政治抒情诗的艺术传统，如何适应多元化社会、多元化文学的挑战，以及如何超越传统、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等诸多问题。对于以国家编年史和国家形象为对象的政治抒情 诗写作来说，首先在做人。作为政治抒情诗作者，一定要对生命、对人生、对生活，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充满热爱、充满憧憬；同时，要全方位关注实际、介入社会、走进现实；还要尽可能多学习和掌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重视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等综合素质。政治抒情 诗的写作，主要是“大我”写作，一定要跳出“小我”，站在客观和公正的角度，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站在社会和时代的前沿，站在全局和长远的高度，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但同时，又要保持自我，要有自己的个性、特点、风格、立场和抒写方式。政治抒情诗主要是“颂诗”，但也可以包括“讽”，在歌 唱中也可以和应该有鞭笞，有时候甚至可以通篇都是“讽”，但这种“讽”的背后却包含着深切的“爱”。总之，政治抒情诗，必须是诗歌，是其它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成熟和成功的形象化的语言艺术品，而且是能够吟哦的，可以朗诵的。这就是政治抒情诗的“诗体”；它的抒情，是真情、是深情、是激情，是善良的、美好 的，它通过诗人抒发的情感反应，来吸引人、感染人、征服人、振奋人。这就是政治抒情诗的“诗心”；政治抒情诗通过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因而它要发人深思，让人受到教育，得到启发，甚至洗礼。这就是政治抒情诗的“诗品”。只有这三者达至完美统一，才是真正意义的政治抒情诗，才能经得起 时空的检验而历久弥新。
文艺报2009年9月5日三版刊出
很赞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