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如打铁

 
　　杨吉军先生的诗是我最喜欢甚至钦敬的品类，因为这些文本精神硬朗、思想深刻、情绪饱满、意象精准、肌理固实、纹样简劲、修辞别致。
　　集子里的大部分作品都标了写作时间，从2022年4月1到2022年7月13日，尤其集中于4月到6月。2022年的那个夏天，已经基本停笔多年的吉军突然犹如诗灵附体，灵光乍现，灵感迸发，下笔有神，以原子弹爆炸的速度和力度，暴写出了他这一生也是当代中国诗歌品质最高的一批杰作。
　　许多诗人的总体风格都可以用一样物象来象征性地概括，比如月之于李白、泪之于杜甫、玉之于李商隐、霜之于杜牧、云之于李贺等等。我们还可以用诸如花、水、盐、山、石头等形容某些诗人的大致风貌。用来涵盖吉军诗风的最贴切的字眼——毫无疑问——是铁。
　　此集第一辑名为“铁匠之歌”，也可用来命名全集。写诗中的吉军自比为铁匠，他把自己的诗比作铁匠所唱的歌或关于铁匠的歌；可谓自觉又自豪。全集开篇名为：“铁匠和他的铁”，亦可换说为“铁匠吉军和他的铁诗”。铁元素或明或暗、或密或疏分布于吉军几乎所有的字里行间。因此，“铁匠诗人”或“铁血诗人”之名在我脑中呼之欲出。也许后者更合适，因为吉军并不真的是铁匠出身，铁匠并不是他的真实身份之一；他并不以打铁为生，但他的血液里流淌着铁性，他的骨头是铮铮铁骨。
　　吉军落笔，如铁锤砸中铁砧上烧得通红的铁块，稳准狠，顿时铁花四溅，叮当作响，有时一锤子便使那铁器成行，有时则要重击好几下才能铁板钉钉。这些文字铁器一旦定型，你可以说个别个体这儿多了一个角那儿多了一只脚，有理由建议作者“斩钉截铁”地去掉某个局部，但整个构型因其内在的稳固与密实，是无法变动的，更别说往里塞什么货色了。
　　吉军对于打铁这个行当有着真切而细致的观察和了解：
 
　　而随着滋啦滋啦
　　一小缕一小缕的青烟，一块铁也就一层层地碎了
 
　　这样简省的描绘有声有色、活灵活现而且充满质感，一定是来自真实的生活。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吉军并不像小说家那样去再现铁匠的工作细节，诗人更擅长的或者说更乐意做的，是寻找或创造现象之上的寓意，所谓思想的过程是从对生活的叙述上升到人生的感悟。吉军的这组诗对铁匠的种种动作和神态以及与其有关系的人物和事物的描写都是一笔带过，而其语句间密布着或秘藏着丰富的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领悟，有些甚至可以解读为对诗歌写作的见解。
　　这组诗的主人公是一个老铁匠，或者说“老男人”，我们可以置换为“老诗人”——不妨看做有几十年诗龄的吉军的自况。老铁匠已经走过“火星四溅的生活”，也就是说，他现在的生活里已经不再“火星四溅”，已经不再“火热”，或者说，“火热”已经不再是他的追求，相反他甚至要故意给“火热”的铁降温。他吁求道：“我是铁，请给我大盆的冰凉的水”。他认为，冰凉甚至冰冷反而成了他的人与诗的正常甚或应该的状态。
　　这部集子里的诗，哪怕是抒情诗，也不再是热抒情，而是冷抒情；是在激情冷却之后的回放式的情感再现，而不是滚烫情感的现时涌现。而冷却或抑制激情的装置或方法是对经验的反思，思想的深度取代了感情的烈度，经验的重量超过了感觉的热度：“原本就是沉的/原本就不是火热”。锻打的结果比打造的过程更重要。正在被锻造的铁是软的、红的、可变的，还不是可用的器具，俨然是火的奴隶；锻造完成的铁是已然冷却的铁，所以是硬的、黑的、成型的、可以直接使用，已经摆脱了火的感染和控制。成熟的诗人更加注重的是文字成品所蕴含的质地、光泽和审美效果，而不是抒发过程中感情宣泄的快感体验。这样的成品必须具有浓缩性、自足性、固定性和饱和度。无疑，铁是最具有这些特性的。无疑，这部集子里的诗——无论主题是铁还是其它——也都具有这些特性。
　　关于诗歌之于诗人的功能或者说诗歌如何参与诗人命运的演进，我们也可以从吉军的铁诗中得到一些端倪。诗歌对于诗人的生活现实能起什么作用？诗歌能改变诗人的生活吗？变好还是变坏？一般人当然希望变好，一个诗人靠诗歌写作成名之后，他的生活条件能随之改善吗？吉军对这个问题应该是有过反复的思考，他甚至曾希望诗歌能改善他的生活。这种思考后来让位于实际感受，而他思考的结果是：诗歌与实际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哪怕有关系，也不在于生活本身的改变，而是生活态度或生活观念的改变，比如诗歌有助于稳固或提高精神性价值观的比例，仅此而已。
 
　　他知道这块铁改变不了他的生活
　　但并不是说，他没有想过用这块铁改变过生活
 
　　我们可以把这两行诗置换为诗学语言：
 
　　他知道诗歌（这块铁）改变不了他的生活
　　但并不是说，他没有想过用诗歌（这块铁）改变过生活
 
　　诗人反复强调：铁，哪怕好铁也改变不了铁匠，正如铁匠改变不了铁。同理，诗歌，哪怕是好诗，与诗人的生活也关系不大。
　　当然，诗歌写作还是会给诗人带来审美愉悦或创作快感，虽然那只是偶尔的；这正如整日阴郁的老铁匠偶然也会有喜悦的时候：
 
　　在冰冷的铁匠铺独自生活的老铁匠整天一脸烟气
　　偶尔一阵喜悦

 
　　二、由两可到两不：对中老年人生的非典型感悟
 
　　喜欢冷静而非热闹，重视成品而非过程，强调内敛而非张扬。这与年轻人的喜好和习惯正好相反。这是中老年人的人生观和诗歌观。
　　吉军精准写出了中老年人的命运状态和人生感想。
　　我发现，他特别喜欢用“既不……也不”（类似的句式是“既没有……也没有”等）这样的“两不”否定句式。比如《背口袋的人（之六）》云：“他不会让口袋太重/站在芦苇之上他像蜻蜓/也不会让口袋太轻/芦苇恰到好处地弯曲”。《无论如何》云：“翘是翘不起来/怕是/夹也夹不紧”。《对于》云：“唯独地球，与太阳保持了/不是太近，也不太远的距离”。《拴马桩》云：“仿佛听到你的嘶鸣/我不呼唤/也不移动”。《流弹》云：“它不追随/也不寻找”。《万物》云：“你蹑手蹑脚地生活/不愿意惊扰沉睡中的侧卧的大海/也不愿意惊扰警醒着的屋檐下的麻雀”。《异物》云：“既没有锈蚀掉/也没有绷断开的一圈铁丝”。《起航》云：“它没有鸣笛催你/也没有关闭涡轮机”。
　　吉军如此频繁地使用这样的“两不”否定句式（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诗行，是因为我也惯用类似的句式），至少可以有两个向度的解释。
　　一，他还保留着青少年时代的否定思维模式，1980年代，尼采的否定思维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深远，甚至终身都不会抹去——所谓再否定，并不意味着前面的否定的消除。
　　二，他袒露了人到中年尴尬、失落与无奈的人生状态和自谦与自嘲的人生态度。孔子有所谓的“两可论”，即“无可，无不可。”一件事我们可做可不做，表明我们还有选择的余地，我们还有主体性可以肯定。从“两可”到“两不”，就是从肯定到否定，从主动到被动，从有选择的自由到没有选择的局限。少年壮志当拿云，而到了中年，这拿云的手只能握管写点文字，甚至只能操持点鸡毛蒜皮，抒情主人公怎么不摇头叹息、自怨自艾？偶然地，可能还会“老夫聊发少年狂”，一时激发起一点幻想、希望与憧憬，但旋即到来的是绝望与幻灭：“击起一串气泡，又一一破灭。”（《雨天的一种方式》）。
　　在充分认识到这个人生的局限之后，中年人甚至有时会甘于平庸，认可中庸，即否定之前的理想主义、雄心壮志与奋斗精神。
　　就自我审视而言，经过几十年的和光同尘、与世俗妥协、经验主义的浸染，中年人的眼睛不再清明、心灵不再清净，连自己的影子都照不见，而且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或者有没有可能重新变清。《五十岁的河水》一诗就是这种难堪状态的自况：
 
　　照不出五十岁的影子的河水
　　该是多么浑浊
 
　　它要流淌多久
　　在哪一个转弯处
　　才能重新变得清澈
 
　　由于有了对平凡人生的高度认可与强烈感受，诗人在思想情感上上把自己的命运和底层民众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对他们的困难、苦难与困苦感同身受。他惯于用羊群和蚁群来比喻群众（包括作为芸芸众生之一的自我），然后展开对普通人的命运的嗟叹或代言，既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又对他们的麻木心态表示微讽。他在《羊群》一诗里写道：

　　面对宰割，羊群里没有一只羊会惊慌
　　揪出一只，才会叫唤，挣扎

　　这是写羊群里羊们的相处规则；紧接着，作者直接点出这也是人群里人的处事行为特点：

　　很多时候，比如面对岁月的钝刀子
　　我们何曾不是这样
  
　　顺便说一下，这首诗保持总体象征到最后可能更加完备，这最后两行卒章显志，反而显得累赘——因为读者从第一行就比较容易认识到作者写羊的实质是写人，所以没必要在任何地方点明。
　　《蚂蚁》一诗也是通篇用蚂蚁象征底层民众，结尾也存在不必要的点明这个问题。作者在前面一直在感叹蚂蚁的艰辛、本分与卑贱；到最后一行由蚂蚁转到把普通人比作蚂蚁——普通人的命运并不比蚂蚁好，存在的意义也并不比蚂蚁大：
 
　　它们感知到云层，目光却从未从脚下移开
　　它们做着最容易的事情，至少看上去
 
　　没那么多的梦想和使命
　　难道我们比蚂蚁存在的更有意义
 
　　的确，作为蚁族和羊群的普通人，得过且过是他们无奈的选择。面对现实事务，作者情不自禁地展露了深深的无能为力甚至自我挫败意识。当他回到村子里，农村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建设上，其实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需要我们出手去大干一番。但是，由于意识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作者只能把自己当做村庄的过客，而不是参与者，更不是主人翁。作者在《经过》一诗中写道：“我不能给沉睡中的村庄带来更多的安宁/也不能带来另外的骚动”。由于离开得太久，作者和村庄已经相互陌生和隔膜，他已经由村里的成员变成了旁观者，他回到村庄，但无法回到村庄的里面。这种参与感的失落在《点灯》一诗中也有表现。抒情主人公摸黑点亮了一盏灯，但他旋即退出灯光的照射范围；这时黑暗像一股复辟的反动力量，要把灯重新夺回去。“我”呢既没有享受也没有出手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反而采取了逃避与旁观的姿态，似乎那由他亲手点亮的灯的存续跟自己已经没有多大关系：
 
　　你不读书，不写字
　　在一边玩游戏
 
　　诗人对已经污化的自我情操的重新清化表示怀疑，但他对社会风气的清化却表示信心和赞赏。这表明，他的社会理想已经退化或减弱，或者说他对社会的戏剧性变革已经不抱希望。我们在青年时代曾经冀望社会能在不远的将来变得彻底的清朗与清明，一扫所有的污浊与浑浊；但是，到了中年，我们的社会改造目标已经严重缩水、下降，社会稍稍有点改良、进步，我们就会感到满意甚至赞美起来。《今年》一诗云：
 
　　当我再次面对这河水
　　它依然浑浊
 
　　可你要知道
　　它已清澈了很多
 
　　中国人自古有把河海当做社会象征的思维传统。这里的“河水”可以理解为“社会风气”尤其是“官场风气”。作者首先承认，这个社会“依然浑浊”，充满肮脏、罪恶与不公等浑浊现象；但他笔锋一转，口气变了，说，今年的河水比去年“清澈了很多”，他就觉得值得点赞。他用来衡量的时间尺度由十年甚至百年缩短为一年，他不再有“绝对清澈”的观念和要求，而只是在相对程度上做出评价。
　　吉军在确定并强化自己作为普通人的现实身份意识之后，固然有时悲叹时运之不济、天公之不公、人生之不幸、理想之不达。但他同时也展现了中年人才有的豁达、达观、自足、平衡甚至积极乐观的心态。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里，船被象征为人类行为的载体，大海则往往被作为外在的一种强大存在，它有时会侵犯、制约甚至毁灭船只。两者的关系似乎是对立的。但那样的紧张关系可能存在于青年人的心目中。在中老年人看来，两者的关系是可以调和、兼顾与平衡的：
 
　　它遵从大海的规则，自己的规则
　　也不想做出改变
 
　　既能“遵从大海的规则”，又能保持自己的规则；这样的境界大概就是孔子所乐道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主观与客观之间相互和谐。说实话，对于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普通人而言，这种和谐境界的获得主要是靠自我的调适或者说主观的让步。有时，这种让步会达到匪夷所思的丧失自我的地步，即本来应该反抗侵犯者的姿态会反转为对侵犯者的追随。在《遇见》，那种外来的侵犯力量由大海变为一束光：

　　一束手电筒的光照过来
　　先是打在你的脸上
 
　　这束手电筒的光像一记耳光“打在你的脸上”，甚至进而“把你逼到了世界的墙角”。按照常情，你应该立即奋起反抗；但你不仅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忍耐与等待。出乎意料的是：当那束光从你身上离开，你不仅感到轻松与庆幸，而且居然还用目光追随它的方向：

　　你长舒一口气
　　跟着那束光使劲地看
 
　　这让我想起耶稣说的，谁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耶稣所教导的是一种忍耐哲学与受难意识。而《遇见》的作者所要主张的可能是：人在遇到威胁时，不必着急，因为危机本身蕴含着转危为机的可能性。强光一开始让你无法适应或承受，但适应了之后，你会乐意被它照亮，并且借由它看到更多的事物——尤其是它能引领你的目光向上抵达天空。
　　这种向上的冲动可以造就崇高的品德，使中年人能把自己从悲剧性的命运泥潭中拔举出来，去托举他者，从而达到自我价值升华的高尚的人生境界。《拴马桩》是吉军的代表作，他以深切的代入意识、高超的“我”化思维和娴熟的拟人技巧，以“我”模仿拴马桩的口吻，一方面悲叹拴马桩的不幸命运：被固定不能动、在风雨中渐渐腐朽、眼看着自己被野草淹没。但“我”挂念更多的不是自己的悲惨处境，而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马。“我”反思自己对于马的双重作用，既是马休息的港湾，也是马被栓住的羁绊。当然，“我”更多地是希望马能在自己身边休息之后重新出发，“我”有点恋恋不舍，但更多地是慷慨地想象马在外面的广阔天地里驰骋的矫健身姿和发展态势，“我”对马充满关怀、羡慕与祝福。这样的拴马桩与马的关系让我想起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人到中年的父母，一方面希望子女留在身边，另一方面祝愿甚至支援子女在外面闯荡，直到成龙成凤。当“我”想象着马“踏上山岗”或“掠过平原”时，中年人的卑微与无奈、沮丧与绝望情绪被一扫而光，哪怕“我”行将就木，“我”也感到骄傲与满足；因为“拴马桩”的理想在马身上得到了实现。
　　总之，吉军此集是当代中国中年诗学的又一典范，可喜可贺，值得更多的诗友逐字逐篇地欣赏、学习，从中获取丰富的人生启迪和写作资源。

2023,6,7子夜
敬书于京郊营慧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