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之我见

　　
　　现代主义运动在中国移植和落地生根，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个人主义的觉醒。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唤起的是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科学和理性。在中国，现代性一词是一个不断变动、内涵不断丰富的词。这个词在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文学领域的运用就包含了现代主义这一维度。朦胧诗在上世纪70年代末崛起，可以看到更多的是承接了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是以人本主义反抗极左对社会和人的侵蚀、伤害。其中国家、民族、集体、群类等等整体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也就为不久崛起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暴露了反对的软肋。
　　第三代诗歌运动正是意识到朦胧诗背后的集体观念（整体观念），而整个文革及对人性的摧残正是来自集体观念所滋养的极权力量，所有思想或者理想在集体观念的孵化下，都必然会演变成极权，并伤及个体以及理想本身。因此，PASS（超越）朦胧诗PASS（超越）北岛成了第三代诗歌崛起的必由之路、题中之义。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崛起就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就是个人的觉醒，是中国文学迈入现代主义的标志。朦胧诗反抗的是文革的极左思潮和极权对社会、文化和人性的摧毁、伤害，但它的新集体代言和国家的整体观，导致了它依然属于前现代的产物。只有个人的觉醒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中国文学才真正进入了现代主义。第三代诗歌运动所反对的是集体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对个人意识和权力的碾压和消除。
　　在1970年代末，中国政府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西方文化开始又一次进入中国，人本意识和部分科学、理性思想开始在社会复活，朦胧诗是这一时期在诗歌领域的反映，这时期在同一维度的小说领域的反映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出现。但到了1980年中期，“现代诗群体大展”，类似于乌合之众的第三代诗歌，以近百个流派的规模，像山匪一样呼啸地来到《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聚义厅，他们众声喧哗，参差不齐地向朦胧诗发出了另立山头的呼唤。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非非”“他们”“莽汉主义”等流派为代表，提出了“反文化”“反崇高”“平民化”的口号，在语言上呈现了“去隐喻”“口语化”的美学特征。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写作倾向：一种是企图延续朦胧诗“东方现代史诗”写作，挖掘民族原始生命伟力的，以及与巨大文化原型、先民生存景象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宏大叙事，这些都在后来的写作实践中被逐渐遗弃了。表面看是因为这种写作流于空疏、晦涩和不及物，以及他们所重视文化原型对当代生活的疏离而被遗弃的，本质上是因为这种写作的历史整体观、民族整体观和国家（东方）整体观与时代逐渐觉醒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相冲突而被遗弃的。另外一种是在西方现代主义和模棱两可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兴起的个人写作。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个人觉醒和社会生活中对个人生活的重视，倡导平民化、日常化和口语化的诗群和诗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接受并被后来的写作者广泛继承，并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重要成果。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转型，同时也建立起以个人关照时代和以个人主体意识关照他处身其中的社会生活的具有个人深切体验的美学原则。以个人觉醒替代前现代的集体意识，这在哲学上既应对了哈贝马斯的修正的现代主义对洞察世界的深刻性的追求，也符合福科、德勒兹等人对个体、边缘、少数民族等等的尊重的去中心化、平面化的后现代主义观念。
　　然而，我们意识到，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的诗歌写作，虽然个人主义写作已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圭臬，但个人内在精神的匮乏和羸弱却极大地制约当代诗歌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诗歌所创造的世界形象依然是那么的矮化（乡土中国的国民性气息）、弱化、扭曲化。与世界的诗歌格局相比，我们的诗歌还处在胡同和某地的旮旯里，诗歌作为个人主义的产物而人的形象还没真正树立起来；与现代人可能建构和呈现人（生命）的可能性相去甚远，仿佛我们依然趴在泥土里仅为一日三餐的软虫。这归根到底是我们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内涵的匮乏和民族性格中逃避冲突的生存策略使然，我们没有更有人类意义的文化来充实到我们的个人世界里面来，以及面对真实社会生存困境的勇气。
　　先请大家来看看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颇有影响的几位诗人的作品吧，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诗歌所葆有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于坚的《尚义街6号》以写实的手法，呈现80年代初一群年轻人在尚义街6号混乱不堪或者说貌似生机勃勃的青年生活，这背后支撑它的是80年代的阿飞文化。阿飞文化属于当时的一种亚文化，以迪斯科、抽烟喝酒、录音机、喇叭裤、男女自由恋爱、同居等等作为文化符号和行为艺术对抗原有的社会秩序、规范，以获得年轻人的存在感。他们当时很多人都处在犯罪的边缘而因此有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感觉。我当时就在家乡的宾馆舞厅（社会上没有、也好像不能用独立的舞厅）看见过一个时髦的小阿飞在舞曲的间歇期朗诵他即兴的诗篇：“当警笛响起，迷虹灯在闪耀，我独自走在无人的大街，风，向我冷冷地吹……”，这朗诵赢得了女孩子们在尖叫，我佩服的情感和投身于洪流的热情油然而生。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年轻人文化背景。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描写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人到大雁塔上看风景，然后又走下来，融入到人群中。这就是一个普通人作为当代英雄的存在。这背后支撑它的是市民文化。那些吃饱饭，能够去看看风景的普通人，他们离弃了政治的桎梏和集体的绑架，随心所欲地活着，柴米油盐，不追求深刻，也不追求伟大。这就是平民意识，市井文化。李亚伟的《中文系》嘲讽的是那些吃古不化的教授们，他的腰间别着诗篇的豪猪们的“莽汉主义”背后支撑的是四川、重庆的袍哥文化，他们把具有不羁和山头主义的黑社会性质的文化，内化为一种对现代主义一知半解的狂热。包括“pass”的口号也是一种土匪加革命的本土文化所催生出来的。语言的选择无疑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的一种状况，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对于前人的文化批判，可能是一种超越、一种扬弃，它们并不是两个阵营，而是一种发展的关系，而为何一定要“PASS”？占山为王的文化和固有的革命语境和语言思维规定了第三代只有这种思维和语言的使用。在之后诗歌热潮中，特别是引发大众热捧的诗歌，像汪国真热，余秀华热背后支撑的文化和社会心理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病理——由文化和制度执行的后果——有关；至于其他各种现象，包括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那是大众传播和社会心理的反感发酵后的催生物。汪国真热是因为80年代末社会理想主义遭受挫折后，需要鸡汤疗伤的心灵抚慰物；余秀华诗歌所呈现的是一个脑瘫的农妇在被社会、生活挤压时无法正面反抗，而采取的解构、自贱方式来缓解压力的勇敢者形象，它对应了当代人人都是弱者、被挤压、无法正面反抗、无言的处境，以及由此产生、衍生的解构和自贱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应急机制等等生存现实和文化心理。除了这些在写作潮流和大众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之外，还有无数的在个体觉醒之后，却把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那个普通人的角色或者某种无人之境的文化当成写作的最终皈依，一点市民式小情感、一杯知识分子的下午咖啡、一阵打工者的愤怒、一朵孤芳自赏的鲜花、一座贫困而安静的乡村或者一座破落而想回到儒家孝道的小镇、一片天人合一而人已经死了的自然、一个因愤怒和绝望而自虐自残的人、一个鄙视一切否定一切的人，这些种种的生活和情怀充斥着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的诗歌写作。它们对于背后制约他们思想和生活的社会不敢触及，而又在各自的小天地里各自五彩缤纷、自我喝彩；他们不敢也因为缺乏精神资源而没有能力提供更有张力的诗性以及更深邃的诗意。这个时代已看不到伟大的心灵，人人——包括诗人——只能也只敢承认是那个属于日常或者一点“文化”浸润的角色，而对于社会事务、人类事务以及文化的重大建构的角色却被彻底的、毫无意识地在自我的生命中被抽离了；他们——包括诗人们——羞于谈论伟大的心灵，伟大的生命可能；担当让位于凡锁，建构让位于自贱，反抗让位于消解，想象让位于实际。

　　这种写作成果放在整个世界的诗歌写作格局里看，现有诗歌的羸弱、匮乏和扭曲就一清二楚了。这些写作的人可能已经是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的最勇敢者了，也许也是最有影响的抚慰者和疗伤者，但对于诗歌要建构的世界，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的诗歌世界——那个有尊严的、宽阔的、充满勇气的、充满爱的、不屈不挠的、葆有力量和存在感的诗性世界——在我们当代的诗歌写作史中，还未出现的；还不要说那个具有人类未来意义的、在文化上具有重新创造文明的、指向生命和文化最高可能的诗意世界，还依然被彻底遗忘。我们的个体意识已经觉醒了，但才醒来一小半。生命的觉醒是能达到丰盈的程度——即超越匮乏、软弱，超越对周遭处境的盲视，超越某种点到为止的盲目乐观；生命的觉醒是一个心灵能够在方寸之间感知万事万物，能够体验外部世界的轻微悸动，并且能富有尊严地行动和表达。然而从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的诗歌写作，我们看到的具有这种表达力和行动力的诗歌和诗人，少之又少；如果有那么三两个，也处在公众和主流意识的遮蔽状态。我们可能不能抱怨公众，因为公众的意识、趣味和认知是被主流意识所塑造、规训和培育出来的，纵使有所抱怨，也是在主流意识的阴影之下。我们知道，人是被塑造出来的，“我”可以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另一个“我”；此时这个“我”，是被他生活的环境、种族，被社会的意识形态，被教育、家庭、周围的人际关系，以及他在自由的状态下阅读的书籍所塑造的；而且很少人能逃逸他的时代馈赠或者说强塞给他的文化，纵使他觉醒了，在匮乏的环境下，也没有多少资源能给予他滋养，能提供多少精神资源来给予他与他的时代对抗，来进行自我的建构和超越。还有一个非常尴尬并且难以言说的状况是：就是摆脱原生社会对个人造成的局限——譬如说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创伤，你在心理上修复了，或者伤害已经在你成长过程中成功地转移了，你在其他方面找到了替偿性的满足。虽然理性上你知道是个问题，但在心理上你已经不再对此耿耿于怀，这个病就这样潜藏在你的生命里。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我们的制度里，在诗人的写作中，这种状况非常普遍，就像肤浅、自贱、恐惧、逃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且振振有词地强调，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国度，就只能这样——多么可笑的辩证法！

　　我们时代的诗人正深陷这个社会的逻辑里！又有几个人能够超越呢？造成这种状况的无疑出在文化和怯懦、犹疑的文化性格里。而且文化和性格又互为表里，互为催生，在一个巨大的历史、社会的空间里循环反复、生生不已。就像一个侏儒家庭的自我繁衍，代代相传；如果拒绝外来基因，除非发生突变，不然无法更新。现在最严重的问题还有：我们一再地消灭我们自身所涌现的具有活力的思想、心灵和那些带来希望的肉身个体，用冷漠、隔绝、压制和剔除。

　　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使西方文化再一次进入中国，当时与批判文革、极左的主流文化共同推动了中国的变革；但两者事实上并没有兼容，当两者的并存撕开了马列一极的单一局面，为社会思想的发展打开了空间。这种背景下，也使潜藏在民间的市民文化、阿飞文化、袍哥文化以及古老的东方文化重新获得了存在的可能，为复活“人”和“个人”注入了本土文化的活力，虽然这些本土文化庸俗、乡土、底层化而有腐朽的气息，但在那个时候，它们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相比，依然那么生机勃勃，那么富有“先锋”的意义，它们使中国文学、中国诗歌回到了“人”和“个人”的本质性上。1990年代之后，消费性的时尚文化继续加入文化的大合唱，多元而又互相冲突、互相压制，甚至互相威胁的局面使诗歌在不越过制度底线的有限范围内得到某种在日常和消费层面的言说自由和在题材内容上的花样翻新。当然，由于无法触动生存黑暗性真相和文化资源的被选择性使用，这种有限的自由也导致了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的诗歌写作的内在精神的匮乏。从广泛的层面来说，西方的现代个人主义是由古希腊的民主文化、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科学和理性文化所充实的，在他们的性格中还有由基督教培育的对真理性的追求的不妥协精神。从文化和性格上造就了西方当代诗歌强烈的批判性和诗歌世界的自我建构的能力。

　　我们知道，文化和社会性格两者之间互为表里、互相催动，除了固有的文化的作用，民族性格就是文化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也对文化的发展和培育起着压制或催化的作用。纵观这几十年我们的诗歌写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民族的性格无法存在像俄罗斯民族在斯大林时期高压之下依然活着奋起反抗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无法产生像白银时代一样的诗歌。这是由于我们民族在终极追求（真理性事物）失落之后迷茫的结果；我们没有一个宗教的信仰能在现代内化为对真理的追求的精神支撑，并且凝聚成一股知识分子的力量。在我们的传统儒家文化中，“孝悌”是文人仕夫这些入世的人的最高的归宿，“仁”只是“孝悌”的内涵，“仁”服从于“孝悌”。有一部电影《九门提督》，讲的是一个武将忠于君王忠于父亲的故事，当父亲代表君权和父权要取他性命时，他不知有什么价值可以去追寻的，纵使他武功高强，可以战胜他的父亲，但他还是愿意把命还给父亲，让私欲膨胀的父亲杀死自己。由于佛家和道家都是出世文化，它对入世的儒并无法起作用；它们也没内化为一种值得奋不顾身去追求的真理，因此，入世的儒家只能殉道“孝悌”——君王和父亲。在历史之中，方孝儒纵使被株连十族，也要守卫所谓皇家的正统，而在同一时期，布鲁诺却为“日心说”、对上帝的怀疑等等外在和内在的真理而被烧死。虽然都死得壮烈，但他们的追求方向不同，也让我们看到最终文化的去向不同。“孝悌”的文化在经过现代的转换之后，它就演变成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了。虽然族裔认同自古有之，但民族国家是个17世纪初才形成的现代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国家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臣民服从的是皇帝、王室或者宗教。到现代之后，民族国家的概念形成，爱尔兰是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的核心理念不是以皇权、族裔为基础，而是以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权为基础。在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并没有衍生出作为自由公民的更高生命价值，人的精神空间依然被压缩在国家单一的维度上，而且国家又常常被替换成政府和支配政府的权力上，这就造成知识分子精神的匮乏、扭曲和迷茫。甚至在许多黑暗时期，由于单一的国家价值，以及追求中的价值理想被权力所征用，使知识分子常常成为伤害社会、伤害“国家”的帮凶或者帮闲。真理的隐匿、更高的价值的缺失，使纵然最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由于这种真理性追求在生命中的位置的弱化、隐匿，以至于在国家和民族遭受内部的苦难时，也会处于犹疑和失语的状态。
　　在内在精神匮乏的状态下，犬儒主义、逃避和移情便成了唯一的出路和臆想中安全的避难所。面对着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的诗歌写作，面对着我们当下的文化资源、原生社会所塑造的人格心理，面对当下的历史生存，建构具有人类意义的诗性世界和诗意世界无疑成了当代诗歌写作的最高追求。而个人觉醒作为当代诗歌写作的重要成就和写作方向，我们如何守护、如何充实个人主义的文化内涵也就成了诗人在写作和自我建设方面无法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