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起了铁生哥

                                   
　　一

　　日子流逝的好快，转眼间铁生哥离开我们都八年了。作为当代最具思想深度和人性审美高度的文学大师，史铁生在中国文坛是一个跨时空意味的存在。这么一个以得病治病为生的“业余作家”不算高产，但并没妨碍他的文字有直追诸子百家的智慧，有《圣经》般纯净安然的美好。奇迹在平凡中呈现；生命当然可以像梦一样被解析；人比神总还是理智，你只要想，总能面对一个更新的世界。无疑，时间将会证明他跨时空存在的意义。最近我听到有诗人感慨，说没有了史铁生的文坛好像一下子丢掉了一些曾熟悉的如宗教般平和且略带苍凉意味的桥段，少了一些真实和冷静，也少了一些了悟和启迪。而我在想：如果哥没走呢？
　　?“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是他很早说过的话，一句听上去很有暖意，很有浪漫色彩的话。或许这是他在贯通生与死的视角上得出的结论吧？知道哥离去的时候我曾跟自己说，显然他听真切了上帝喊他回去的声音。这是属于他的日子，他去赴节日之约了。我知道，哥从来都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囚徒。这个日子也会因为他向死而生的那份泰然而成为一个死而后生的界碑。
　　话虽如此，或曰权作如此。因为再理性或是再豁达的文字跟现实感受总还是有距离的。这么多年在我心底里就总是耿耿的，觉得上帝招呼铁生哥把点儿弄错了，毕竟时间还早啊。
　　我没统计过，当然也不知道如何统计。但直觉让我相信，如果问中国的作家谁笔下出现“生死”这两个字的频率最高，我觉得一定是铁生哥。记得我姐夫曾说过，“铁生早在每天去地坛‘消磨时光’那会儿就已经把生和死弄明白了，他知道怎么平衡生与死的绞杀。他的生命哲学不仅是叩问生的意义，也包括对死的诸多解惑，应该是对整个生命过程的关照。而病痛与悲伤对他已经成了一种享受。”也许正是因此，在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里“生与死”交织互动，都是鲜活透明的角色，是契机，是理由，甚而是一片风景。
　　一般而言，“死”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愉悦的字眼，人们憎恶死亡是天性使然。可铁生哥不是一般人，在我眼里他是像人类先知一样的大智者，有透视现实和未知的神灵感应；他如但丁附体，屡屡泛舟冥河去地狱描摹死神的群像；他也可以像周伯通那样左右手互搏，让“生”与“死”对话、调侃、嬉戏。“死”虽衍生于“生”却并不受“生”的制约。在他的世界里，生命不孤独，生与死的距离是协商意味的。或许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在注定的困境中不停地寻找欢乐机会的过程。他不仅用文字，也用自身的“生死履历”推演着鲜活的生死之道——生不单为了死，也为快乐；死不单会扼住你的咽喉，也会为你留一个出口。因此，生与死都需要虔诚面对。尤其当他将“死”界定为节日的那一刻，“死”的形而上意味也随之攀升着。显然，这是一种“道”层面上无言以述的虔诚。也因此，读他笔下的 “死”不会有丝毫恐惧之虞。相反会感受一种没有功利意味的平易和纯粹的松弛，以及他独有的微笑做语境背景的生命智慧。我觉得这还不能泛泛地归纳为他对现实状态的释怀，因为释怀的推手往往是无奈积累的认可，有“被”的意绪。而铁生哥分明开辟了一条灵魂通道，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灵魂都不会无路可走，甚至有家可归。如此说来，“死”其实是死神与肉身达成的“换个模式看这世界”的协议。如果将它视为呈现生命尊严的一种升华也未尝不可吧？或许这就叫死而后生。
　　如是，我又会跟自己说：上帝不是因为铁生哥被病痛折磨的太累了而召他回去，可能是把他对“死”的透视和泰然误认为是一种期许从而早早让他去那边休假了。尽管都说那边怎么怎么好，没有病痛，是天国。
　
　二

　　说起来我和铁生哥的缘分还是因为他和我姐夫的关系。铁生哥在散文《我与地坛》中曾经用不少文字描述了他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即那个“被埋没了的最有天赋的长跑家。”这个长跑家就是我的姐夫李燕琨。姐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有名的业余长跑运动员，多次获得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北马”的前身）的冠军。许多朋友也许不知道，史铁生不但是个标准的体育迷，也曾经是运动场上的高手，上中学时还获得过区中学生运动会跳远的冠军。或许因为体育，抑或是命运同被那个特殊的年代殃及，他才与我的姐夫成了莫逆之交。
　　很多年前，我家、姐夫家，还有铁生哥家住的都很近，铁生哥因病返回北京不久和姐夫就认识了，由于年龄相仿，言语投机，很快成了好朋友。那会儿铁生哥刚进入“轮椅世界”不久，整个身心状态处在一个低谷，姐夫是他最重要的倾诉对象。那时他们都还年轻，只要有时间哥儿俩就会凑一块儿质询岁月问道人生。老话说“人与群分”，他俩就都是那种特善良，特热心，为朋友的事不惜流血流汗的人凑一块儿了。铁生哥身体不便，当时史家有什么重活儿累活儿姐夫总是不由分说全力去帮忙，而姐夫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铁生哥也会摇着轮椅往前冲。我印象最深也最受感动一件事是——有一次姐姐和姐夫闹别扭（那时他们刚恋爱不久），一赌气谁也不理谁了，铁生哥知道以后急的够呛。连午饭都没顾上吃，顶着大中午的太阳从雍和宫摇着轮椅来到我家做姐姐的“思想工作”（我们家院子门口好几级台阶呢，当时轮椅摇进来费大劲了）。估计那天铁生哥也发现了自己有做调解工作的天赋，尽管最后说得口干舌燥了，但愣是把当时还在气头上的姐姐给说的“阴转晴”了。如果放在今天，铁生哥从我家出去第一个动作肯定是掏出手机给姐夫报告好消息，可那会儿通讯太落后，几条胡同能有个公用电话就不错了，做啥事儿都得往对方家跑。铁生哥为了第一时间把姐姐“破涕为笑”的消息告诉姐夫，再三婉拒了妈妈和姐姐在他面前摆好了的饭菜，出了门赶紧摇着轮椅又直奔姐夫家去了。后来听姐夫说铁生满头大汗到他家时还没进屋呢就嚷开了：“大妈，快给我来一杯凉白开，渴死我了。”
　　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啊！今天把这事儿当故事讲感觉很有趣，可静下来仔细想想四十几年前的人真就是这么太单纯，真就是一根儿筋地“冒傻气”。如是你我他都会发问了——那现在天底下还会有这么实在的人吗？为朋友的事儿这么“卖命”的人还能遇到吗？答案嘛……嗨！您知道二十几岁时的史铁生就是这样的“傻帽儿”就行了！
　　当然朋友、哥们儿的情谊都是相互的，记得铁生哥患尿毒症住院那会儿，姐夫也是急得直上火，就像自家弟弟得了病似的不顾一切放下工作和训练，忙前跑后几乎每天去医院陪护。
　　四十多年前北京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匮乏的一塌糊涂，所以每年一度的春节环城赛跑就成了人们或参与或关注的盛事。那时，姐夫身边就总有一群半大小子每天跟着他练习长跑。非常巧，当时我小弟是在东城区业余体校（地坛体育场）也练长跑，而且小小年纪已经是北京业余体校层面的佼佼者了。东城体校和地坛公园就一墙之隔，很快小弟和每天在地坛公园训练的姐夫认识了（他们的相识也注定了姐夫和我姐姐的姻缘），并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当时我在上初中，同时也在学习画画儿。每天放学我都会带上画夹子出去画速写或素描，要么去人最多，最热闹的北京火车站候车室画人物，要么就是去人最少，最清静的地坛公园画风景。去地坛有时会碰上姐夫他们训练，一来二去的和姐夫还有他那群弟子也熟了。一晃过了两年。忽然有一天姐夫他们的人群里多了个坐轮椅的哥哥，戴个黑边儿眼镜，腿上放着两本书，挺斯文的样子。记得当时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用钢笔字记录着姐夫每跑一圈的用时，精确到秒呢。我特惊讶他居然能和姐夫一同分析每一圈和大致几个时段的用时落差及原因，而且说的挺专业。看上去他和姐夫应该是老熟人了。也就是打那天起我认识了史铁生，并随着小弟和姐夫的弟子们称呼他铁生哥。那时铁生哥就爱说爱笑的，尤其脸上的表情丰富极了，有时也会叫着姐夫弟子们的小名儿跟他们玩儿个小幽默什么的。
　　那时候我学画儿的重点是在人物素描和速写上，所以并不是天天去地坛。但只要去百分百能见到铁生哥。他除了看书（时常也看他在一个塑料皮儿的笔记本上记录些什么），还兼着姐夫的“助教工作”，像帮着他们照看训练用品，帮着姐夫记录训练的圈数和时间什么的。那时我去地坛总是先找个喜欢的角度自己猫着画画儿，一般都是我画的差不多了，姐夫他们的训练也结束了。这时我会过去和他们凑凑热闹。现在回想起来，很多时候时候我过去是因为喜欢听姐夫和铁生哥的聊天儿，哪怕就听他俩聊训练的话题也觉得有意思。铁生哥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每次见到我都会微笑着问“咏阁，今儿又画什么了？让我看看。”记忆中他对我画的古柏树速写总是特有感觉，他曾说：“喜欢看你这些纠缠在一起的线条，像是岁月无声地撕扯。”他还说过：“可能是古柏自带着沧桑和历史的面容，一落到画儿上感觉离我们熟悉的日子更远了。”有一次我去的早，正好在南门外和他碰上。他说：“我带你去个地儿，哪儿有几棵古柏肯定特入画儿。”他一边说着摇着轮椅带我来到了祭坛的东南墙外。这边是挺偏僻的，几乎没有穿行的人，杂草和荆棘很多，看上去确有荒凉的画趣。铁生哥指着几棵巨大的古柏说：“一会儿你画画它们吧，我觉得它们的躯干和树冠可以表现的元素太丰富了，随便换个角度感觉都会不一样。够你画上几天的。”他一边说一边抬头仰望着距他最近的那棵古柏，两只手臂使劲撑着扶手，脊背和脖颈向后直挺着都靠实了轮椅：“你看这些和树干扭曲成一团的大疖子是不是特有故事感？我建议你别轻视树冠上那些细枝末梢，别看它们漫不经心随意舒展的样子，实际它们寓意更丰富更有灵性（事后我明白哥是在含蓄地指出我的问题，先前的速写确实更偏重对古柏主干的刻画）。”此时我好像没太在意哥说的话，却对他“费力”地仰头凝视古柏的身体语言很莫名地动了恻隐之心。我想如果没有那些裸露的树根阻碍，他一定会摇着轮椅上前去抚摸它的身躯。这时恰有微风吹来，古柏周围荒寂的杂草竞相舞动起了腰身，一大群麻雀也呼拉拉地自草丛中跃起向远处那片松林扑去，仅一瞬间竟是满眼动感和生机。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铁生哥一直并拢着的双腿，随着他的话音我张开双臂上前拥抱了那棵古柏（这棵古柏围度太大了，与其说是拥抱不如叫投怀送抱）。我拍打着树身上的疖子，轻抚着那些深重的沟痕，围着它缓缓绕了两圈。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的举动蛮浪漫也蛮“情商”的。以我当时十六岁的年纪真没有多少词汇量能与铁生哥的感觉对话，但我的举动也不失为是一种积极地回应吧。说得再实在点儿，我当时没想别的，就想用我的身体替他亲近一下那棵古柏，就这么单纯。
　　哪天傍晚，铁生哥看着已经被我“移植到”到纸上的那几棵古柏依然饶有兴致，并说道：“我一直觉得它们是地坛之魂。”他这句话连同他对地坛古柏那些独特的感觉让我记得特真切。
　　也许因为视角脉络和笔墨着意点的关系，后来铁生哥在他的名篇《我与地坛》中并没有提到他钟情的“地坛之魂”。多年后我曾几次想跟铁生哥提起地坛的古柏，几次都是话到嘴边又打住了。
　　最近我有种冲动，正准备向有关方面建议呢——地坛公园是文学大师史铁生写作的起点，他的文字让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享誉国内外。仅是史铁生和它的故事就足以让这里成为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处圣地。……总之，可以有许多理由让《史铁生坐在轮椅上的铜像》伫立在地坛公园里。我想，如果有关方面有远见，有历史的眼光，这事儿就能成。

　　三

　　最近一段时间总想起铁生哥那辆不起眼的轮椅，想起他坐在轮椅里笑语欢声的许多瞬间。我认为最经典，最具审美价值的还是他右臂搭在扶手上，左手伸过来轻扣右小臂，整个身躯顺势向右斜倚椅背或沉思冥想，或谈笑风生的镜头。每每都会让我想到米开朗基罗的天顶壁画《创世纪》中那个坐在椅子上向右斜侧身体记笔记的犹太先知但以理。不但身形和姿态近似，连脑门儿的阔度也有几分相像。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联想是因为他们都是我心中智慧、善良、圣洁的化身，都是我心目中能释解梦惑、出言必有时空回声的巨人。
　　还有，铁生哥坐在轮椅上那标志性的微笑也彰显着永恒意味的大美。我相信所有和他有过面对面交流的人都会熟悉这个画面——他向你送出微笑的瞬间一定伴着上身和头颈的微微前探，像是同时捧出了温暖和善意给你。感觉不仅有世俗的亲和力，还有一种莫名的，或许在教堂能体会到的慰藉和安适感。那时候年少也不会形容，但这个动作特别吸引我，经常暗暗地揣摩它，甚至会情不自禁地模仿一下。后来长大了才愈发觉得他的微笑和伴着的这个动作不是为了客套刻意做出来的，而是他诚实善良人性的下意识反映。也因此，铁生哥坐在轮椅上的微笑是印在我心上的。
　　记忆中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每年春节环城赛跑铁生哥都会摇着轮椅老早等候在北二环雍和宫街头或东直门立交桥附近为姐夫加油助威。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的那届赛事，我和五六个姐夫的拥趸推着铁生哥从雍和宫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为的是看最后的颁奖仪式。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开始铁生哥不想让我们推着他，说自己转动轮椅都习惯了，可架不住我们一群大小伙子的热心和力气呀。大家轮着推铁生哥走，一路上有说有笑真跟过节似的。之前我印象中铁生哥的轮椅挺旧的，每次看他转动两侧的轮子时都觉得挺费力。那天我发现他已经换了新轮椅，说不清是什么配置，反正我推着铁生哥走的时候一点没觉得用力，感觉人车合一特别轻便。那天按铁生哥的预测，我姐夫肯定能拿冠军。路上他给我们讲姐夫的优势，对其他几位很有实力的名将也逐一作了分析。比赛的结果如铁生哥所料，姐夫获得了冠军。当姐夫从领奖台下来特意把奖杯放到铁生哥怀中时，他兴奋地把奖杯举过头顶，连坐着的轮椅也忽悠着向前滑动起来。我这是头一次见到他这么忘情。记得回家的路上，姐夫亲自推着铁生哥，他们一直在聊刚刚结束的比赛，我看得出来铁生哥是发自心底为自己的好朋友夺冠而高兴。打那天起，我也时不时跟姐夫，要么就一个人去找铁生哥玩儿。有一个阶段我甚至觉得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听姐夫和铁生哥两个人的聊天，虽然惺惺相惜，但他们之间无论聊什么话题都不是虚伪的相互迁就，而是各抒己见，言无不尽，且互为倾听。其实他们二人性格迥异，姐夫偏外向，思想敏锐，谈话的语调激昂颇具感染效果。铁生哥则沉稳深邃，字句间隐喻着哲理和内涵，且柔和平缓的语气总能贯穿始终。姐夫聊到兴头会有身体语言的辅助，比如夸张的手势。铁生哥则面目表情丰富，是那种会让人有联想的表情。尤其那双总是微笑的眼睛闪烁的都像是智慧的火花。听他们聊天我总会想到抑扬顿挫这个词，感觉是一幅幅错落起伏，节奏和谐的画面。

　　四

　　如果谁问我和铁生哥的交往中最不能忘记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我会反问他：一向沉静如水的史铁生曾为我出头做过一回绿林好汉你信吗？
　　也是在1982年。日本文部省擅自将教科书上“侵入中国”修订为“进入中国”，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强烈不满，那时我也是不满的中国人中的一位。自己还周密策划了一个向日本使馆递交“北京百姓签名抗议书”的活动。为这事我特意去征求了铁生哥的建议，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其实这里说“希望”与当时的情形是有出入的。但我又必须这么说。一是为了淡化自己当时义愤填膺的情绪，进一步显示自己策划的活动很理智；二是史铁生早已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师，这样说也是对他和所有喜欢他的人的尊重。实际上当时我是这么想的：铁生哥有思想，有情怀，而且热心善良，这种为国家为民族出头的事他肯定能帮我，也必须帮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他还是拿过大奖的著名作家，他更应该带头支持我。所以那天去找他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让他助我一臂之力，让他第一个在“抗议书”上签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份自信真是既单纯又可爱，也挺好笑。如果今天谁还用这种思维模式和社会打交道，那绝对重度精神病。正因此，我也反思过：尽管当时一心想的是爱国，尽管没有一丝借铁生哥狐假虎威的意识，但我当时那种不由分说“闯入”他家的举动和激昂的情绪状态真有些道德绑架的意思。铁生哥是智者当然很明白个中轻重，按当时的情形他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婉拒我，可他偏没那么做。
　　那天下午到他家时正赶上有五六个影视圈儿的人围着他在讨论小说改编电影的事儿（这是事后听铁生哥说的）。屋门大开着，由于屋子小，有人索性把椅子搬出来坐在门口。随着铁生哥作品不断发表、获奖，到家里采访他的记者愈加多了，之前我也遇到过，但这么多人围着他还是头一次遇见。当时的场面挺像老同学聚会，屋里屋外的人都在抽烟，谈话高一声低一声，感觉每个人说话的语气都像是主角儿。见他们聊的正欢，我在门口那个留着络腮胡的大叔身边停住了脚步，想寻摸他们谈话的缝隙再进去。这时坐在屋里的铁生哥先发现了我：“那不是咏阁吗，有事吧？快进来呀。”有了铁生哥的口谕我就没那么多犹豫了，几步迈进了屋子。记得我和那几位要么胡子拉碴，要么邋里邋遢的客人恭敬地问了声“老师们好！”也没容铁生哥跟他们介绍我是谁就径直站到铁生哥的轮椅边开始和他叙述我策划的活动，并将事先写好了“抗议书”的大本子递到他手里。铁生哥一边接过本子，一边用左手熟练地往后退了一把轮椅，并顺势拉我坐在了他身旁的床边上。这个过程里他脸上挂着的一直是他那标志性的微笑。铁生哥听我说完后先问了我一句：“这个策划你姐夫知道吗？”我回答说：“他去外地集训了，还没和他说呢。”这时他打开本子开始看我用正楷写就的抗议书。我记得抗议书一共撰了五百多字，铁生哥反复看了至少得有两三遍。忽然他抬头问那些已经略显出不耐烦神情的朋友们：“哎，你们知道日本文部省改教科书的事儿吗？”有人回答：“好像听过一耳朵。”坐在门口那个留着络腮胡的大叔一边往地上弹着烟灰也跟了一句：“刚听这小伙子跟你叨唠才知道的。嗨！平时哪有时间听什么新闻呀。”铁生哥跟他们“嗯”了一声，并随即跟他们介绍到：“这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弟弟，也是画坛后起之秀呢。”那些人并没有附和铁生哥什么，而是纷纷调整了自己的坐姿渲染出“那就再等一会儿”的氛围。铁生哥却用挺兴奋的眼神刻意打量着我说道：“咏阁，我一直觉得你的注意力只在画画儿上呢，真没想到你还是热血青年啊，这么有激情。难得！难得！”他连续两个“难得”说的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只跟他的眼睛对视着没说话。铁生哥接着说道：“这抗议书措辞挺有力的，我看没什么毛病。”他说这话的时候还特意用拳头捶了一下我的肩头，接着挺严肃地问我：“你准备征集多少签名呢？”我回答道：“把这一本儿签满了就递进去。”听了我这话，铁生哥又把大本子拿了起来，他随意翻着整本儿的空白页若有所思，而后微笑着说道：“很多时候匹夫之勇并不一定都是心血来潮或是莽撞，它在某种特殊时期或特定的背景下常常可以唤醒一种力量，一种使命意识。”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我并不是说你在逞匹夫之勇，你的策划，包括抗议书还是很理性的。但你确实又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的的行动，这个过程确实要有点儿匹夫的精神作支撑。这一大本儿都签满了名字想想都是个工程啊，还别说会遇到什么麻烦事儿。”此刻我明显觉得哥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说有些游离也是可以的。忽然他又一次用拳头捶在我的肩头，我能感觉到他这次是用了力的：“你这份激情和使命感真挺难得的！”紧接着他刻意加重了语气——“好，我必须支持你！”说罢他伸手从桌子上的笔筒里抻出一只黑色的老式粗管儿钢笔，拧下笔帽特别郑重地签下了“史铁生”三个字。说实话，也许是太熟悉了，铁生哥签下自己名字那一刻我没有什么特别激动和感动的情愫，但他说的“使命感”却让我至今都心怀感动。因为我一直觉得铁生哥是思想大师，他说的很多话都意味悠长。在我看来，他说的使命感已经超出了对我个人褒奖的范畴，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内涵。
　　而接下来的事很有趣，像是安排好了似的。
　　我还清楚记得当铁生哥在抗议书上签完自己的名字后并没有马上把本子递给我，而是停伫笔微笑着环顾了一下已经由不耐烦向反感神情过渡的朋友们。我当然明白铁生哥的意思，马上站起身谦恭地向他们请求道：“几位老师也都在抗议书上签个名吧？”按当时那间小屋子里的语境，我觉得他们会附和着铁生哥的做法也签下自己的名字。但事与愿违（显然我把事情和眼前的人都想简单了）。随着我的话音落地，令我诧异，也令铁生哥略显尴尬的是那几个人分别选择了或马上仰头做冥想状，或赶紧弹开精致的金属烟盒往外拿烟，或把自己的视角极速调向门外做看到一只猫潜过，抑或是被一片落叶扰到的惊奇状。那一刻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竟演绎了一幕堪比川剧“变脸”的情景剧，太鲜活，太生动了。仅是一瞬的冷寂和尴尬，铁生哥把本子合上递到我手里笑着说道：“这几个老师还不太了解整个事情的情况，先别签了。你也回去吧，我们还得接茬儿谈事儿呢。”毕竟我的请求被我称作老师的几个人装作没听见啊，那一瞬我有点儿蒙了，自己都能感觉到从铁生哥手里接过本子时表情很复杂，肯定悻悻之色多一些。这些当然逃不过铁生哥的眼睛，这时他把右手特意抬高了伸向我，我愣了一下，但马上也伸出右手和哥的大手握在了一起。我能感觉到他握得很用力。长这么大这是我和铁生哥头一次握手，说心里话那一刻挺激动的，是一种被抚慰的激动，甚至有点儿想掉泪的感觉。首先我明白他是用握手的形式让我能自信地走出这间狭小的屋子，同时我也强烈感觉到了哥对我的认可，他是把我当做一个男人，一个懂匹夫之责的男人来尊重的，尤其当着他那几位会“变脸”的朋友跟我握手更显得意味深长。
　　铁生哥握着我手的同时还嘱咐了几句征集签名以及递交抗议书时应该注意的事情，尤其强调别做过激的事儿。这时屋里那几个人脸上的疑问愈加清晰起来——你史铁生怎么就能停下我们的“正事”而对这小子“瞎胡闹”的事儿那么上心呢？万一他整出点儿国际影响来你就不怕受牵连？一瞥间我分明看到一双满是鄙视和反感的眼睛正瞪着我呢。其实从我进门到离开也不过就十来分钟，但我一直不明白，一个个都是顶着文化人头衔的半大老头儿，怎么就容不下我一个年轻后生呢？这可是史铁生的家呀（后来我明白了，他们当时不给铁生哥面子是觉得他们在帮史铁生出名呢）！当然这都是后话了。最初的意愿达成了我知道也该回去了，遂起身向铁生哥道别：“哥，我走了，你们赶紧忙吧。”同时我还谦恭地向铁生哥的几位朋友表达了歉意：“不好意思，打搅老师们工作了。”说完我拿起书包正要往外走，铁生哥一把又拉住了我，并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了他刚才签字用的那只老式钢笔：“咏阁，这支钢笔送你了，它笔尖儿特粗适合签名用。”“那谢谢哥啦！”我接过钢笔的那一刻觉得铁生哥就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他递给我的不是一支钢笔，而是一柄正义之剑。面对我这个充满了一腔热血就要走上街头为捍卫民族尊严募集签名的小兄弟，他即便不能确定接下来的环节会不会有什么乱子出来，也要力所能及地帮助我迈出这第一步。
　　我的预想没有错，铁生哥果然是能量和智慧的化身。接下来“北京百姓签名抗议书”活动进展总体顺利，其中有些小的磕绊和阻碍完全就是上帝安排的花絮，可以忽略不计。二十多天后一本签满北京老百姓名字的抗议书通过外交渠道递进了日本大使馆。说实话，我一直为自己当时找到铁生哥这样的大智者给活动“开光”而庆幸。想一想谁能说这不是安排呢？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又聊起了“抗议书”的事，铁生哥说那天在场的几个朋友都是影视圈里的腕儿。是啊，如果不是腕儿，那一幕“变脸”就不会那么精彩。而那几张被我定格了的“脸谱”也的确对比度很强地衬托了铁生哥当时对我的支持显得“很草率”，对自己的声誉和政治生命显得“很不负责任”。
　　一晃过去快四十年了，这事儿已然成了故事。不过即便到今天我也无意要把它界定到什么高度去说，因为那绝不是铁生哥愿意听到的。但如果真从故事的角度讲，那天为给我打气，为我出头的铁生哥就是好汉林冲啊。
　　后来铁生哥终于搬离了雍和宫旁边那个破旧的院落，见他一次也不像原先那么容易了。偶尔逢年过节的还去看看他，依然会碰到一些看上去很有文化范儿的人簇拥在他家中。微笑虽然是铁生哥的符号，但他内心并不喜欢身边总是这么热闹，他曾跟姐夫甚至跟我都说过，安静的思考和写作是他成名以后一直都很难做到的事情。他甚至说：“我的写作是在病痛和朋友来访的缝隙中进行的。”

　　五

　　据我所知，有的中生代画家也喜欢史铁生文字中隐喻的哲理和内涵，有的确实或托人或当面请他为自己的画册写评论或写序言，但铁生哥都婉拒了。按他的说法就是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手伸的太长就该露怯了。但我很幸运，因为他平生只写过一篇关于美术作品的序，就是为我写的《刘咏阁画集序》。这也成了我一直骄傲的资本。
　　二零零二年初，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策划出版我的个人作品集《墨庐墨迹——刘咏阁绘画作品集》。当时我的几位授业恩师李新民、龙瑞、梁树年、大康，以及评论家柯文辉，书法家李铎、沈鹏诸先生都为我写了寄语、评论，或是题写书名。但就要交付印刷的当口我突然想到了铁生哥。为什么不请铁生哥帮我写篇文章呢？多年前我在地坛画写生他就对我的画儿有感觉呀。他文字里的智慧和审视问题的思想深度绝不是一般美术评论家能比拟的，我深信在他的轮椅世界里一定贮藏着独特的对绘画艺术的认知。我把这想法跟姐夫说了，他蛮支持的，还说：“一个多月前我跟他说过你要出画册的事，他还说祝贺你呢，还打听你去欧洲办巡回展的事儿落实的怎么样了。”
　　一个周日的晚上姐夫陪我去到了铁生哥家，那天巧了，居然一个客人没有（事后我想这是上苍特意给我安排的时间），也因此我们聊的特嗨。记得当我把关于给画集写评论的想法跟铁生哥说了以后，他微笑着先给了我一颗定心丸：“放心，我肯定得给你写点东西（他同时告诉我说曾婉拒过好几位画家写文章的请求）。”随后他问了画集的开本大小，多少幅作品，哪家出版社等。令我吃惊的是他竟然还问到有没有表现地坛公园古柏的画儿，那一瞬我相信他和我都记起了哪几棵被他形容为“地坛之魂”的古柏。
　　接下来铁生哥非常仔细地看了我带去的部分原作和图片，他并没有具体评价我作品的优劣，而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笔下的题材和表现手段可真够丰富的，”他一边说着将后背靠实了轮椅认真地打量着我，像刚认识我似的，“你说这是勤奋呢？还是感觉上的（他这里强调了比如对色彩，对形态，或纯是观念层面的思考实验）天赋？或者说这是一种稳定的‘不确定’思维模式？”此时他把头转向姐夫，“我想象不出咏阁这些年是怎么研磨出这么多风格和手段，而且落差、跨度都很大，相互牵连和演进的痕迹几乎看不到。”其实姐夫也不是很了解我的创作状态，但他对我几位老师的绘画成就还是知道一些，他说道：“或许还是受老师影响吧，咏阁从小到大接触的老师比较多，老师们的研究领域和表现风格也都很迥异。”这时我觉得有必要插几句话了，我看着他俩缓缓说道：“我自己体会应该是两方面吧。一是和几个老师不同的影响确实有关，再就是跟我艺术上‘不安分’的性格有关。”铁生哥打断了我：“不安分？怎么个不安分？”我用微笑回应了一下铁生哥看着我的笑脸顺着自己的话茬儿继续说道：“应该说我在技法上属于悟性较高的吧，学东西比较快。当我掌握和了解了一些基本技术和相关的艺术理念以后，我马上就不太‘专一’了，不喜欢重复自己，尤其不愿意被所谓‘成功的形式（这里我特意强调了自古以来画家们其实都热衷于建立自己固有的符号以此证明自己）’束缚住自己。喜欢在‘举一反三’中获取更多理性或非理性的契机或语言，在突破和重构中寻求那个也许永远都触摸不到的所谓的艺术真谛。所有表现的对象甭管是人物、汗血马，还是山水、花鸟，我都愿意尝试多样的表现方法，要么具象，要么抽象，要么借鉴古风，要么中西结合，要么就是纯观念，总之我喜欢每次创作都能有一些‘生涩’感。”听到“生涩”二字铁生哥一直盯着我的眼神一下子睁大了，我感觉他似有疑问，便主动解释道：“哥，我指的生涩主要是有意给自己制造一些‘形式上的麻烦’或‘内容上的矛盾’，为的就是追求和之前不一样的感受，而且为了达到预想效果会不择手段。其实我一直觉得艺术创造只有在动态模式下才会把真实的感情投入进去。我觉得这不是是艺术创作的全部乐趣，但也是之一。”说到这儿我又赶紧补充了一句：“我再说两句风格吧，其实用一两个稳定的表现形式画几十年可以算风格。但这么多年我的创作从内容到手段一直追求常画常新的不稳定态势，按圈内老眼光看这是没风格，但我一直就是这么‘固执’，日子久了也就成了我的风格。有很多人都说看我的画儿绝不会‘打盹儿’，因为能感受到不同的情绪状态在画面中涌动。哥，我自己觉得我的风格理念和实践更有时代感，您觉得呢？”铁生哥没有作答，只是用微笑的眼神看着我
　　也许是自己年龄也不老小了，突然觉得和两位我一直仰视的哥哥聊起艺术来已经不像过往那么“低调。”听了我的叙述，铁生哥像是若有所思，嘴里念叨着我刚说过的几个词：“理性或非理性，真情实感，不专一，不重复自己……”转瞬他又是一副胸有成竹的表情并对我说道：“咏阁，别写评论了，我给你写一篇序吧。你作品的多面性和太多的不确定性如果写评论不但耗时费力，还容易出笑话，毕竟许多专业的东西我不了解，如果为写评论我再去补课也不现实。”他说到这儿又翻弄起手里的那一摞作品图片，接着又说道：“虽然我不太懂画儿，但你的画里面确实有一些我感兴趣和引领我去思考的东西。表现语言的不确定性，思维或是理念的徘徊、踟蹰并不代表你的声音就是微弱的。包括你刚才说到的理性或非理性，创作的动态模式都可以是我聊绘画的入口。”他还说：“我一直相信第一感觉的重要性。像你作品中有些被我第一眼捕捉到的无论是形态还是色彩，哪怕被你认为是败笔的形式，对我而言也许都很重要。都有可能为我的说法提供多样的可能性理由，这就相当于一种谜语有了多样的猜法。”
　　那晚上铁生哥明显受到了我作品的某种刺激或是启发（这样说不是为了标榜自己，而是想说：那晚我才意识到天才的灵感之源或许正是被我们常人忽略的某一个点），话头异常的密，而“不确定”则成了那一晚他每一句话的“主语”。有句话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铁生哥那一晚没完没了的关于艺术，关于生命，关于未知等等“不确定”的不确定感慨和“不着边际”的联想和辨析带给我巨大的反作用力。后来在我的创作或我的讲台上，“不确定性”也成为我诠释艺术的一种方法，或曰一个符号。
　　当时恰逢铁生哥正在结束自己的一个中篇小说，而我的文字要的又很急，想必对他的语境、心境和时间安排上都有扰乱，可铁生哥毕竟是哥，他没有丝毫推诿，痛快地应允下来并让我一周以后来家取。他接下来跟我和姐夫说的许多关于创作的话很有点儿“秘笈”的意思，一直在我的记忆中不曾丢失——“我从来都不会为写而写。评论也好，序言也好，如果泛泛地写可以很快写完，但那样我的文字和你的绘画有可能就是一种貌合神离的情形，就会给人很虚的印象（他在这儿特意强调：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有的职业评论家才情很高，套话也能写得很美）。当然我也不会像美术评论家那样深入到你某些作品中去探究很专业或是很具体的东西，因为这不是我的专长。但文学和艺术毕竟有相通的地方，我想总会有路径让我触碰到你作品的神经。所以如何扬长避短，如何选择适合我的思辨角度或表达方式与你的绘画发生实质的牵扯才是最重要的。绘画强调画外功，而文字则需要一定的隐喻性，无论一幅画儿还是一段文字，若能带给人某种启迪或引发人的外延思考，我想这也是价值所在。为什么让你一周后来取？因为我是笨方法，我写东西习惯反复阅读，反复推敲，用字斟句酌形容我的写作最贴切。”
　　画集出版后各方面反响都不错。至于反映了我怎样的艺术水平那单说，但铁生哥写的序言无疑是这本画集最精彩的章节。连一向谦逊的铁生哥自己也说过“还算满意”的话。后来这篇《刘咏阁画集》序还被收入到了他的《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和《史铁生全集》里。
　　前面我叙述了铁生哥写这篇序之前我们的对话和他自己的兴奋点以及一些说法。接下来我从他的序言中摘出几个段落录在这里，或许有心的朋友能感觉到和之前我们聊天的内容有某些关联性和延展性。
　　这些年我也发表了不少文字，正是其中的玩味甚至挣扎过程让我愈发觉得史铁生的睿智和机敏是随时随处的——其实那晚他和姐夫还有我两个多小时的聊天已经在他心中聚拢了这篇序的雏形，他并非刻意而是自然地让我们的聊天成了他写作过程的一部分。其实回望一下古代的孔子和苏格拉底们不也都是在谈话和聊天儿的过程中让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呈现了巨大的张力和脉络吗？
　　下面就是序言中我认为最具艺术审美价值和哲思意味的两段话——
　　……何以打破这牢笼？——在我想，艺术的本职就在于此。每一种流派的诞生，每一种技法的尝试，都是突围，是越狱，是逃离，是心魂的飘缭漫展不甘就范。我说过：文学在文学之外。咏阁说：艺术也是。
　　咏阁的作品证明着这一点。我看他像一匹困兽，时而在牢墙边逡巡试探，时而在牢窗前伫立眺望——那儿有他梦想的天空，天上有他梦中的奇景；所有的技法他差不多都试过了，却都似离他的梦景还远。我认识咏阁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他也还是像个孩子那样抱紧他的梦愿。多年不见，从他的画中，我看见的仍是一个寻梦者的心魂旅程——焦灼、燥动、挣扎，乃至忽而地沉静、寂寥，终至临风枯坐，面壁沉吟，继而笔下倒仿佛犹豫了，如丝如麻，如空如旷，我猜他必是看见了世界人间（或万物万法）的不确定性。不知别人作何感受，我则偏爱这样的不确定。形是确定地小，神是不确定地大。僧是确定地小，佛是不确定地大。知是确定地小，不知是不确定地大。这真是多么好呀，在种种确定的流派和技法之外，咏阁，你还有不确定地大的领域可以为！
　　我不敢说咏阁的画已经多么好（首先我没这个资格），但我敢说已经多么好的画仍然是不够，因为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寻梦者，而梦，哪有个尽呢？
　　画集出来以后，我让铁生哥选一幅喜欢的画儿留作纪念（其实早在他离开雍和宫旁那座院子的时候就答应过给他和西米嫂子画张画儿，没想到十几年后是以答谢哥哥的形式了却这事儿），他没加思索却很认真地说：“就送我那幅《小步舞》吧，我喜欢你给它的意境。画中间那匹红色的汗血马在月光下漫步沉吟，有种把世界放大了的感觉，看上去孤独的它，说不定比谁都快活呢。”几天后我去给他送装裱好的《小步舞》，他见到原作后说了一句：“哦，感觉原作比图片更耐看。”

　　六

　　和铁生哥相识的人都会对他达观平静的生命态度，诚实善良的为人和勤于思考的秉性留下印象。当然，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打动人很深的重要原因。铁生哥常说，自己的职业是得病看病，业余是写作，而且一如既往快活地做着这些“职业”和“业余”的事情。五十九年的生命，有四十年与轮椅为伴和医院链接。他用看上去最辛苦的活着的方式诠释着人为什么活着和活着的意义，诠释了灵魂可以自由自在的理由，并图解般地展示着微笑与身边的人和每一个日子的关系。
　　我年少的时候，对铁生哥离不开轮椅的生活总抱有一种纯净的同情和怜悯。后来看他的文字看多了，认知也随之多了起来。渐渐觉得（抑或是渐渐相信）当初上帝让耶稣到人间是为了拯救人类，让人们知罪忏悔后争取走上去天堂的路。而铁生哥来到人间的使命显然是帮助人们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地梳理灵魂通道，释解生与死的纠结，其过程不像耶稣那么夸张地又是洗礼又是礼拜，他是用文字演绎神通，有嬉戏甚而浪漫的意味。而他那辆赖以终生的轮椅不仅是上帝赐予他的一方大世界，更是让他轻便经久地帮人们将灵魂从肉体开释的法物。
　　无论是他文字中不经意的流露还是实际接触，我觉得铁生哥和常人无异地爱恋自己的身体。尽管他已不是在贪生（贪生是常人的人生态度，也无可指摘）的层面苟且，尽管他是在用一种不同以往的与世界、与生命关系的认知表现着对身体的积极态度。若你安好便是晴天。是啊，醉人的四月天任人走过，多少事和多少日子被一句诗一样的话拢聚成花一样美好的意愿。铁生哥也从没遮掩过他内心一直有的这份对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以及对自己的情感和细腻。
　　铁生哥离去前的几年身体状况愈发不稳定，除却隔天一次的透析，住院和抢救也是常有的事。听姐夫说，他每次化险为夷离开病房时都会跟亲人或朋友们调侃——这次又没死成，看来还能活一阵子。
　　二零零八年年初，他跟姐夫说，抽空让咏阁帮我写幅字，就写“诚实善思”。尺寸别太大，最好用隶书体，他说他准备挂在客厅侧面的墙上。说实话，以铁生哥当时的影响力和社会圈子北京最顶尖的书法大师都愿意送字给他，可他偏就点名让我这个非著名书法家给他写。我明白这正是铁生哥本真和诚实的一面，他清楚自在何处，清楚繁华与尘土之所属，不欺瞒他人也不欺瞒自己。而被他脱去语言甲胄的“诚实善思”几个字则是他最真实的人生境界（或是他一生都在努力靠近的境界）。这次给铁生哥写字的感受非常特别，我不能假意地非说融入了什么情感，了悟了什么纯粹，但写这几个字时有我对铁生哥形象的联想确实是真的，写字时有给他画肖像的“错觉”也是真的。几天以后我把装裱好的书法“诚实善思”拿给铁生哥时，他显着有些小激动，看了好一阵才开口说道：“没有比这四个字更让我在意更让我喜欢的了。”接着他又微笑着喃喃自语道：“四个字看起来近在咫尺，接近它需要一生的跋涉呀。”听着他如此言说我不知如何作答。但我内心何尝没感觉到这四个字的“深远”呢？忽然我记起了他有篇文章里的一句话——真诚在上帝那儿依然是残缺的，仿佛永远都坐在轮椅里。
　　是啊，只要诚实还在发生，思想还在继续，即便残缺也是最宝贵地张望明天的借口。
　　二零一零年最后一天，铁生哥带着微笑去赴他的节日之约了。对这一天他是有准备的，平时不怎么写诗的他用一首小诗提前为自己的节日渲染了别样的气氛——
　　呵，节日已经来临
　　请费心把我抬稳
　　躲开哀悼
　　挽联、黑纱和花篮
　　最后的路程
　　要随心所愿
　　
　　呵，节日已经来临
　　请费心把这囚笼烧净
　　让我从火中飞入
　　烟缕、尘埃和无形
　　最后的归宿
　　是无果之行
　　
　　呵，节日已经来临
　　听远处那热烈的寂静
　　我已跳出喧嚣
　　谣言、谜语和幻影
　　最后的祈祷
　　是爱地重逢
　　
　　铁生哥说过：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苏格拉底却说：死可能比活着更有意义。第欧根尼则说：好好活着，因为我们会死很久的。
　　我说：史铁生死了，但他却是活在永恒里的人。
　　
　　2018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