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基因的组合与文学空间的建构
——甘建华地理诗解析
导读:河湟谷地、西部之西和衡岳湘水三种地理基因,共同塑造了作为地理学者、散文作家和诗人的写作者甘建华。就其诗歌作品而言,他的文字渗透着浪漫、乐观、幽默、悲情、调侃和反讽等多种气质,这种气质恰好为他的诗歌创作打开了一种开阔的文学空间。除了诗人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和良好的诗学修养,“不停地行走”是其诗歌创作获取营养的重要途径。
一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新冠疫情,“不能用单一视角去认识世界”,想必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如果将这种认知方式聚焦到范围更小一些的文学界,得出的判断结果同样有效。譬如,小说家莫言的诗歌创作,诗人西渡的评论写作,评论家张清华的诗歌创作,诗人于坚的散文随笔创作,包括青海小说家龙仁青的散文写作,以及与青海有着特殊关联的湘籍散文作家甘建华的诗歌写作——无一例外地说明,在任何文学创作现场,没有单一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的存在。面对大量的生活素材,他们会以不同的身份介入,并以不同的文本呈现出来。但在很多时候,读者熟悉的往往是他们创作的“一种面相”,掩映在另一种文本后面的身份,往往被他们多方面的创作实绩给遮蔽了。
此前,笔者对甘建华的身份认知都与散文有关,无论其散文随笔集《西部之西》《冷湖那个地方》《柴达木文事》《盆地风雅》,还是其主编的中国文化地理散文选本《我们的柴达木就像画一般》《名家笔下的柴达木》《船到衡阳柳色深》《茅洞桥记》和《巴音河》特大散文专号,以及他获得全国第七届冰心散文奖、首届丝路散文奖、首届吴伯箫散文奖、第三届四川散文奖、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等重要奖项,都充分证明他是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随着阅读的深入,笔者逐渐了解到他还是一位资深报人、高级编辑,出版过《中国医疗纠纷备忘录》《江湖游医》《天下好人》《铁血之剑》等纪实类新闻作品,以及湖湘文史笔记《蓝墨水的上游》《江山多少人杰》,被国家有关部门和湖南省轮番推荐并记功,并被国内许多所名牌大学作为深度报道的研究对象。他也是一位地理学者,据说是目前中国作协会员中唯一的中国地理学会会员,也是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客座教授,一篇《地理学让我们拥有诗和远方》的学术演讲影响甚广。他甚至还是一位平面设计师,操刀过数百本画册、图书的精美装帧设计;一位海内外有名的书画鉴藏家,不但慧眼识才、藏庋丰富,而且屡有书画艺术评论见诸权威报刊。近期读到他发来的未刊稿《甘建华地理诗选》,毫无疑问,作为诗人甘建华的“第N张面孔”业已浮出水面。正如评论者蒋雨珊博士描述的那样,“这三重身份是甘建华抽象概念上‘诗我’的‘三体’,完美呈现于他的诗歌地图中,又通过文本转化为现实、真实、内化三种不同之‘味’,相互杂糅,融合渗透,各呈星辉。”①当然,蒋雨珊确认的“三体”是指甘建华作为地理学教授、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学者的三种身份。笔者所言的“三张面孔”则更加具象于写作范畴,即作为散文作家、新闻记者和诗人的甘建华。两种划分方法略有差别,但共同的意义指向都是其作为“多面手”的创作才能。
甘建华与青海高原的特殊关系,不仅与他当年追随父亲甘琳先生的足迹有关,更与他在此读书、工作、生活的11年时光相连。著名诗人、作家、曾任青海省作协主席长达20年之久的朱奇先生,在谈到同乡晚辈甘建华其人其文时说:“甘建华出生于湖南衡阳,成长于青海高原,与我的交情在其同辈作家中历久弥新,令我和老伴时常念兹在兹,不时以读其新作为乐事。他充分利用湘青两地的人文地理和历史传统,使作品的内涵更为深广。观其地理诗的写作旨趣,深受南宋范成大的影响,诚如美籍英裔诗人奥登所说:‘不是所有艺术家想写就能写得出来的。’我在《文艺报》评析其《甲午夏日青海行》时亦有同感。那个长篇散文谈到了《西部之西:重返梦境之旅》四首诗的创作经过,他不但是一个诗性飞扬、才华横溢的散文家,也是一个难得的好诗人。”而甘建华与青海前辈作家王贵如、王文泸的情谊,亦可从《大水桥遇雨》《贵德的列维坦风景》两首赠诗中,证实其所说所写“青海在上”的真诚与珍贵。
这是柴达木东界,往前是橡皮山
青海湖,省会西宁在数百里外
深深地一鞠躬,一步三回首
阳光和难得的甘霖,洒在
迷蒙的荒原,小草争先恐后
探出稚嫩的芽尖。海西州文坛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
开始了,远没有先前的声势
然而,一只云雀的叫声
自远方,划破了寂寥的苍穹
——《大水桥遇雨》
二
爱尔兰诗人、诺奖得主谢默斯•希尼曾言:“无所不在就是无所在,/谁能证明/一个地方多于另一个地方?”有着多年散文写作经验的甘建华,曾大胆提出过“西部之西”(The West of China's West)这一文学地理概念。地理学意义上的“西部之西”,实际上指的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府德令哈以西的广大区域,也就是被称为“地球上的月球”的冷湖、花土沟、茫崖、格尔木、大柴旦地区。这里聚集着汉、藏、蒙古、哈萨克几个青海世居民族,以及1954年以后无数支援西部的建设者们。除了荒漠、戈壁、雪山、湖泊、芦苇、芨芨草、骆驼刺,这里有着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青海文坛的一些名宿也多出于此。可以说,“西部之西”在享有“聚宝盆”美誉的柴达木盆地,画出了一个内容丰富的“物候圈”和气质鲜明的“文化圈”。②
甘建华在谈及这一概念时,虽然使用了“大胆”一词,然而一种文化地理概念的提出,不是仅靠“大胆”就可以做到的。实际上,了解其学习、工作、生活经历的读者都知晓,甘建华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也就是说他拥有多年的大西北生活经历和扎实的地理学专业知识,这是形成其“文学地理基因”的关键性因素。
华中师大文学院邹建军教授认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直接来自其曾经生活过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这是地理基因形成的主要途径;二是“从上几代人身上遗传下来的生命基因中的地理要素”,如祖父出生于沿海,父亲出生于平原,而自己出生于高原;三是“特定地域的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统一地理基因,它已经成为了文化传统的一部分”。③对于一名作家或诗人而言,其身上的地理基因无疑是混合的、交叉的、复杂的——这也决定了甘建华创作身份的多重性。虽然出生于湖湘大地,但有着较长时间的青海经历,而青海颇具多元特征的地域文化传统,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生活习惯乃至创作心理。翻阅其地理诗选,明显感觉到“青海在上”一辑所占比重极大,开篇就是《西部之西:重返梦境之旅》(四首),此处试读两首:
离开西宁,一路西行
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地变幻
那青涩的时光
沿着倒淌河上溯,上溯
——《大柴旦情思》
风,依然那么刚硬
水,依然那么咸涩
八千里外,物是人非
熟悉的面孔多么难得
这个蒙古语奎屯诺尔的小城
曾让我悲欣交集隐忍不言
——《回到冷湖》
从创作时间来看,这是诗人阔别青海高原多年之后,再次回访故地柴达木盆地时,内心波澜涌动的真实写照。离开西宁,再一路西行,这样的路径暗合了“西部之西”的文化地理概念。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柴达木,诗人的父辈作为拓荒者付出了青春和汗水,作为亲历者的诗人对冷湖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它地处半沙漠型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4℃,昼夜温差可达20℃,无霜期一年只有93天,空气中的含氧量仅为沿海平川的60%,沸水温度为80℃,年降雨量为18.5-56.8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200倍!每年二至五月、九至十月为风季,普遍风力八至九级,有时高达12级,风速达每秒34米,八级以上大风曾连续出现过108天。”④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老一代开发者坚持下来,以夸父逐日的韧劲和愚公移山的执着,让“西部之西”由荒芜逐渐显现生机立下过汗马功劳,很多建设者就此扎根,把这里当作了人生的第二故乡。因此,当诗人风尘仆仆再次回到“第二故乡”和“心灵的牧场”,感到水的咸涩与风的硬度不曾改变,变化了的却是小镇的样貌和人的精神,故而产生了“悲欣交集隐忍不言”的复杂情绪。
如果说,“西部之西”凸显的是父辈身上遗传下来生命基因中地理要素的话,那么作为“西部之始”的湟水之滨,则更多表达了特定地域文化传统赋予诗人的地理基因。一方面,他以地理学本科生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另一方面,这位地理学本科生却以文学青年的身份,创建了青海高原第一个机构比较健全、社员人数众多的文学社团,并油印了3期刊物《湟水河》。其友凌须斌先生曾在《西部之西唱大风》一文中指出:“《湟水河》作为第一本由学生编写、印发的文学刊物,仿若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溅起了一圈又一圈涟漪。尽管装帧简朴,略嫌单薄,但散发着墨香的刊物在同学们手中传阅的时候,他们无不为拥有了同学写、写同学的刊物而欣喜和激动。”可以想见,在思想解放之风刚刚吹拂高原之时,年轻的湖南人甘建华毫不犹豫地展现了他的文学理想和精神担当。读者可从这首诗作中窥见一斑:
那么好吧,咱们的诗社就叫湟水河,诗刊也叫湟水河
它发源于祁连山南坡包呼图山,流经低海拔的青海东部
一条长龙盘旋374公里,在青甘两省交界处汇入黄河
范长江称之西宁河——养育我们的母亲河
《水经注》误注过它,《汉书•地理志》则确有其名
西汉赵充国湟水流域设县屯田,兵不血刃,功标麒麟阁
唐朝文成公主经此西行,和亲松赞干布,开启藏汉交往史
张承志小说中写过它:在湟水流域,古老的彩陶流成了河
昌耀诗中意象宏阔:白雪铺展在冻结的河湾,有春水之流状
朱乃正油画以之为题:湟水小渡。此景亦平常,随处可拾得
而我作为一个地理系学生,却不能忘记,狭长的河湟谷地
集中了青海60%的人口、52%的耕地和70%以上的工矿企业
我也不会忘记,暮春时节,西川河滩,白杨树梢的那方蓝纱巾
那么好吧,咱们的诗社就叫湟水河,诗刊也叫湟水河
——《湟水河记——忆35年前青海师范大学文学社成立》
这首入选《2018年中国诗歌排行榜》的佳作,是回忆也是记录,是热爱也是情怀。当“西部之西”地理空间被大漠戈壁和群山盆地所支撑时,精神性的探寻和文学性的书写,则为这一概念赋予了文化层面上的广阔空间。从《水经注》到《汉书•地理志》,从赵充国屯田到文成公主进藏,从张承志的小说、昌耀的诗歌、朱乃正的油画,到青海高校学子的刊物《湟水河》、文学作品集《这里也是一片沃土》,“西部之西”在地理概念的基础上,显然具备了文化空间的某种迹象,其核心要素是“西部之人”对待文学的真诚追寻和无比热爱。据此,读者甚至可以获取一份难得的文学研究史料:“综观整个青海师大文学创作史,大体上是由中文系写就的,像我和我们班王永刚,外语系81级赵予萍,政教系82级王琼瑶、85级马海轶,生物系82级卢昉,可算是几个例外。中文系77级王湘江,78级唐涓、田毅,80级凌须斌、张薇、郭力克、周小建,81级杨澜、庞晓玲、张静习、葛建中、纪小春、刘怡兵,82级刘晓林、沈雪军、曾钟,83级洪琳、张晓燕,84级但继红,86级王凤英、杨董翔、王方,还有我前面提到的湟水河文学社那些人,都是在校期间比较有名的文学爱好者。”⑤
三
毫无疑问,诗人甘建华的精神原乡仍在“衡岳湘水”。再具体一点,应该是其出生地千年古镇茅洞桥。尽管诗人有着多年的羁旅印痕,且对第二故乡青藏高原怀有无法割舍的深情,甚至在性格方面已然具有高原人的洒脱和豪迈特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诗人天然携带的地理基因,“衡岳湘水”为他提供了最为真切的少年生活和故园语境,这种根深蒂固的地理基因,无疑决定了其诗歌作品的别种风格和文学空间。如果说,“西部之西”的诗歌主题重在回望高原生活的艰苦,以及建设者们迎难而上的精神力量的话,那么“衡岳湘水”则是对当下生活的静观和凝视。
这只俗名知了的虫类
栖息于吾斋前院的桂花树上
透明的双翅在阳光下一闪
被我准确地找到了
发声的位置
它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我则屏住了呼吸
天地间顿时趋于岑寂
——《晴好居听蝉》
说是听蝉,实际上写的是“对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实际上,作为自然界物种之一的人类,很多时候因自以为是而对其他物种怀有程度不一的“傲慢与偏见”,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目中无物”,更有甚者“目中无人”,民间传说中的“鬼”常常称人为“瞎子”——据此理解,似乎颇有道理。当然,人类自有人类的苦衷,但若因此而变得愈发乖戾、麻木和粗糙,岂不成了自然界的“异类”,甚至是“祸害”?一些有识之士早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要敬畏自然,人类应该向动植物学习。否则,人类容易迷失,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终将走向何处。具有地理学专业背景的诗人甘建华显然深谙此理,他在一次讲座中说:“我们的写作和我们的研究,都得讲清楚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⑥ 这一点非常重要——假如宇宙中的某一星球偏移出自己的轨道,那么对于其他星球和自己而言,极有可能意味着灾难的降临。同理,如果人类在自然界中超越了自己的位置,等待我们的也是难测的风云。
那么,当那只蝉一动不动地“望着我”时,我则“屏住了呼吸”,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担心其突然飞离,还是想留给自己更多的观察时间?这一瞬间绝对是两种力量的博弈:源自大自然的某种“小”的力量与“我”与生俱来的某种优越感的“大”的力量;或者是一种紧张的、微弱的、期待被“听懂”的“信号”,与另一种好奇的、欣赏的、愿意“降低高度”的“波段”之间的碰撞,甚至还有可能是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超我”的呼唤与凝视。就在这个特殊的瞬间,“天地间顿时趋于岑寂”,诗人似乎已经步入“幽冥之境”,感觉的毛孔和想象的羽翅快速被打开,思绪穿越历史,灵魂对话古人,诗歌从一个小小的切口,最终展现盛大开阔的气象,读来令人激赏。必须承认,这样的捕捉能力,这样的理解深度,唯有好诗人才能做到。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提出过“万物有灵”的观点,笔者在此虽无意强调这一命题,但确实想藉此表达这样一种细微的感觉——当你在观察或凝视某一对象时,实际上它也在认真观察你;当你走远时,它甚至会转过身来回望你。譬如,你刚刚接满的那杯水,你看到了它的透明,它有可能看到了你的复杂;你刚刚路过的那棵树,你看到了它茂密的叶子、微微弯曲的身体,它有可能看到了你踌躇的脚步、紧锁的眉头。西部的白杨树,一旦失去一根枝条,就会在相应的位置生出一只眼睛;而那杯你以为透明的白开水,可能浑身都有眼睛,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如此说来,“衡岳湘水”赋予诗人的地理基因纤细而灵秀、古奥而幽微。诗人带着这样的地理基因,走出衡阳,走过四海八荒,沿途遇见一些奇人异事,进而将其身体内的多种地理因素综合起来,由此生发出一个气象万千、却又风骨独具的文学单元和想象空间。这个空间很大,它可以涵盖大半个中国、小部分世界;这个空间也很小,有时候只限于他的出生地茅洞桥:
提及这三个字,我的心头忽地一热
我的父亲生于斯,我的祖父葬于斯
我的先祖,六百多年前迁徙于斯
它通往祁阳和零陵的古道,我熟悉
连接衡阳市区的两条公路,我熟悉
通往世界的每一条小路,我也熟悉
——《茅洞桥记》
毋庸置疑,当“三种地理基因”同时映现于甘建华的诗歌作品时,读者必定会读到他文字里的浪漫、乐观、幽默、悲情、调侃和反讽等多种气质,正如前文所言——他绝不是一个创作体裁单一的诗人,因此他的诗歌创作整体上呈现为一种开阔的文学空间,持有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都可徜徉其间,并与自己身份相符的某种地理题材产生共鸣。当然,这种能力的获得,除了诗人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和良好的诗学修养,“不停地行走”应该是其诗歌创作获取营养的重要途径。与美国著名地理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颇为类似,甘建华用行走的方式不断充盈和丰富着自己的创作积累,又用诗歌创作一次次开启并完成个体性的精神旅程。
注释:
①蒋雨珊:《诗歌写作中的“三体合一”与“三味”并举——浅谈甘建华的地理诗》,《中外诗歌研究》,2021年第2期。
②刘大伟:《文学人类学视野中的<柴达木文事>》,《青海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③邹建军:《关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④⑥ 甘建华:《地理学让我们拥有诗和远方——在母校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客座教授聘任仪式上的演讲》,《湖南报告文学》,2019年第1期。
⑤甘建华:《在青海高原客串了一把诗人——答姜红伟主编<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诗选刊》(下半月刊),2015年第1期。
(本文载于《彩虹》2021年第3期,收入台湾甘露道出版社出版评论合集《山程水驿识君诗——甘建华地理诗大家谈》)
[作者简介] 刘大伟,生于1980年1月27日,青海海东市互助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西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绿风》《诗潮》《诗探索》等刊物发表作品若干,出版诗集《雪落林川》《低翔》,文化散文集《凝眸青海道》,获第六届青海省青年文学奖及第七、八届青海省政府文学艺术奖。与人合著学术著作《中国唐卡艺术集成·吾屯卷》《青藏地区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青海民族服饰》,合著教材《大美青海》《魅力青海》,主编诗集《彩虹印象·诗歌卷》,编著《昆仑神话研究》《汉族儿童故事集》,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湟民族走廊多民族庄廓民居的文化空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