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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寒超:《一个中国诗人的声音》——读吉狄马加的长诗《裂开的星球》

2022-02-13 作者:骆寒超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裂开的星球》也可以说是一首本体象征诗。吉狄马加显然把握到了一个艺术奥秘:必须让抒情对象后面隐藏有大哲学,也就是说通过抗击时疫这一表层事象而能透视到隐于更深层处的奥秘——涉及国际政治路线的、涉及万物生态和谐的、更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处于白刃相见的日子里,一个中国诗人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就是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刚出版的《十月》2020年第4期上,我读到了他完稿于今年4月中旬的抒情长诗《裂开的星球》,副题是“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单从这个副题也可以感到:诗人企图作一场全景式的抒情。

  全作可分三个部分。先是一个类似于序曲的开篇,大面积地展示了时疫这个人类“古老的冤家”从沉睡中醒来,踏破国界、肆虐全球的情景,全人类迎来一场不见硝烟的抗疫战争。诗中指出,这场“抗疫谁也休想置身事外,必须携手合作”,至于“在镜头前为选举而表现”的那些真理的谎言者,则是在犯罪。这个序曲是文本的逻辑起点,由此推演出三场属于正题的抒唱。一是诗人提出警告:我们已生活在一个“裂开的星球上”。“在这里”,不仅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倒退尖锐地对立异存着,并且人类与万物之间生态的平衡也遭到了破坏。特别是后者,由于人类“踏入别的生物繁衍生息的禁地”,对它们进行“侵扰和破坏”,已埋下了“隐患”。人类虽有强大的创造性开拓能力,但由于并非“超人”,还是虚弱的,即使“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也会“让我们败于一场输不起的隐形战争”。其次,诗人进而指出:现实摆在这里,我们虽处在一个时疫肆虐全球的时候,却可以看到全人类已开始心连心起来:“意大利的泪水模糊了中国眼睛”,“伦敦的呻吟让西班牙吉他呜咽”,这可是个有利趋势,使地球村进入人道主义主张高于意识形态的时候。于是诗人发出呼吁:一定要尽全力来“缝合我们已经裂开的星球”。那么如何“缝合”呢?这就有了第三方面:祈求人类从此要善待自然,更要善侍自己。这三场论辩式的抒情过后,诗篇也就进入众生万物和鸣式的尾声。诗人展望抗疫前景,满怀信念地唱道:“我不知这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这个世界将被改变/是的!无论会发生什么,我都会执着而坚定地相信——/太阳还会在明天升起,黎明的曙光依然如同爱人的眼睛……”

  以上所作介绍使我们有理由肯定:这确是一首全景式抒情诗。并且在我看来,这个长达500行的诗文本,还突出地显示着如下三类抒情品格:

  第一,这当然是一场抗疫抒情,它的抒情对象是对人类“古老的冤家”——时疫的肆虐进行的抗击。吉狄马加在这方面的抒情视野是相当开阔的。他没有把新冠肺炎病毒的肆虐和我们的抗击局限在某一个地区——比如武汉或湖北,而表现为全球性。诚如诗中所说:这个“古老的冤家”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跨过传统的边界”,“跨过有主权的领空”而即便“最先进的探测器也没有发现它诡异的行踪”地在恣意横行着;也表现为展开这场“抗战”的全人类性,诚如诗中所说:现在的情况是“把一场本可以避免的灾难带到全世界了”,此刻这场“近距离的搏杀”正在悲壮地展开,它“不分国度,不分种族,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如果要发出一份战争宣言书,那么正在战斗的人们——“我们”,立即会“签写上一个共同的名字——全人类!”这些抒写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印象:不能轻视这场“抗战”的酷烈,战线的漫长,它具有这样一个特点:“这是曾经出现过的战争的重现,只是更加危险可怕。”诗篇这样写,无疑凸显了吉狄马加全球视野的抒情胸襟,其警钟长鸣之声是既阔大又深远的。

  第二,这也是一场政治抒情。这些年政治抒情在诗坛有点边缘化了。其实政治像空气一样,每个人都无法脱离它,只要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生活每时每刻都在等待他的政治表态。在面对全人类“抗战”的大时代,每个国家,每个群体,乃至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表态。吉狄马加以对时代风云变幻的敏感,注意到抗击时疫在国际上存在着两种态度:出于以人为本的全球一体化和出于私利的单边主义。为此,他在诗中率先宣告自己的态度:“如果公民的安全是由每个人去构筑”,那么“我”所选择的是“对集体的服从而不是对抗”!立足于这一态度,他向四个方面展开政治抒情。其一是提倡精诚团结,携手合作。诗中说:面对这场全人类的“抗战”,选择的路只有一条:“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而团结起来。诗中就这样宣称:“在这时,人类只有携手合作”。显然,这是针对单边主义的发声。其二,反对空谈自由,助长分裂。诗中针对某些霸权国家奢谈各国抗疫自由的高调义正词严地说:不能“用抽象的政治诠释自由的含义”。还借此插入一个意象化的实例:“倒了柏林墙,但为了隔离,又构筑了更多的墙。

  墙更厚更高。”以此来揭露奢谈自由其实是为了达到分裂目的的阴险用心。其三,决不嘲笑邻里,指责他国。诗中说:在这个“消毒水流动国界”、时疫肆虐全球的处境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旁观邻里下一刻轮到自己”的现实,“嘲笑别人而又无法独善其身”的现实。特别是针对某些国家无端嫁祸中国的指责言论时他还用机智语言发声说:“当东方和西方再一次相遇在命运的出口”,做着“左手对右手的责怪”,那是愚蠢的,因为这“并不能制造出一艘新的挪亚方舟,逃离这千年的困境”。其四,力挺和而不同,不搞封闭。这就是针对某霸权国家搞抗疫单边主义做正面规劝了。吉狄马加的政治抒情是有原则的,采取了为我们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一贯以倡导为主的那种态度,所以在诗篇接近尾声时这样倡导:“不用去问那些古老的河流,它们的源头充满了史前的寂静/或许这就是最初的启示:和而不同的文明都是它的孩子。”这其实是原初世界同在性的一个现实说法。正是这“和而不同”,也就派生出另两个主张:“不能选择对抗,一旦偏见变成仇恨,就有可能你死我活”,“不能选择封闭,任何材料成为高墙,就只有隔离的含义”。这一来,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抒情,也就完整地升华为面对今日世界的政治抒情了。

  第三,这更是一场生态抒情。可以这样说:地球生态的和谐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时疫肆虐,成了这首诗的特定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展开的全方位抒情,也就成了最大的特色。我们提倡的和谐是建立在生态平衡上的,这实指众生万物间的一种默契。人类自从成为众生万物的主宰,也就横行而不加节制起来,破坏了自然世界这种默契关系,以致出现了一些如同这首诗里所说的:“海豚”以集体自杀“来表达抗议”,拒绝了人类对冰川的访问。作为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有他的“种族记忆”,对万物间的默契特别敏感。他在《一种声音》一文中就说过:“我写诗,是因为我们在探索生命的意义,我们在渴望同自然有一种真正的交流……”这表明他对默契式的交流遭到破坏十分敏感。因此,在诗中他满怀悲慨地说:“哦,当我们以从未有过的速度/踏入别的生物繁衍生息的禁地,/在里面砍伐亚马孙河西岸的原始森林/让大火的浓烟染黑了地球的肺叶/人类为了所谓生存的每一次进步/都给自己的明天埋下了致命的隐患!”而这场新冠肺炎病毒的肆虐,在他看来,就是埋伏多年的“隐患”一次总爆发。因此他沉痛地向世人呼吁:“善待自然吧!善待与我们不同的生命。请记住:/善待它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要么万劫不复!”这可是醒世之声。我相信:它将在人类良知的心灵世界流荡得辽远。

  值得指出的是,由这三方面的抒情有机组合而成的文本整体,我们若再加以概括,当可以见出:这首抒情长诗其实是通过抗击时疫这一具体的抒情对象,向我们作了一场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抒唱。在全球范围抗击新冠肺炎病毒,不言而喻是涉及人类命运的事;在抗击中走全球一体化还是走单边主义的选择,也自然涉及人类命运;至于在这场全球“抗战”中获得了领悟——善待自然,捍卫生态和谐,从长远的角度看,更是涉及人类命运的。吉狄马加正是以这场“抗战”为逻辑起点,对我们党和国家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作形象化表述,这是一个中国诗人为此而发出的应和之声。

  《裂开的星球》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是和艾青的《向太阳》、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一样的大政治抒情诗,其抒情境界宏观壮阔。可以说这是此作具有的抒情高度极重要一个方向,因为它较成功地实现了“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这个审美理想。

  《裂开的星球》也可以说是一首本体象征诗。吉狄马加显然把握到了一个艺术奥秘:必须让抒情对象后面隐藏有大哲学,也就是说通过抗击时疫这一表层事象而能透视到隐于更深层处的奥秘——涉及国际政治路线的、涉及万物生态和谐的、更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而能够达到这样的审美效果,在我看来,就是超越就事论事的现实主义、直抒胸臆的浪漫主义而作本体象征艺术的追求。这样一类艺术表现策略对政治抒情诗写作而言,特别值得提倡——为了超越写作这一类诗时易发生的弊端:就事论事,直白言说。

  吉狄马加从咏唱大凉山步入诗坛开始,到如今发表了这首长诗,是经历了一个转折——或者说拓展过程的。如果说这个过程可以以新旧世纪的交替为界来划成两大阶段,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写诗到世纪末止,他写的诗基本上以大凉山地区为背景,抒唱了相对时空中彝族人民的生活变革;而21世纪以来,他的抒情空间则扩大了,开始对世界发出一个中国诗人的声音。这声音的最高音阶出于这阶段的几首抒情长诗:抒唱民族文明建构的《大河》,抒唱精神文明建构的《致马雅可夫斯基》和抒唱生态文明建构的《我,雪豹……》。这三首抒情长诗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可称之为人类文明建构三部曲。而《裂开的星球——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则是这个三部曲的综合,一场宏观抒情的延伸,具言之,即星球本体文明建构在绝对时空中的展现。

  由此说来,诗人吉狄马加这首近作是具有开拓新诗新境界的美学意义的——无论对诗人本身或者中国诗坛,都是如此。

  2020年7月5日写于杭州浙江大学求是村寓所


作者简介

  骆寒超,浙江诸暨人,1935年出生,作家、研究员、教授、博士后导师。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文艺界从事文学评论工作多年,任浙江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1988年初晋升为研究员,同年底调入浙江大学,转评为教授。曾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浙江大学文科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有《艾青论》《中国现代诗歌论》《新诗创作论》《骆寒超诗论集》《骆寒超诗论二集》《艾青评传》《新诗主潮论》《20世纪新诗综论》《论新诗的本体规范与秩序建设》《中国诗学·第一部·形式论》等专著十余种,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二卷本《骆寒超诗学文集》,201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两卷本《骆寒超诗论选集》。其中,《中国现代诗歌论》获浙江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骆寒超诗学文集》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诗学研究之余,也写诗。曾出版诗集《伊甸园》、《三星草——汉式十四行诗300首》、(与人合集)、《白茸草》。现居杭州,主编大型新诗季刊《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