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此炫目，使你难以置信——翟永明诗歌片谈

　　翟永明的写作一直是一种传奇。她独赋自我识见、卓而不群的创造力和精湛的语言技艺，三十多年以来始终置身于当代最具标志性的诗人行列。她不断调校自己的写作目标和姿态，求真务实，行稳致远，从而不断“逼近我内心所生长的一种更深刻的变化”。
 

　　一

　　曾经被评家誉为“编织词语和激情的诗人”的翟永明，作为中国当代诗坛的杰出代表性诗人，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是异常繁复和丰富的。在她的少年记忆里，带有显豁的别离与孤寂的阴影，浸润着她的人格体验，她敏思好学，内敛旁视，经历过多年的插队生涯，阅读与写作支撑了她所有的生活，青春期的嬗变使其内心蕴含着锐痛和忧伤，此后城市生活的日常经验更使之具有深切的矛盾性，共生着欢乐、震撼、恐惧与忧思。毋庸置疑，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对她的前期创作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且她从自身的心灵经验出发，洗滤自我挣扎的精神面影，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诗学风格。
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
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
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
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
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
一种惨败
　　——《女人·独白》

　　翟永明的组诗《女人》，不仅使得她成为新诗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让中国新诗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像有评论家所指出的，“它不但开启了日后几个写作阶段诗学命题的源头，而且这颗精神化石使女性主义诗歌的话题成为可能，昭示了女性主义诗歌的纹理走向。”她自我命定要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的承担者，“因为女性千变万化的心灵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更能容纳一切，同时展示它最富魅力却又永难实现的精神。”她认为，“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而“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两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黑夜的意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翟永明更为关注的是如何抵近现实和历史，触及现代生活中个体的感受与诉求，契合诗歌本体及其语言技艺的探索。诗评家陈仲义则认为，她1993年写就的《咖啡馆之歌》可以说“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诗学转折，她正式告别普拉斯的竭尽全力的自白语调，全方位转向带有冷艳色彩的叙说风格。”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翟永明的诗在语言上如同一个幽昧的黑夜文本，内心却不断地走向澄明。她以隐忍的陈述置换激越的独白，以戏剧性的结构减缓抒情的疼痛，以精警的表达质询现代的迷思，在历史与当下、古典与现代之间，不断调校自己与世界的距离，既悠游于词语的丛林，亦内敛地发声，并忠直地指认存在的现状。”确实，翟永明以自己富有耐力的坚韧写作，深刻诠释了何为真正的中国当代诗人。或者如她自己所言：“我的诗歌都是来自我的内心”，而“我的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

　　二
　　翟永明的诗具备一种直抵真相与实观的感知能力，它既是某种直觉的抚触与穿透，又内蕴着天赋般彻悟的深邃美感。而作为女诗人，翟永明既是命运感受的描述者，又是女性立场的言说者。因此，她认为她的诗是属于所有女性的，正象有论者所言，她有关女性的诗歌，“完整地揭示了现代女性在两性情爱从最初光彩炫目的幸福到失望、痛苦、惨败和最后归于无奈的‘沉默’过程，揭示出女性生命深层的精神感受。”
　　她在《女人·母亲》这样写道——
那使你受孕的光芒，来得多么
遥远，多么可疑，
站在生与死之间，
你的眼睛拥有黑暗而进入
脚底的阴影何等沉重

　　这其中无疑包含着诗人自始至终对于女性命运的多重认知。它既是由于“受孕“而产生的对于母亲身份的质疑，又明显持有某种一反往常的诘问。
　　翟永明透过“母亲”形象的书写，意欲表达的是一种拒斥、否定甚至逃离的态度，其间深切地融入了自我的精神矛盾性。它已然超越了一己的个人性感受，形塑为某种文化认知与隐喻，指向的是更新意义上对人类情感命运的再度叙说。她不无怨怼地直陈：“你是我的母亲，我甚至是你的血液在黎明流出的/血泊中使你惊讶地看到你自己，你使我醒来”。在爱恨交错中诗人的情志结构显得尤为复杂多元，透示出内里某种难以弃除的迷惘疑惑，以及带有创伤性的情感呼号。如同有评论所认为的，这是同为女性，同为不幸者之间的理解与体恤，她抛离了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母亲形象，直击同为女性本质的母女情感联结，对女性代代承续的历史性命运，作了迄今为止最深刻的揭示。从这一意义来说，她对于人性文明的悲欢，对于女性命运的浮沉，对于文化承袭的因循，无不具有自身独立思考的动力，怀有重新编排命名的渴求，以及强烈的探察与反思意识。

　　三
　　翟永明的写作一直是一种传奇。她独赋自我识见、卓而不群的创造力和精湛的语言技艺，三十多年以来始终置身于当代最具标志性的诗人行列。她“坚持探询沉默，为沉默赋形，同时向沉默敞开，是沉潜和飞翔、复杂和纯真的统一。”她不断调校自己的写作目标和姿态，求真务实，行稳致远，从而不断“逼近我内心所生长的一种更深刻的变化”。
　　翟永明最为突显的创作特征就在于，她早期写作中实体的自我和精神的自我，相对而言是混合为一体的，这使得她缺乏自我审视和自我省察。但在经历了持久的精神磨砺与个人成长之后，她逐渐挣脱了自在的自我走入自为的状态，建构了面对生活与写作的双重视域，丰富并拓展了作为诗人的思想维度，强化了自身透视、辨识和化合现实生活的叙述能力。翟永明坚持不懈的诗歌书写由此升华为一种自觉自为的写作，显现为对于现实生存的主动承接和介入，进而清晰地确立了她在当代诗坛的方位。
　　除开《咖啡馆之歌》这一转折性作品，《壁虎与我》对于翟永明而言同样具有显要的标示性。“壁虎”与“我”“当你盯着我我盯着你/我们的目光互相吸引”，两者之间显然构成了一种交流与对话关系，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
　　“隔着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永远不能了解/各自的痛苦/你梦幻中的故乡/怎样成为我内心伤感的旷野/如今都双重映照在墙壁阴影”。
　　毫无疑义，《壁虎与我》使得翟永明跳脱开性别与自我，不再局囿于狭隘偏仄的日常体验，而是凝练为一种直面人性命运的陈述仪态，一种抽象化的共同经验，从而凸显出诗人无奈感喟的内心视界。
　　“老家是一个替身/它代替这个世界向我靠近/它拥有一条巨大的河流/河水干涸时/全世界都为它悲伤”（《老家》）
　　翟永明另外一个突显的创作特征，在于她从写作伊始建立的某种对事物感受认知的二元思维和对立意识，逐步转变为对现实世界的差异性的探求。这是一种极富意味的转换和嬗变。它使得诗人缓慢地退离出紧张不安的情绪，由激烈转入平缓，从痛苦走向安顺，显示出内心的平静及其与生活和解的姿态。她为自己的诗学理想不倦地垒筑企图超越自我的心灵秩序和图景。正如作者自云，她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簇新的自我，并在各种叙事危机中把自己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魂。
　　经由认知方式与话语方式的变换，翟永明透过诗思而显豁的生命体验愈加深刻、成熟、平和、圆融，使得人生独具的各种悲喜忧惧更为本真化地展露于笔端，显现在读者面前，触动人心，促人思省。她的写作是自觉而智慧的，她以试错的方式不断地展开语言的转换和实验，企图塑造一种细微而平淡的叙说风格。可以这样说，在当代诗坛，只有翟永明最早具有性别自觉意识，使之重新确证自我身份，清理和深化內相空间，才让她真正回返到个体自身。同时，她又能够“以差异寻求自我，以自我彰显力量”，藉以最终回返现实的与精神的故乡，回返个体心灵的灵魂深处，回返诗歌斑斓幽邃的语言内部。这或许才是她真实祈盼的内心愿景。

　　四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翟永明的诗歌写作不断地将视线转向咖啡馆、小酒馆、博物馆、建筑及舞蹈艺术现场等当下城市生活场景，让人们感受到一种现实与精神相龃龉的光怪陆离的图谱。她以超然、精细以至琐碎的客观描述，显示其内心底色的变幻，以一种俗常的带有焦虑与敏悟的人生姿态替换了以往作品中的疾言厉色，承担起诗人与现实、人性对话的重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这种命名不单是指向现代生活的表象形式，更显示出一种对于生存方式及其意义价值的探寻。
　　譬如在《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里，“我们都是沙子 存在/才是水泥 甜蜜的生活/充满肉身的肥美/三者足以引导怎样的经验？”
　　翟永明的诗歌实验渐次展示出一幅全新的图景，越来越趋近现实，意象具化、鲜活而生动，具有别具一格的场景感。她分明走出了黑夜意识与情境，转而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生活风景所裹挟，不再持拒斥、逃离和厌恶的态度。她在为自我旁人不可投入的内心痛楚和体悟，寻找一个创造性的存在空间。这是否就是惯常踽踽独行于现实世界的诗人，与生俱来的对现代生活中对立性、酷视感与紧张关系的刻意寻求，我们不得而知。
　　翟永明始终不是一个囿于现状的诗人，面对当代混乱、焦灼的现实，她渴望并总能找到一种适当的语言和形式来显示自我，处心积虑地建立一种均衡有效的语词表现秩序。对翟永明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超越自我的精神转场和话语尝试。有评论认为，这番转场促使女性诗歌表现场域的大跨度拓展，它所生发的语言澄明、硬朗之美，也是对抒情传统的极为重要的补充。同时，也被公认为是她对九十年代诗歌的突出贡献。女诗人郑敏当年就曾指出，女性诗人亟需融入更广阔的天空，女性主义诗歌中应当不只是有女性的自我，只有当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时才真正有女性自我。这一说法时至今日仍具强烈的警示性。
　　不少论者都将翟永明近二十年的诗歌解析为面向词语本身的写作，进而将其愈益趋近语言真相的个体诗学不断臻至完善，这当然业已成为定评之见。翟永明确实曾明晰地认可：“……来自词语方面的重负 （我对自己的某些局限）被逐步摆脱了。一切诗歌的特性，以及这个时代的综合词语都变得极具可能性，我在写作中，力图搅拌和混合，然后铺展它们的本质。”何谓它们（诗歌抑或词语）的本质？我想，作为诗人的翟永明或许并不能作出清晰有力的阐释。但是，她试图宣示与张扬自己自由挥洒的生活态度，接纳来自诗神的声音以及语言的派定，重新获取书写的活力，已然是毋庸赘言的事实。
　　“于是谈到诗时 不再动摇：/——就如推动冰块/在酒杯四壁 赤脚跳跃/就如铙钹撞击它自己的两面/伤害 玻璃般的痛苦——/词、花容、和走投无路的爱”(《十四首素歌》）。
　　这字里行间蕴蓄着的声色感触无疑焕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神采。也许，翟永明意欲在细节的流动和浸渗中，扩张语言的能量，“表现出对整体的疑惑，对现存的语言的脱节”。她在奋力地挣脱开传统的牵引与语词的羁绊，竭尽全力呈展超越自我的抗争之力。她勇于清零自我，不懈地从当下感应再出发，由此她既亟待处置中年写作者均容易遭遇的怎样解决日益风格化的叙述危机的疑问，同时又面临着如何突破自身精神处境的限制与困囿的难题。
　　或许，人们会强调沉潜前行的当代诗歌，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写作空间，日常性和个人化经验及其文化立场同样标示了一个时代的特性。然而，这可能更多的仅是一种理论描述，令人难以忍受的庸常乏味、苍白无力的顾影自怜同样是它已然付出的真实代价。人们不再接纳狭隘冷漠、黯然神伤的诗歌，不再宽容情感的虚假和精神的偏执，人们期待具有高尚品质与词语活力的情感自白。正是这种种心灵内伤使一部分诗歌书写在喧哗多元的时代失却了宣叙与吟咏的声音，更失却了富有情境感的诗性魅力与价值。情境宽度、价值深度和心灵厚度，或许正是一种诗学上的“必要的张力”。
　　概而言之，正如有论者所评述的，翟永明此一时期写作策略的调整和尝试大略体现在两点：一是意图重新建构诗歌与词语的关系，直面语词本身，自由运用词语，以缓解写作动能下降和语言疲困的危机。二是改变构词语素，重新寻找和确定诗歌词根，配置并构建“无色”诗学，用独特语素定制与解码生活经验，见证诗人生存态度的变徙与营构。有评论认为，拂去种种尘世风趣的幻象，欲望和空虚交织衍生的荒芜才是她真正的落笔之处。我则觉得，翟永明苦心孤诣的写作探求或许的确是在刻意与无意之间，她在面朝自身春暖花开的精神与语言家园永无止境地抵达与返回的迢遥路途上，毫无倦色地流放与归来。

　　五
　　翟永明从“我策马扬鞭 在痉挛的冻原上/牛皮缰绳 松开昼与黄昏/我要纵横驰骋……迎面而来的是灵魂的黑影/等待啊 等待盘中的输赢/一局未了 我的梦幻成真”（《我策马扬鞭》，1988年），直至写出“我感到了来自远古的激情/仍在每一块砖石中潜行/仿佛是透过她的体内/当我站在这里，全身红色/背后是八万里晴天/在等待那一声摧毁性的哭泣”（《三美人之歌》，1996年），时间跨度并不巨大。然而，这许多年间社会时潮的沉浮与移换、人生经验的积聚与变异着实对诗人的心灵产生了剧烈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她对于诗歌写作的自觉自信变得日渐强大起来。
　　她的作品既向真切的现实与未来拓进，严峻逼视当代生存状况，透显悲悯情怀，同时，她又朝过往的历史文化回归，探询传统题材、人文精神和女性命运的寻思，激活创作内驱力。颇具代表性的《编织行为之歌》《三美人之歌》《时间美人之歌》三篇作品，无疑例证了翟永明诗歌创作的多元转化与翻新，是对传统文化与精神向度的回应与皈依，拓展了她的诗歌场域，淬炼了她的词语功力。这一创作视域的双向度延展，更可以说是翟永明作为当代杰出诗人卓然成家的某种气象的崭露与格局的纵放。
　　时光转瞬即逝，2015年，翟永明出版了她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正如有论者指出，诗人频繁地往返于当下与过去之间、出入于现实与画卷内外，以个人真实的和想象的行旅为主线，串连起当代形形色色的蒙太奇画面，建构起横跨今古、时空交错的一幅宏大风景。对翟永明而言，这是她为新诗探寻与当代世界相契合的方式的某种崭新实验，并渴求以其结构和语言的磅礴力量，展示并回应当下社会文化的内部矛盾、张力和变化，及其全部的丰富性和异质性。
　　在这首长诗中，“出发”成为一个重要的母题，诗人的冥悟和反思屡遭阻断，又重新开始，而“抵达”更无从把握，咫尺千里，难以触及。在“未来”的时间里，“出发”绝非简单地回到过去，而可能意味着孤独的旅程、艰辛的求索。在不断地抵达与回返之间，诗人竭力进行着自身无尽的心灵跋涉，她所遭逢的时代处境及其生命的意义却被无奈地延续和悬置。在语言技艺层面，翟永明喜欢并善于运用固定短语，她自称“意在从这些固化和僵硬的语言中激发出新的含义。在这首诗中我放开思维让它与我表现的主题同构。”她勇于接受挑战，重新理解并镜鉴古典诗歌传统，独出机杼，巧翻新曲，展现了当代新诗的无穷潜能。
　　多年以来，翟永明诗歌写作的精神形构无疑既是丰繁多样的，又具有艺术的生长性。她在旧与新、古与今、传统与现实之间穿梭交汇，寻求一种妥洽的均衡及其语词秩序，寻求两者相互比照的对立性和相似性。其实，这中间正蕴含着一种无限复返循环的能力，一种用语言重新想象与形塑万物世相的可能性。翟永明一直怀有一颗纯净而透明的心，一颗对生活充满热情与好奇的心，这是一个优秀的诗人需要具备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品质。她不惮于冷峻审视自我，在回返自身、回返现实与精神故园、回返心灵与语言内部的漫长路程中不懈地探究与追问。甚至在她的最新作品《德洛丽丝的梦》（见《上海文学》2019年第八期）里依然如故：“是谁跳出了旧循环，有了新剧情/你曾质疑过所处现实的本质吗？/德洛丽丝”。
　　此刻，我不禁想起了诗仙李白的一首诗《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似乎是异曲同工，这条诗人一路走来的山间小路，不正像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所深情描述的《林中小道》：
　　在树林中遇到过两条路，却选定草深人稀的一股，结果，导致了不同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