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是一道光，穿越极权的坚壁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日瓦戈医生》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歌逐渐在国内荡漾开来。从1988年出版的抒情诗集《含泪的圆舞曲》开始，帕氏诗歌中的热度与深度开始借助诗歌技巧层面的发力，强烈影响了北岛、王家新、多多等一批致力于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诗人。帕氏抒情诗的影响力鲜有代际隔阂，70年代出生的诗人桑克、席亚兵等人，在诗意的撞击中感受到的幸福感并不会少于前辈。对于桑克来说，读帕斯捷尔纳克，就像听一个老友在面前朗诵诗歌，让他潸然泪下。而如今几乎隐匿于诗坛的诗人席亚兵，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就像一种私人的秘密，一场抒情的奇迹。

　　●桑克（诗人）

　　读老帕的诗歌，我感受到了幸福

　　新京报：你曾说过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就是帕斯捷尔纳克。“他和我有相像的地方。我有一盘帕斯捷尔纳克晚年朗诵诗歌的录音，每次听我都想哭。”你认为帕氏和你相像的地方在哪里？

　　桑克：就是一种身边人或者对话人的感觉，他不仅出现得及时，而且说出的话也比较贴切。当年我和几个写诗的朋友都叫他老帕。其实他生活的年代距离现在有七八十年，几乎就是一个“古人”了。那盘磁带是一个朋友翻录的，效果也不太好，但是那是老帕的声音啊，他读自己的诗，读普希金的诗，虽然我不懂俄语，但仍能感受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至于我和他相像的地方，比如说隐忍、克制、离群索居。

　　新京报：说说你第一次接触帕氏诗歌的故事吧？帕氏晚年朗诵诗歌的录音，为什么听了想哭呢？

　　桑克：在大学里看到老帕的诗，但是当时并未着迷。因为在他之前和之后，我非常迷恋与他同时期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直到接触《含泪的圆舞曲》才被他的细节和深沉所迷。老帕的声音非常低沉，和他在照片之中展示的冷峻面容极其匹配，而且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与略微带幽默感的艾略特的声音截然不同。这种颤抖的声音之中既有恐惧，也有不甘心，容易让我产生同理心，或者唤醒我的悲伤，使我想立刻站在他的身边，与他一起抵御日瓦戈遭遇的西伯利亚风雪。

　　新京报：《含泪的圆舞曲》你读了很多遍，这本诗集为什么让你钟爱？据说你在读帕氏的诗歌时“感受到了幸福”，可以举例谈谈这种“幸福感”吗？

　　桑克：读了至少十几遍，每次都能发现新东西。我在书里看到了我在生活之中刚刚遭遇的东西。或者说，我在生活中总是不由自主想起老帕的句子。老帕说雨水是紫色的，起初我觉得这不过就是一种想象。有年夏天，我从北太平庄电影洗印厂看电影出来，正好下雨了，我就举伞在雨里走，一个闪电把眼前的雨水都变成了紫色——是闪电把雨水变成了紫色啊。老帕其实是相当写实的。这种喜悦在老帕的诗中很多。如果让我推荐一首，我会推荐《二月》，他的诗选大多都把它列入其中，还有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后面附录的第一首诗，是写看戏的，也非常不错。

　　新京报：从早年的抒情诗《云雾中的双子星座》《生活，我的姐妹》，到叙事长诗《1905年》《施密特中尉》，再到《日瓦戈医生》中的附诗，帕氏的抒情风格从早年的混沌激情走向简明和秩序感，你如何看待他的抒情诗风格的蜕变？

　　桑克：这些变化是随老帕的人生而变化的。人是越过越明白的，肯定也会反映到诗上。有的批评家把从晦涩到明朗视为艺术规律其实是比较外行的，用一个诗人的晚年来反对这个诗人的早年完全没有必要。老帕始终写得极稳健。他的诗比较丰富，抒情诗也与之前普希金的抒情诗不同，即使和他同时代的阿赫玛托娃的句式、构成等相比也都非常不同。他没那么简单。他的叙事诗反而是有些简单了，但其中仍保留了我称之为老帕式的精彩成分。

　　新京报：以赛亚·伯林评价帕氏和曼德尔施塔姆：两人在创作上有某种相似之处——“全部作品都透着诗人的气质，散文也是诗人的散文”。伯林认为，这种“一切都是诗人的特质，有时会危害到他们的整体作品”，你是否这样认为？

　　桑克：我以为伯林说得有道理。当然，我觉得老帕的散文还是很棒的，比如《人与事》等等，并没有见到什么伤害性的东西。最初读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时，我觉得他的诗人气质对他的小说可能会有一些被小说家诟病的不良影响，但是最近几年，这种感觉越来越淡了，而且所谓的诗人部分几乎都已融入小说家的部分了。

　　新京报：帕氏在抒情诗上的创造和探索对中国新诗写作有影响吗？对你本人的诗歌创作有怎样的启发？

　　桑克：老帕精妙的比喻，从容不迫的古典形式，还有对事物明亮的书写。他坐早班火车，莫斯科迎接着他。我去莫斯科的时候，头脑里冒出来的就是这句。老帕确实自成一体，他的精心、努力、音乐性，都值得学习。

　　●席亚兵（诗人）

　　经历极端年代,却从未逃离现场

　　新京报：说说你第一次接触帕氏诗歌的故事吧？

　　席亚兵：我最早读到帕氏的诗歌是九十年代《日瓦戈医生》的附诗。后来我看了英文版的《生活，我的姐妹》，从中选译了六七首诗，包括非常神秘的《巴拉绍夫》。通过这次看传记，这首诗写于十月革命帕氏爱情生活的高峰期。我自己是学俄罗斯文学的，感觉帕氏的诗在俄罗斯感性和俄罗斯性上承接得最准，所以他的同代诗人跟他一比就纷纷离我而去。从写诗角度，帕诗音形色俱是一流，贯穿着激动气质。我模仿《生活，我的姐妹》写过一首，应该说是临摹它写过一首。我最喜欢的是《生活，我的姐妹》《黎明》《哈姆雷特》《倾诉》。

　　新京报：帕氏早年曾认为浪漫主义是感受世界的方式，曾为马雅可夫斯基所倾倒，但后来他感到它那“游艺表演式地理解人的生平经历”的倾向是与自己格格不入的，逐渐放弃了浪漫主义，而逐渐摸索出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现实主义，一种“变形的真实”，你如何看待这种帕氏所提倡的“艺术中的现实主义”？

　　席亚兵：他早期参与了正在向现代主义变形的白银时代诗风，但他抑制不住，很早就按旧俄文学的路线转向了。他把普希金、莱蒙托夫、布宁这条俄罗斯民族抒情诗风格加以拓展，吸收了时代养料，在这个传统消亡的最后一刻成了集大成者。其现实主义有两个层面：文本层面，能在抒情诗中纳入俄罗斯地理风物（带有点草原性）和日常生活意象；态度方面，跟俄罗斯大地和民众之间发展出独有的斯拉夫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的联系。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后，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在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影响到了极具个人抒情意味的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为了写诗，你也曾钻研过他，感受是怎样的？

　　席亚兵：帕氏诗歌的俄罗斯特性对中国诗人来说有天然的亲近感，但帕氏诗歌保守（主义）的一面（非世界主义的）使他未成为中国诗人学习的主流。我现在尚不知道他的诗歌是否有较完整的译本。我个人集中钻研他的阶段也已远去，但我把他置于我最喜欢的外国诗人之列。他的诗是诗歌各种要素达成有机体的最高样本，这个没有之一。

　　新京报：1926年到1927年，帕氏在创作《施密特中尉》和《1905年》时，已经开始把创作精力转向散文，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无非是他的诗歌的延续”。你是否同意？

　　席亚兵：俄罗斯文学“诗如散文，散文如诗”的传统一直强大，普希金、莱蒙托夫、布宁都是。纳博科夫诗写得少，但散文也是如诗的，也属这个序列，但他论述布宁这点时，却用的哈代的例子。“散文如诗”是这样一种状态，质朴质感而高昂，直观混沌而无所不包。它对一个理性破碎的世界来说，也许缺乏直接对应，对心灵不足够丰富的人也会显得隔膜。

　　新京报：帕氏认为《日瓦戈医生》中的25首附诗才是自己最好的诗歌，之前的诗歌都是习作，“我仍然觉得它比我早期的诗歌具有更大的价值。它比我青年时代的作品更加丰富，更富有人性。”你如何看待这些诗歌和他早期诗歌的关系？

　　席亚兵：这些诗歌带有中年的炉火纯青的气质，激情更沉潜，文本归于一种形而上的质朴。尤其经由人世历练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宽广光谱。那些有点冗繁的宗教题材更是需要从头了解，是帕氏自己说的“前基督教的”，也就是普世存在主义的。

　　新京报：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帕氏的抒情诗中历史主义意识是很淡化的，但帕氏的作品鲜明地表现了20世纪前期俄罗斯的风云历史变幻，对大历史进程中的人的命运是非常关心的，你如何理解帕氏对历史的诗意性感受？

　　席亚兵：帕氏抒情诗的历史意识是结合基督教世界观深埋在作品中的，即便如此，他也写过“国有抽水站”、“五年计划”、“红旗”和“列宁”，帕氏对苏联文学的参与可比得上老舍。他的《黎明》这首诗就把人民性和自然景观和存在主义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我的胜利”。有这种诗情机遇的诗世界诗歌中只有这一首。帕氏是经历过“极端年代”所有形态且从未逃离现场的成功的诗人：一战、共产主义、二战和冷战。享受这些磨炼而善终就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