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新诗为何总是闹笑话？
诗坛乱象源于“自由”
“味同嚼蜡的大白话、梨花体、口水诗都不能算是诗，只能是诗歌界的闹剧和笑话。”意外读到诗人王寅一篇评论文章，深有同感，只是觉得意犹未尽。
在百年新诗的作者行列里，写诗掉链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就近举例，则有羊羔体、梨花体的始作俑者，一个是堂堂的鲁迅文学奖得主，另一个贵为鲁奖评委，均非泛泛之辈，而他们的作品竟能一差而面目全非，被讥为“都不能算是诗”，岂非咄咄怪事！一个诗人前脚花容月貌得大奖，后脚“口水”就流了下来，竟似川剧瞬间变脸，似这般变化，在古典诗人那里没有。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而与之类似的例子，在新诗阵营里很多。
人们追怀上世纪80年代的诗坛，却很少关心那些诗人还有几个仍然在写？仍在写的诗人是否越写越好？有几个中年写作更胜出道时？一个80年代知名诗人在一段时间沉寂后重操诗笔、一日一诗，被人讥嘲“一日一屎”；一位朋友编选2014新诗年选，感叹“许多总在眼前晃的著名诗人竟无一诗可选”（所产皆为残次品？）；再联想到一些前辈诗人弃新图旧，“改宗”唐诗宋词，推敲起平仄对仗、起承转合（可谓“半截子新诗人”），凡此种种，令人很想一问的是：新诗创作这么容易未老先衰、真假参半，全无古典诗人的“老来渐于诗律细”、“暮年诗赋动江关”，这是为什么？
新诗是一杆没有准星的枪。想想似乎也有道理，新诗又名自由诗，“新诗的灵魂，就是自由”（吴思敬）。何谓自由诗？脱去一切形式约束，如押韵、格律，只留下了分行这一体貌特征。分行不能算是枷锁或镣铐了吧，敲回车键嘛。门槛低到只需敲几下回车键，不可谓不自由了，就像手里抓着一杆没有准星的枪，无需瞄准，只管打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有准星那是要瞄准的，拘束）。然而，既生瑜，何生亮，既自由，何必诗？新诗的悖论就在这里：一杆没有准星的枪，却要带到靶场上去较量！此所以，近几年诗界叶公们苦心孤诣研制诗歌标准，而诗坛乱象如故。倒是网民深得自由诗之旨趣，在车先生和赵小姐脱靶弹的着弹点（也许脱靶十万八千里），分别画上涡状圆圈，命曰“羊羔体”、“梨花体”，打的都是靶外10环。
有规则的游戏使人进步
应该是新诗的基因图谱存在问题，需要修复。试回溯一下新诗鼻祖胡适先生定下的基调：“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著名的“八不主义”有八不（不做什么）而无一是（该做什么），依此制造出来的岂不就是一杆没有准星的枪？把旧诗积习来了个大扫除之后，新诗的起点是一穷二白。胡适不是好诗人，他所主张和践行的乃是一条“元轻白俗”的诗歌路线，而事实上诗有别裁，要求诗歌去虚尚实、废典纳俗、谨守文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反诗意的。如此峻拒古典、一空依傍，加以百年动乱无暇尚文，所谓新诗传统就不过是一碟拼盘。如今，新诗已抵近百年，而诚如止庵先生所言，仍深一脚浅一脚在诗与非诗之间游走。
自由是存在于巨大的不确定之中，还是奠基在必要的确定性之上？现在人们爱谈“财富自由”，其实旧诗之于新诗不是包袱，而是财富。不像新诗似乎只有华山一条路，旧体诗博大精深、诸体皆备，它包括了诗、词、曲；诗有古风、乐府、近体诸律、绝，词有各式长短句，曲有诸宫调；且无一不是佳作琳琅，技法考究；更有成熟的理论关照，王国维的意境说几成“集体共识”。关键在于它入门有曲径，结体有章法，造诣可浅深，检验有规范。旧体诗的写作是一种游戏，聂绀弩和邵燕祥先生如是说。游戏使人进步、给人以快乐，盖有规则在焉。
从汉诗的基因上补课
旧体诗的形式格律，力行就能尽美。不仅如此，其游戏规则实即诗意炼金术，又仿佛预先校好了准星的枪，能够锁定预期。比如古人欲学作诗先作对子（即对偶，茅盾先生即如此这般指导孩子入手习诗），作对子有许多讲究，尤以险远浑成为上，当艺术功力到了，那上下联既对偶又浑然不觉，纯然幻成一片清新的艺术境界，其实已臻上佳诗作，“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即一例。这里准确的意象、阔大的境界和高朗的格调，很难说不是拜对偶的格律要求所赐。旧体诗的形式格律既装饰了诗的声韵、意态美，又穷形尽态反逼诗人交出内心、交出体验，从而催生和幻构了汉诗特有的艺术意趣与意境。“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天然清新的意境不是旅游照，是诗人制造。技术上设定格律矫形口语以求陌生，而审美上崇尚天然反对矫饰，这就是经过千百年亿万人的艺术探索，形成的汉语诗歌的艺术趣味与规范。胡适先生“不用典”、“诗须废律”、“不重对偶”的诸般主张，割断的就是这样一种汉诗龙脉。“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审美，“八不主义”的这种删繁就简，把诗歌变成了人尽可挥的打狗棒。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语）“文学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寻扯旧诗说事我无意于推倒重来，而是建言：盛世兴文，应该从汉诗基因上为新诗补补课（不妨看看台湾诗人在这方面的课业）。这自然首先要认识新诗的简陋（甚至丑陋），破除“五四”以来咸与维新的新诗迷信。新诗人动辄掉链子陡现两副面孔，其中必有一伪，更可叹的是可能都真（新诗人追求“进步”，无意修身）。相对于旧体诗其来有自的仪态万方，新诗普遍的伪善、扮美和作态，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观。
如今进入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传媒的猎奇、凑热闹本性，也着实鼓励了新诗的这种丑陋。新诗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社会运动，负有运动社会的使命。或许当诗人放下号角走下诗坛，让诗歌从忽悠变成体己，重返私人世界，新诗方有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