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匡汉：好诗要有更高的标杆

　　观点1

　　中国当代诗歌可以说已全面超过了现代文学30年间新诗的成就。如果说现代时期出现过几棵大树，那么，当代诗歌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数量和质量都相当可观

　　观点2

　　表面上热热闹闹众声喧哗，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无声的诗歌”。也就是说，诗人还没有用良知去有力地回答这个时代有什么重大问题

　　观点3

　　现代新诗依然要有忧患意识。现代诗应当汲取排忧解患的哲学灵感，以诗性智慧去开辟新的生存前景

　　观点4

　　现代新诗应有一定温度。这一温度是集古典传统和现代之创造的能量于一己的释放，是涵今茹古义、但期拓于境的积极回响

　　观点5

　　诗歌经典要有历史文化的维度、生命体验的维度、心灵拷问的维度和艺术上达的维度。四者兼具，堪称上品

　　观点6

　　目前紧要的是继续认真清理20世纪的诗歌遗产，以文化反思，以掘发辩证，披沙拣金，去伪存真，构成我们与世界对话的重要面向

1、当代诗歌累积了代际的、区域的、多民族诗歌文化共同体的宝贵经验

　　当代诗歌比较普遍的问题之一，或者说最大的欠缺之一，是诗人对重大的人生、民生、命运问题的兴趣和发言能力不足，对我们主要的生存真实、心灵悲欢，乃至人类前途的深刻思考力和表现力不足

　　新诗百年，通常分作前期与后期两大时段，即所谓的“现代”和“当代”。“中国当代诗歌可以说已全面超过了现代文学30年间新诗的成就。如果说现代时期出现过几棵大树，那么，当代诗歌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数量和质量都相当可观，而且一批作品经时间淘洗已成了经典;当代诗歌累积了代际的、区域的、多民族诗歌文化共同体的宝贵经验。

　　著名学者杨匡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毫不犹豫地肯定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并不回避前进中存在和出现的问题。“我们业已获取的成就都是逝去的环节。诗歌要继续进步，仍需自省、反思。应当承认，目前在老、中、青诗人换代之时，信息爆炸之际，量胜于质，我们不能不面对种种乱象甚至是危机，不能不看到传统难继、功利至上的困境。在我看来，当代诗歌比较普遍的问题之一，或者说最大的欠缺之一，是诗人对重大的人生、民生、命运问题的兴趣和发言能力不足，对我们主要的生存真实、心灵悲欢乃至人类前途的深刻思考力和表现力不足”。

　　分析其中的原因，杨匡汉认为，现在一些诗歌“及物”时犯了一种通病：小情小爱，小打小闹，小私小我，小花小草，口语狂欢，絮絮叨叨，不着边际，过度的小事化、泡沫化、琐碎化。表面上热热闹闹众声喧哗，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无声的诗歌”。也就是说，诗人还没有用良知去有力地回答这个时代有什么重大问题，这个世界如何面对战争与和平，如何处理信仰与生命等的纠结，诗歌又如何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坠落一半是升腾中挣扎。诗人普遍不那么重视和现实、存在进行论辩，不注重对重大的精神问题的认真思考，不重视如何去审美地处理和诗学地呈现。杨匡汉说，作为现代诗人，须有心灵的自由和独立，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体验，提供与现代人生存有关的严格又新鲜的感觉，寻找新的情感逻辑和语言模式，有经过个性化处理的独特的心态和姿态。而这一切，都需要和现代生活、现代人的命运息息相通。

2、好的现代诗往往是由语言来完成的“三套车”

　　大视野出大手笔，大境界出大作品。好的现代诗往往是由语言来完成的“三套车”，即民族性(本土生命元素、民族特殊体悟)、精神性(价值取向、求真求善)和审美性(心智模态、美感能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匡汉提出，诗人该有什么样的历史担当?会有新的有深度的诗歌思想和艺术观念出现吗?对此，他认为有待观察。但他又肯定地回答：大视野出大手笔，大境界出大作品。好的现代诗往往是由语言来完成的“三套车”，即民族性(本土生命元素、民族特殊体悟)、精神性(价值取向、求真求善)和审美性(心智模态、美感能量)。

　　在杨匡汉心目中，现代新诗的语言，要求澄明——语言精醇、透亮、朴拙、清远;要求象征——意象思维之丰沛，启迪发端之澶漫;要求简约——简洁乃才能的姐妹，在节制中显出身手;还要求律吕——从快速多变的心理节奏中寻声协律，从容跃如。他进而指出，现代新诗要回归自然，让天籁掠过耳畔，沁入心肺，需要提倡一种“最自然的诗歌写作”。它不是随意泼洒，而是类自然之情，通神明之德，顺势而为。反之，强求逆取之事、离谱之诗，必然有种种后遗症。

　　现代新诗依然要有忧患意识。杨匡汉强调，中国哲学和诗学有一个重要的穿透点，就是以穿越时空的特定角度，透视并感悟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忧患所在。现代诗应对着怪诞迷茫的车水马龙、冰冷脸面，边缘底层的悲情诉求，等等，应当汲取排忧解患的哲学灵感，以诗性智慧去开辟新的生存前景。“命悬一线”，如果忧患这条线断了，现代诗易成一地碎片。

　　杨匡汉认为，现代新诗应有一定温度。这一温度是集古典传统和现代之创造的能量于一己的释放，是涵今茹古义、但期拓于境的积极回响。这回响可能是让纯美与庄重跃入视野，以乐易恬性和、以探原辟理霖的反复轮回;可能是以人极安苦营，以笃实辉德新，不断重复的悲喜剧;可能是在不同文化碰撞中产生张力，并发越于面向未来的人生绝唱;可能是以温软的手指，触摸坚硬化石又疗救心理创伤的灵魂的矿工;可能是“古代”与“当代”、“民国”与“共和”之间文风经脉的接应二传;更可能是高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火炬手。

　　对于诗歌来说，那些经得起时光检验、审美淘洗，从而在历史的绵延中恒久地具备人文传承之功效的作品，才有典范性价值。在杨匡汉看来，诗歌经典要有历史文化的维度、生命体验的维度、心灵拷问的维度和艺术上达的维度。四者兼具，堪称上品。当代新诗因时间短，此类经典寥若晨星。同时现代诗似乎也不必过多考虑新体与旧体。杨匡汉认为，双水分流，两峰对看，朝着现代的同一方向，在高处汇聚，有何不可、不好?我们曾经以启蒙与救亡之变奏为背景，讨论现代新诗的合法性，并予以历史化。但同时我们对另一个活性因子——抒情传统及其在新变中的渗透不应忽略。好的现代诗并非仅仅与西方发生关系，而是静水深流，古今相融。戴望舒、卞之琳、穆旦、冯至那一代人的诗，正是生长于暮鼓晨钟的氛围里，既充满现代口语的活力，又含有古典辞语的光泽。赋比句的活用，对旧体诗词、戏剧唱词的化用，对西诗以中国意味的别用，等等，其新风格、新意境，大都既具现代感又有民族化的倾向。晚近的一些“新新人类”作品，看上去反倒像生硬的翻译本，也比较凌乱芜杂，需要有个汲洋润中、汲古润今的沉淀过程。

　　
3、好诗要有更高的标杆，为此应推动大诗意写作

　　大诗意的作品特征，一是有立足本土又把世界拥抱于心中的襟怀;二是有为地球疗伤也为自身人性局限的救治;三是有对于现代感的审美化处理，突出强化个性，简化形式……

　　杨匡汉提示我们，要关注与重视中西诗歌观点的交集和差异、新旧诗歌理念的越界潜能、歧异与故常的流动性和相对性、守成与新变在同一位诗人身上多重暧昧的呈现，从新旧互渗互动中，去把握现代诗暗涌的脉搏。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引发我们思考：在古典传统文化落幕的诗界革命时代，有没有古典诗词的现代生产?有没有以旧体诗词为骨干的抒情传统对新诗历史化的顽强抗拒?有没有古典所展示的抒情主体性在现代情境下书写的脉络和意义?有没有在旧体诗词背后也潜藏另一层文化编码，昭示着审美意涵上存在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想象?当然，答案是肯定的。

　　20世纪为我们的诗歌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进入21世纪，如何思考与写作?杨匡汉认为，我们要想和要做的事情很多。目前紧要的是继续认真清理20世纪的诗歌遗产，以文化反思，以掘发辩证，披沙拣金，去伪存真，构成我们与世界对话的重要面向。仔细探究在现代性生成发展的各个环节中，新知与旧学如何交织角力，乃至如何发展美美共生的关系。不必鼓吹揣着“经典”去写每一首诗、每一个字。杨匡汉说，在21世纪写诗，我们所贡献的是历史命题和文化命题的交集，是思索、反省、体验和美感，是精神性元素带来的提升。他建议，好诗要有更高的标杆，为此他鼓励和推动大诗意写作。

　　对于“大诗意写作”，杨匡汉解释说，中国诗书画的写意精神和以欧洲艺术为代表的、物理空间中的写实精神，是两个文化体系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中国诗歌经验和表达方式，一直是玄学的哲学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与审美。庞德的意象理论汲取的正是中国智慧。而足以代表我们文化精神的大诗人，必定是大诗意的写家、高手。诗歌运用的是意象思维。当下一些诗的问题，是无意可写或有写无意。

　　杨匡汉所说的大诗意的作品特征，一是有立足本土又把世界拥抱于心中的襟怀;二是有为地球疗伤也为自身人性局限的救治;三是有对于现代感的审美化处理，突出强化个性，简化形式;四是有在艺术上和先贤、大师对话的能力，并能成就新的心灵搭桥;五是有足以震撼人们心灵的语言、声音;六是体式不分长短大小，既可缩龙成寸，亦可大开大合，但须有风骨、出气象。

　　杨匡汉进一步指出，大诗意写作应建构自身独立的知识谱系。它至少包括这些元素：以互为主体观照的文化(包括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我和他、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等的相互观照);以写意为核心的话语方式，使“有意味的语言”通过隐喻与转喻而具有独特的、既个别又群体的生命意义;以玄儒与自由兼具为依托的诗性结构形态;以“形、神、道、无”为归心的精神境界;以灵性动感为轴心的声调、节律。杨匡汉特别强调，大诗意≠泛诗意≠大而空洞≠流行的“三分钟美学”。思想是大诗意的灵魂。他对好诗、对大诗心向往之，期盼出现更多“中学为本、大美见真、文凝时空、意逸若神”的新作，以中国自己的声音回答当今的世界。

　　注：原文载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