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满族诗人安然诗歌的离散审美、叙事特征及书写价值

摘要：八零后满族青年女性诗人安然是北方人，南下求学之后一直生活于南方。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从北到南的地理空间位移，生成了她个人关于民族文化和异乡生存的离散性审美。因为少数民族的族性身份、身居现代城市当中的离散体验和本身的女性身份与哲学专业学习背景，安然在青年阶段的诗歌创作，表现出较强地超出年龄阶段的成熟意味与文化性叙事特征。安然作为近年来中国诗坛青年诗人群体非常活跃的代表之一，探讨她的诗歌创作背景、影响因素和其所呈现的持续性诗歌创作特征，既可以总结出构成当代青年诗歌创作的一些决定力量，也可以此窥见当代青年诗歌发展的一些可能。
　　关键词：安然；离散书写；满族诗歌；少数民族诗歌
　　
　　在近年的中国当代诗坛中，八零后满族女性诗人安然越来越受到关注和得到肯定。原来在西南大学读本科（毕业后到华南师范大学读硕士）就开始诗歌创作和有诗歌发表的安然，近年来更是不断的在《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扬子江诗刊》《草堂》等多家重要刊物上亮相，并且获得《草原》文学奖(2016-2017年)诗歌奖、名人堂·2018年度十大诗人奖、第四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新锐奖等奖项，出版有诗集《北京时间的背针》（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系中国作协2018年度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华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安然考入花城出版社，担任图书的责任编辑，后调入《花城》编辑部。我们看到，作为具有满族族性身份的北方人（内蒙古赤峰人），南下读大学之后，她一直生活在南方（现定居于广州）。安然从北到南的地理空间位移，外加独自身居现代城市的生活经历，使她形成了具有异乡漂泊特征的离散审美体验。这种建立在与民族传统文化相分离、相断裂，和与全球化、城市化的现代文化相冲突、相妥协的离散，既直接构成了安然审视民族身份、现代城市异乡人身份的直接诱因，又生成了安然具有民族性、地方性和文化性的诗歌写作空间。陈朴说的“安然从小在草原长大，如今生活在繁华的南方城市，周围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对安然的内心无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冲撞”^[1]，即看到了安然诗歌具有离散性的诗写空间和其相应的文化审美特征的合宜概观。
　　
一、离散的诗写空间及其审美意味
　　
　　离散（Diaspora,也译飞散、飞地、流散等）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概念，它的希腊文词源意义是植物的花粉和种子散播开来或飞散出去。在古希腊时期，由于《旧约》中的离散一词主要意指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被奴役及流散世界各地的状况，古希腊人主要用离散“指当时的人口流动和殖民状况”^[2]。在现代，由于“当今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及其生活是由殖民经历所塑造的”^[3]，现代意义上的离散概念虽然与古代意义上的离散在地理空间上的人口流动和殖民状况还有本质性的联系，但现代的离散概念也已被重构和强化出多维度认知，观照政治、民族、社会和文化等问题的意义与功能。即现代意义上的离散已从其原有的地理空间的离散，演进出政治、民族、社会和文化等层面上的离散意义。这一意义上，基于离散的古代与现代意涵同二者的关联，作为一种认知和审美方式的离散概念，它的现代意义大致可归纳出三个：首先，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域的人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和故乡到异地或现代城市生活，成为一个具有故土文化的异乡人、城市人；其次，身处异地和现代城市当中，异地和现代城市的文化与离散者身上原有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发生错位、冲突，进而生成负面、否定的离散情感和离散文化；最后，经过冲突、适应、融合之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及离散文化发生新的文化再生。^[4]这种新的文化再生，既构成一个离散者的现实的生存状态，也生成其审美性的意义认知。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一个时代的写作者，或者同时代层面的一代人，都有特殊的诗歌‘发生学’机制。”^[5]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青年一代普遍化的城市漂泊、异乡离散经历，显然是构成青年一代诗人诗歌审美与诗歌写作的生成动因。安然作为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的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青年诗人，高中毕业之后，她南下求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先在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工作，现在调到《花城》编辑部。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安然在本科、硕士研究生及工作阶段的诗歌创作，一方面大致与其南下求学的离散经历重合，即基本是处于与出生地和故乡的离散状态之中；另一方面是作为具有满族身份的少数民族诗人，安然这种离开自身的民族地域，只身居住在大城市的异乡人经历，也让其诗歌的审美与表达在很大程度上进入关于民族、地域、故乡和城市的离散想象与书写维度之中。根据离散的现代审美表达具有的三个意义，安然的诗歌创作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离散表达与诗写空间。
　　（一）从北到南过程的异乡人身份感知。安然是北方人，她南下求学、毕业后在广州工作和定居的经历，实际上是一个从北到南的离散性地理空间位移过程。这一现实性的地理空间位移过程，不仅影响了安然在现实当中为人处世的认知，还生成了她异乡人的情感与身份感知，并在她的诗歌写作中直接地体现出来。如在《在秋天，我是歉收的小女子》中，安然用“户口迁移”这一件事确认了她要离开家乡苏木，离开北方的事实：“我不愿接受一些事实，比如：/七月二十，我的户口离开苏木/我与亲人隔了诸多城市/要习惯粤语、回南天、七个月的炎热[^[6]。南下之后，在大学求学的安然，由于与北方家乡、亲人的离散已是生活的既定事实，她在这一南方的漂泊事实之下是时常想起北方的：“我在祖国的九月，在羊城/在大学城，用一支铅笔/素描北方”（《秋风颂》）^[7]。在南下求学、工作及定居之后，长达十年余的南方生活经历，也让安然成为这个时代中“把异乡当故乡的南方人”。换言之，安然这些年从北方奔向南方的现实经历，显然是在她这个北方人身上建构起一个从北到南的异乡人情感与身份：“这些年，我意志坚定奔向南方/故乡的风凶猛彪悍，携沙带尘/在大牧场耀武扬威/牧民都怕它，我也怕/……起风了，在我心中越刮越猛”（《起风了》）^[8]。
　　（二）民族与地域文化的离散意指。在全球化的时代，虽说人已作为一种资源，时常自发地发生空间性的流动。但现实的离散，在能够独立思考，有审美主体性的人身上，必将产生情感与审美上的离散影响与回响。由于人是“一种文化动物”^[9]，现代离散的经历与体验，自然会在人身上产生文化的离散反应。这种文化离散的反应在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人身上在很多情况下是特别明显而强烈的。因为全球化的时代中，不仅地理空间的离散极容易让在外漂泊、打拼的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人，产生强烈地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原始文化的追忆与怀念之感，同时全球化作为一种激进、强势的现代文化，本身也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直接性的冲击、破坏和重构。对漂泊在外的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人而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式微、退化及消失危机，自然也构成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融合民族（地域）文化与全球化文化的离散。这一意义上，当今时代中的民族和地域文化的离散，俨然是构成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写作者的审美与认知的“发生”之处。在《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一书中，马绍玺认为当代时代的文化离散“是全球化语境中少数民族诗人文化体验的最确切的存在状态。”^[10]安然作为具有满族身份的少数民族诗人，她从北到南的离散经历与体验，自然会在她身上产生属于少数民族群体的明显关于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离散。
　　如在《梓里新词（节选），1》中，安然写到了她对自己所属民族和祭祀文化的想象，她这种模糊、久远、不确定的民族文化想象既是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文化式微和危机的说明，也体现了她作为一个现代的青年人，她与本民族文化的陌生和疏远，但依然是一种剪不断的命运关联状态。这种命运关联是构成她诗歌写作的重要意义表达与审美维度：“传说我们是达尔扈特的后裔，信仰/萨满教。祭天，祭火，祭尚司，祭祖先/我们走过的额尔古纳河，住着族人/有我们的原始崇拜/有天父地母/有草木、河流，勒勒车和苏勒德军旗”^[11]。在越来越长或是已经习以为常的文化离散状态中，民族和地域的自然、山川也越来越密集地在具有满族身份的安然身上产生诗歌和文化的反应，如在《秋日即景》中，安然惦念故乡的额尔古纳河：“再后来，我越走越远/在午后，在静静的夜晚/在一个人迷路的时候/我会越来越惦念额尔古纳河”[^12]。在《喊故乡》，安然在自己的身体中想象着故乡的麦穗、马、羊群、草籽……，确信只有承载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故乡才是她一生深爱的地方：“好像我对着余晖喊，故乡/才如麦穗一样拔节，好像只有这样/在身体里牵出一匹马，放养/一群羊，再把草籽种在血液里，故乡才能生长，好像只有这样/我把一次次的失望和苦难说给它听/……是这样的节奏和情感，渲染/这样的氛围，故乡才能隔着山重水复/成长我一生深爱的地方”^[13]。
　　（三）离散状态中的生存确认与新的文化再生。离散是从此到彼的位移和变化。如果“此”对说离散者塑造与影响，是深刻、本质及融入血液之中的，“彼”对离散者的影响则是即时、当下及现实性的。这一意义上，在离散者身上，故乡的“此”与现居地“彼”，构成的是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对立，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旧与新，以适应离散的现代栖居也已成为当今时代每个个体需要具备的能力。身处全球化的时代，当离散已不可避免之时，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人，所要做的事，即是在离散的状态和离散的身份中，做到个体存在的确认，并在离散的文化状态中尽可能地实现新的文化适应和文化再生。安然作为深处离散状态中的少数民族诗人，她能够在广州这一现代城市中工作、生活，即是在离散的状态中做到个体存在的确认。如在《这一年》中，安然写到了她对现代城市日复一日重复化生活认知与适应：“一年来，我重复在地铁上/遇见自己，我没有慌张和惊讶/没有将自己变成坐井观天的人/我只站着，任凭列车唰唰地疾行”^[14]。如在《亲爱的生活》中，安然既确认了她在广州把异乡当故乡的客观现实，也道出了她作为具有满族身份的人在现代城市中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适应：“作为一个把异乡当故乡的人/当我谈起牧草、天空、童年和一片草原/它们在另一个春天再次走进我的生活”^[15]。在离散状态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适应过程中，安然也尽可能地尝试产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平衡之法：“我已经缩短南北的距离/比如在习俗上，有时/我会控制一件坏事的发展/我害怕伤害无辜的孩子/我认真地诵读经文，向吃斋的人/学习静心、有忏悔之心”（《褶皱》）^[16]。
　　显然，在不可避免的离散状态中，具有满族身份的安然也在从北到南的地理空间离散经历中，感知了全球化强加在她身上的离散身份（异乡人）。这种从北到南的地理离散经历和离散身份，在安然身上显然不只是负面、否定的，相反是构成了她重新深刻感知自身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故乡、家园及现居地的窗口，构成她诗歌创作的审美支撑。一行说安然的诗歌表现出明显地“用遥想或冥想，来营造出一种‘回望’‘前瞻’‘凝视’和‘幻视’的语言氛围”^[17]来落笔的写作特征，即是她离散性的文化审美与诗写空间的显现。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一种显著的离散状态、离散文化的感知、想象及书写过程中，安然完成了她对民族、故乡、亲人和异乡生活的确认与文化适应。
　　 　　
　　按时间算，生于1989年的安然，已是过了人生的而立之年。如果按照古人所说的十八岁成年，三十岁有所成就的说法，及加上互联网时代在个人身上表现出的爆炸性的信息传播与接受，安然早已是进入个人身体、思想及为人处世的成熟阶段。这种个人年龄的增长、思想的成熟，自然使安然的审美与随感表达趋向具有年龄特征的稳定与成熟。这种具有年龄特征的稳定与成熟，既具有爱华德•W•萨义德“晚期风格”的“某种被公认的年龄概念和智慧”^[18]，也有她作为少数民族诗人自身特有的文化书写与审美特征。如在《致而立之年》一诗中，安然写道了在人生的而立之年之时，她对年龄的感知、对离散故乡的念想、对生命和和所经历人世的理解：“在而立之年到来时，我想站在/无边的蓝之上，致我的故土/泥沼里的生命，生命里的白昼和黑夜/致我经历的人世/致我从容的微笑”^[19]。就这一意义而言，安然大学阶段（本科、研究生）以来的诗歌创作，虽还属于青春期的创作，但由于当今时代爆炸性的信息传播与接受，由于所属民族传统文化和长时间地处于离散状态之中，由于所学的哲学专业和她作为一个女性诗人特有的身体因素影响，她的青春期创作自然而然的表现出超出青春阶段的后青春文化叙事特征。
　　后青春文化叙事不是与青春阶段的创作没有关联，而是在青春阶段关于爱情、小情绪、小体验的基础上，在全球化的“社会转型、文化交流、个人成长等多重背景下展开的”^[20]倾向于思考文化、思考生存，并表现出哲理化的审美指向。这种后青春文化叙事，其实就是安然在个人创作谈《诗歌是对人类语言和情感的再认识》所说的“取决于一个诗人对过往生活经验的总结和看待一个问题的深度”^[21]的“高级表达”。即从青春阶段的浅白、口语化叙事，上升到有人生思考、有文化质地及哲理性的深度叙事。安然作为一个具有满族身份的青年女性诗人，她趋向后青春的文化叙事大致表现为三个维度。
　　首先，突显民族和地方特性的文化书写。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诗人，他们关于民族和少数民族地方的诗歌创作自然是带有本身所属民族的族性特征。从族性与地域性来看，少数民族诗人关于民族和地方的诗歌创作，本质上是一种关于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书写。^[22]在现代汉语诗歌当中，少数民族诗人的这种文化书写以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和表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性为主要特色。安然作为满族诗人，她虽然南下后就一直处于与民族文化的离散状态中，但在她南下之前，民族文化对其长达十几年的熏陶、塑造也是深入血液、意识及精神当中的。这种或显性、或隐性的民族文化影响，不仅在她的诗歌创作中以少数民族诗歌特征的“民族志”书写与“民族志”诗学的形式时常显[^[23]，还构成了她作为一个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属于有差异性、深度性和文化性的后青春叙事的重要支撑。这就是安然所说的“我出生在赤峰，体内流着满族人的血液。现在我把这样的满族元素注入我的诗歌，使它们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24]如安然在想象与书写自己的故乡之时，她的故乡就带着她作为满族儿女的民族和地方文化特征。这种关于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书写，赋予了她青春期的诗歌创作以“后青春”的特征与深度。“西拉木沦河畔涓涓细流从南向北/问候祖先、族人、山川和草甸/岁月炙烤着大牧场，我的故乡/在牧人的马背上种植广袤和靛蓝/驮着一个个节日走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系列的事物就静悄悄地/生于春暖花开，眠于寒冬腊月”（《蓝色故乡》）^[25]。
　　其次，女性的身体叙事。二十世纪中，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最大的发现之一，就是女性诗人对自身身体的发现。这种女性身体的发现、审视及开掘，形成了女性诗人群体特有的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理查德·舒斯特曼说：“身体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而根本的维度。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或者说，它形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融合的模式。”^[26]应该看到，几千年来，处于被观看、被否定、被隐匿及第二性的社会和文化藩篱之中的女性或说者女性的身体，被当代女性以自身的身体敞开、身体叙事及成为一种身体美学和身体哲学观的身体所打破。在现代汉语诗歌当中，女性的身体叙事不仅以其冲击性、大胆、张力性及不可替代性体现其价值，而且对女性诗人而言，身体叙事的合宜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们诗歌写作成熟的表现和实现诗歌突围的重要方式。现代汉语诗歌中，女性诗人的身体叙事一方面表现为审视、描述她们外在身体，另一方面则是体现为女性内在世界的反映。安然的身体叙事，描述外在的身体很少，但反映女性内在世界的特有情感则是她处于青春期的诗歌创作，表现出后青春深度叙事特征的重要维度。如在《今夜》中，安然写道：“今夜不要问前世和今生，唯一/能做的，是在檐下说情话/缠绵、悱恻、长情、深爱/此生不换、你侬我侬……”^[27]；在《我喜欢……》中安然写道：“我喜欢你，身体膨胀/我喜欢……你抱住我，亲我，捏我/喊我，一声又一声，像两只/交尾的蝴蝶，在云山雾罩的早晨”^[28]；在《爱我，爱我》中，安然写道：“爱我，放下我，两个文明人/在草地上深吻、厮杀/”^[29]。这三首诗中，安然以充满女性内心世界欲望、力比多、激情、渴望的身体叙事，展现了女性身体的诗歌语言具有的审美冲击与张力。
　　最后，将青春表达进行哲理化处理。安然是哲学硕士，这种专业的哲学阅读、思考、训练及学术写作，也让她形成相应的哲理化思维与哲理化处理、提升诗歌诗性能力。在一首诗当中，哲理化的显现形式往往是一句或几句构成的哲理句，但就是这一句或几句诗不仅提升了这首的高度与意涵，还生成了这首诗的现代性张力。一般而言，一首诗的：“哲理句一方面来是诗意，另一方面来自生活的智慧，它通过语言彰显生活的反讽和疼痛感……通过语言的神奇组合达成诗与哲学的双重在场。”^[30]对安然来说，写出超出青春期并且是有哲理深度诗歌，首先表现为词语的艰深化、哲理化建构。她表示：“当我写下一个词，甚至更多的词/我就要一一接受它们的争吵/接受它们的疾病/我愿意在河边，搂住它们/看它们在一首诗里/死去活来地纠缠/一次次从暗地里复活，对我说/各种神秘的、复杂的、生僻的词/在日益衰老中，它们/让我恐慌和惊喜”（《词语》）[^31]。其次是哲理句的创造。这种哲理句的创造是建构在她对民族文化、个体生命的超验、灵性理解之上的。如《在坝上》“在坝上，我离众生，近了/一切都近了，唯有我的肉体/和灵魂，日夜马不停蹄/在南方野蛮地生长”^[32]；《在额尔古纳河岸》“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众鸟高飞/就要想到眸子里溢出来的静/这些洁白、不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被你我忽视的，静——”；《数星星》“夜里，我们就坐在石阶上/数数星星，看看流水/这些慢下来的事物，是静的”[^33]，等等。在此我们看到，这些原是关于故乡、爱情的青春表达，由于她哲理化的处理，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化深度与哲理意味。刘波说安然的诗歌写作气质“一方面来自其古典文学的修养，另一方面则是她在哲思层面对词语的敏锐变形”^[34]，则是看到了安然的具有哲理化诗歌写作向度。
　　很显然，作为一个现代的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女性诗人，安然突显民族身份、女性身份及所学的哲学专业背景特征的诗歌创作与审美，让她在青春阶段的诗歌书写由于民族文化书写、由于女性身体叙事及哲理化的处理、提升青春表达的方式，显现超出青春阶段的后青春文化叙事意义和一种深度性写作的价值。
　　 　　
　　安然是八零后的青年诗人，但近几年不断在重要的期刊上发表作品，并获得《草原》文学奖、名人堂年度十大诗人诗等重要奖项，逐渐建构了她在当代中国诗坛中的诗歌影响。安然这种从大学校园开始诗歌创作，毕业后还持续、坚持诗歌创作，并且慢慢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和活跃在当代诗歌现场的实际，在很大程度上让她及其诗歌写作成为阐释和观察当下中国诗坛青年诗人如何进行诗歌创作，怎样持续有效地创作诗歌的一个有力意指。这就是说，“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诗坛，安然没有受种种干扰，一直坚守着诗歌的崇高与美好……坚持实践着自己纯粹、神圣的诗歌之路，这对于一位青年诗人而言已经十分不易”^[35]，同时安然还以慢慢地积极、正面的诗歌行动与影响表征着当代青年诗人如何写作的问题。在此，我们应该明白这样的事实：在当代诗坛数量不少的青年诗人群体中，安然能够脱颖而出，虽然有她作为一个女性诗人和从事的编辑工作的优势，但也不能否定她个人对诗歌的热爱和坚持，及她作为一个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诗人的族性影响和文化影响。这一意义上，结合安然个人具有的民族身份、女性身份和编辑身份等因素，我们既可以参照性地总结出当代青年诗歌创作的一些决定力量，也可以此指出当代青年诗歌发展的一些可能。
　　中国当代青年诗人，他们大多数不仅有高校校园的学习经历，而且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大多开始于校园。对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而言，他们在校园阶段诗歌创作与审美的资源无疑是围绕乡土、爱情和青春等，但在现代汉语诗歌和现代人的审美已经非常丰富而多元的当下，他们这种传统、浅白的乡土叙事、爱情表达和青春书写，已是很难出新和产生审美的影响。安然同样作为在大学校园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青年诗人，她的诗歌创作虽然有青年诗人的乡土、爱情和青春等内容，但由于她还具有少数民族和女性的身份，她的乡土、爱情和青春等内容的诗歌创作通过民族文化和女性意识的渗透与交合，产生出超出青春期表达的族裔性、文化性、性别性和地方性等意义。换言之，对青年诗人而言，当他们找寻自身的诗歌创作资源并进行有深度的诗歌创作时，除了女性诗人特有的性别和身体资源外，民族和地域的文化是不错的开掘维度与表现场域。
　　对青年诗人而言，校园阶段的诗歌写作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本科四年或是再加上研究生三年，这些青年人一方面能够通过总结乡土经验、道说成长经历和呈现青春时光的书写方式，慢慢使自身的诗歌创作达到发表的水平，进而通过一定的诗歌发表量成为一个青年诗人；另一方面也有极大的可能在离开校园之后停止写作，再次从青年诗人成为一个普通的青年人或中年人。当今中国诗坛中大量的青年诗人既容易浮现，也容易在大众的视线中瞬间消失，这就抛出了青年诗歌写作的持续性、有效性和意义性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回观当代中国诗坛诗歌写作非常成熟的诗人，他们如今能够成为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和代表，除了说不清的诗歌才能、时代机遇、人脉资源等原因，他们在离开校园和成为一个社会人之后持续性的诗歌创作与诗艺探索似乎更为重要。切斯瓦夫·米沃什指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大多数诗人而言，诗歌是他们的学校笔记本的一种继续，或者——这既是实际情况，也是打比方——是写在笔记本边缘上的。”^[36]即是切身地看到与说出了一个现代诗人成熟阶段的诗歌创作与其校园诗歌创作之间的承续关联。
　　安然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她校园阶段的诗歌创作与步入社会之后的诗歌创作，既有时间上的承续性，也有审美维度的持续性。时间上的承续性很容易理解，即是在校园阶段开始诗歌创作的安然，毕业后继续创作。安然本人也表示：“但于我……需要自己持之以恒的阅读、思考和练习，所以是持续的诗歌阅读和练习推进了我的诗歌创作。一首好诗的诞生难度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必然是量的积累，偶然是情感在瞬间的突围。”^[37]审美维度的持续性即是指具有满族族性身份的安然，由于离散性民族文化、女性身份及哲学专业背景的影响，她本人的诗歌创作一直都保持着一种超出青春期的相对成熟的文化意识与书写特征。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安然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一种相对成熟的青年诗歌写作形式。以安然作为个案观照中国诗坛青年诗人的整体创作，除其族性身份和女性身份不是所有青年诗人都能够进行相应的探索之外，她具有地方性、文化性、哲理性的诗歌创作形式，应成为当代青年诗人在校园阶段及之后人生当中进行诗歌创作努力之可能。
　　论及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无法回避的其写作的不确定性和问题性，但也正是这些不确定性和问题性终将在有朝一日孕育着诗歌的发展可能。如诗人里尔克对青年诗人寄言所说的：“你是这样年轻，一切都在开始……对于你心里一切的疑难要多多忍耐，要去爱这些‘问题的本身’……渐渐地会有那遥远的一天，你生活到了能解答这些问题的境地。”^[38]因为随着人从青年走入中年，年龄的变化带来的是思想的成熟与思维的拓展。而由人所创造的诗歌艺术，它原来的青春叙事、浅白、口语化，会由人的年龄和年龄智慧所改变与深化，并走向具有年龄智慧特征的成熟。在青春阶段，安然的诗歌创作虽然由于离散民族文化的诗写、由于女性身体的叙事及哲理化的诗性空间影响，具有相对成熟的特征。但在爱情、故乡题材的诗歌作品当中，她的诗歌创作依然不时表现出青春书写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其诗歌创作的问题，也是未来的改变空间。
　　质言之，在青春阶段，安然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诗人，她具有满族族性身份、女性身份和哲学思辨性的诗歌创作，既呈现了当代青年女性诗人诗歌创作的审美维度与价值，也表征了中国当代青年诗歌的创作特征、发展问题和具有的可能。霍俊明在《一份提纲：关于90后诗歌或同代人写作》一文中所说的：“尽管每一个诗人都有不可规约的写作个性和各自不同的写作方向，但是作为一代人或同时代人，一些共性的‘关键词’最终还是会凸显和袒露出来。”^[39]按霍俊明的判断所言，安然具有个体特征的诗歌创作，显然是既有其所属少数民族诗人、女性诗人群体的从属特征，也能够呈现当代青年诗人这一代人或同代人的诗歌创作与发展的关键性审美与探索路径。
　　 　　
　　作为具有满族身份的诗人，身处现代城市当中的安然，她面向民族、故乡、地方文化及现代城市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明显的离散审美和离散书写特征。在这种既是全球化，也是文化离散的状态中，已经定居现代城市中的安然，在以诗歌的形式感知自身与民族、与故乡的文化离散状，以及她把异乡当故乡的尽可能地做到在城市当中的文化适应与离散栖居。从年龄上看，1989年出生的安然还是青年诗人，但安然诗歌创作超出青春阶段浅白、直接、口语化叙事的决定因素，除了影响巨大的离散的现实与体验外，还有她女性的身份和哲学专业学习的背景。正是这些体现为民族性、文化性、身体性和哲理性的诗歌审美与意义表达，让安然的诗歌创作表现出后青春文化叙事的成熟和稳定特征。安然诗歌创作的民族性、文化性、身体性及哲理性有其个体的独特性，但作为现代汉语诗歌的一定时期或时间阶段的审美维度与方式，是能够给当代青年诗人提供相应的创作借鉴与启示的。这一意义上，安然的诗歌创作是能够考察当代青年诗歌创作与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的。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心”建设专项，原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董迎春，文学博士，博士后，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当作作家评论》《浙江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学习与探索》等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专著《反讽时代的孤寂诗写——当代诗歌话语研究》《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20世纪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独自走上我的赤道”——海子“大诗”谫论》《当代诗歌超验论》等七部。
　　
　　覃才，文学博士，诗人，批评家。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研究》《南方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的广西少数民族文艺审美研究》《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的新世纪广西诗歌》等三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