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荼毒现象：恶批莫言网暴贾浅浅

　　【关键词】：当代文学，莫言小说，贾浅浅诗，社会性泛文化，理论批评
　　
　　章节目次：
　　一、恶批莫言，裹挟社会受众的泛文化意见
　　1、文学评价与蹭热赞扬、变脸恶评及其民意实质
　　2、“三非观”核心与莫言的开创性文学创造
　　3、莫言小说是批判性的人性杂糅的复合体构建
　　二、网暴贾浅浅，侮慢文学尊严及诗者人格
　　1、泛文化批评对贾浅浅诗歌的道德错判
　　2、贾浅浅的诗属于都市情状的现代性写作
　　三、剖析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的文学观
　　1、当代文学的若干主义及纳入批评的样态
　　2、文学批评反思和民族的世界文学写作
　　
　　壬寅虎年似乎未能顺应虎虎生威的期待，压服苍茫动荡的世界而带来安宁祥和，新冠病毒几经变异伤害力弱化、传播性趋强人们似乎少了紧张心理；对此普世疫情各国早已敞开躺平应对，唯本土世界以特有的东方生命意识、文化心态和严防死守、精准防控、动态清零的战略横刀立马勇战抗疫潮头，各地视之为保家卫国般的头等大事。及至末月的大雪节气以后，本土的防疫心理和措施又作反向调整，不再做全民核酸检测逐步打开生活空间，然则习惯于排队核检的民众却在到处寻找免费核检点,购储药物食物以待转阳时所用，甚而有不少民众呼吁保持疫情封控，维护健康安全。疫情之下的政治、气候问题等等暂且不谈，连绵不断的俄乌战事导致紧张的地缘局势、核恐怖和能源危机也撇开不论，事关生存的全球经济总体下行却是人见人受的事实，兜里发瘪而腹中叽咕，朝野心神为天下之忧而忧。
　　即便如此，本土世界依然显示出太平盛世的经济韧性和精神耐性，爱热闹和跟风的网民们在抗疫之余还是狠狠地娱乐消遣了两把，端的是全民关爱起不能吃不能喝的文学来了，先是司马南起头恶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接着是全网暴虐文坛女生贾浅浅。
　　但凡爆火炙热之事，总有点火人和煽风人，恶批莫言的点火人是身份无定性的泛文化社会批评者司马南，网暴贾浅浅的点火人是泛文化的文学批评家唐小林，而煽风者主要是不怕火势大的各种网络媒体包括自媒体、社交账号，娱乐消遣者则是围观火势而不明就里、只顾浇油添柴火的吃瓜群众。由于恶批莫言和网暴贾浅浅采用的方式,都是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或一般的泛文化批评而非文学理论批评，在个人好恶和主观情绪的支配下，常常失之于起哄胡闹、臆测妄评。我在这里以遵从文学理论批评的客观性和关联性为基本前提，针对性地采取社会性的泛文化方式对口行文，以不至于错开频道而隔空论道，尽量通俗地对此文坛荼毒现象进行审察、质疑和纠偏。
　　
　　一、恶批莫言，裹挟社会受众的泛文化意见
　　
　　我们的社会从极其漫长的农耕性质全面走进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技术时代才不过二三十年时间，农业人群和具有传统农业观念的民众占大多数，在文化生活和娱乐消费方面，乡土寻根类的民族性作家及其作品因贴近农业生活、乡俗、情感和审美趣味，就像以农村和农民为题材内容的通俗小品表演，依然最能为城乡的社会受众所喜闻乐见。莫言是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然而其乡土寻根的精神实质和表现形式都不是农业主义的，他的小说写作方式、审美趣味、价值涵指，属于文学发展规律中的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范畴，绝非传统现实主义的一元化价值构建和二元对立价值观的非白即黑，具有文学创造、文化创新和解放民族语言的非凡意义，所以莫言及其作品在国内外的文学专业领域自然得到公认，对其阅读研究在不断推进深入。
　　毫不奇怪的是，莫言及其作品在大众传播空间一直处于争议状态，而且是浅议妄议非议不断，却总也议不出子丑寅卯来，原因是一般社会受众的议人议事，对标于俗世生活的为人处事，或者对标于时政化的德艺框架，以此评说莫言及其作品的好坏是非，难免会与文学论理、文学审美发生偏离，与文学本身缺少因果逻辑关系，因此而摸不着头脑找不到北。莫言的文学散发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内涵，渗进了永在永动的时空土壤，不是任何流行一时的文学现象、文化娱乐现象能比拟的。社会受众可能都知道，世界文学经典《十日谈》《红楼梦》《恶之花》包括文学性审美性极强的《圣经》，曾经都在彼时彼地被查禁、被争议，持续不断争议了百年千年，披上人类赋予的“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无限声誉。
　　
　　1、文学评价与蹭热赞扬、变脸恶评及其民意实质
　　
　　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的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诺贝尔文学奖官网的原文是，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这里的幻觉现实主义的主体，当然是莫言本身及其文学本身，可以理解为他们已经融进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而大众传播空间里的一般社会受众，未必有此意识而予以领会。许多中文媒体将幻觉现实主义翻译成魔幻现实主义，而莫言的文学语境确实是充满魔幻色彩的。
　　就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天，北大教授、文学批评家陈晓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莫言小说的意义和艺术特质》评说道，“莫言的魔幻包含一种无意识，他的无意识是他对世界的看法，对历史善恶的看法。魔幻不是他的手法，是他对世界的看法。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如果放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应该翻译成“神幻现实主义”更恰切……莫言创建了一种‘解放的修辞性叙述’，一方面有强大的现实感，他能讲故事，始终在讲故事，他能够讲好故事。……从《生死疲劳》《檀香刑》《丰乳肥臀》都可以看到他对语言强大的运用，是一种解放的修辞性叙述展开的小说。解放与开放不同，开放只是规则和形式方面的，而解放则是超越性的创造。”
　　我认为陈晓明所说的“神幻”，点到了莫言文学的手段与风格的实质，切合着莫言深受中国民间文学和神怪传说的终身影响。莫言不仅仅是从美国作家福克纳那里吸入了意识流，从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那里拿来了魔幻现实主义，更主要是深植于本土文学的土壤，用民族的枝干分享了世界文学的雨润风尚，所以不能外在地归其主要价值为文学技法。意识流与魔幻主义是基于精神分析哲学依据的世界文学流派，而“神幻”则是中国民间文学与神怪传说所依据的文化精神，就像《山海经》《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都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寄托。我在行文时，涉及到这个意思的词汇，还是使用约定俗成的魔幻现实主义以方便阅读。
　　与许多不限于一元化文学兴趣和舒适性阅读的读者一样，我跟读莫言小说三十多年，从他1980年代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到他1990年代的《食草家族》《丰乳肥臀》，然后是他进入21世纪爆发式创作的《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直至2020年出版的小说集《晚熟的人》，而且还关注他的微信公共号“两块砖墨讯”所发布的诗文书法作品。我的阅读体会是，一切精神性的事物上升到超凡境界，便具有诗性和哲学性，莫言文学的诗性在于对生命本能状态的跃然表达，无限忠诚于生命，哲学性在于对人类处境的本质揭示，竭力创造了丰富深刻独特的语境内容和结构形式。然而，社会受众对于莫言及其作品的感受评价却是誉毁交加，誉者能够领会他民族文化特色下的文学价值的共世性和超时性，毁者则觉得他的作品内容丑陋变态，污染心目、有损民族形象尊严。誉毁之间如隔藩篱，观点混乱难辨，每每是把俗世社会的为人处事道理等同于文学认知，强加在文学之上，造成风马牛之理扯皮不断，缺少在文而言文的有效沟通和起码共识。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那个冬天，有北京的文学批评家趁热编撰一本莫言批评集向我赶急约稿，我未能应允写一个字。莫言小说的语言结构恢弘诡谲，表现方式幻变异常，内容思想繁复多维，研究评价的难度比较大，不是捞话题应差写“时评”的事情，也不是凭兴趣和需要就能理解批评到位的。然而，在费扬、彭云思编著的2012年11月出版的《中国·百年之庠——聚焦莫言》一书中，却跳跃着界外人司马南对莫言的迫不及待的热切赞扬：“就莫言为中国文学史的贡献而言，他的作品与中国现当代任何一位大家相比，都毫不逊色。”这种泛文化的时评热言，并不能说明司马南读懂读透了莫言，却能显示司马南抢热点不落场的惯性画风。面广量大的社会受众以及许多文学从业者包括一些泛文化的批评家，历来对莫言的小说带着偏见偏解，没有吃透莫言小说的文化超越性，好不知好在哪里，不好又看反了实质，不能以理服人，难能给文学真知的探讨增分添值，相反造成鱼目混珠、泥沙埋金，使精品的文学作品减分去值。

　　转过去十年到了2022年夏季，整个社会心理紧张于时政高度的疫情防控举措和氛围，不甘受此寂寞的司马南果然又暴露了朝三暮四的变脸习性，找茬断取2005年莫言在香港公开大学的一次即席演讲，移花接木成莫言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时的演讲，坐实莫言的演讲是在西方世界作“卖国表演”。他在视频自媒体上调转话锋，嘲讽恶批莫言的文学道，“我不怕得罪莫言。听说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去拿几本获奖的书来看，没想到读不下去。”他声称把莫言的书放在厕所里，意即在最无聊时可以读一下，即便如此放低姿态也根本读不下去。司马南究竟何许人也，看看他遍布网络的自述，可从正反两面察觉其真伪，“一介不入流之文人耳。喜附庸风雅，好舞文弄墨，敢班门弄斧，常标新立异。无领导，有上级，有组织，无纪律。颠倒黑白，晏睡迟起，根性妄为，孤行一意，小民忧国，老瓜绿漆，学无专长，乐有雅趣。情绪不够稳定，立场绝不动摇。好奇心迄今未减，一张嘴多友多敌。恨不能尽读天下好书，恨不能偕亡汉奸酋敌。”好一个“不入流之文人”的自述，张狂着“我是江湖流氓我怕谁”的蛮横无忌，那伪善成“忧国小民”所谓的有上级和有组织，不过是在炫耀他未必忠于的衣食利益之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后台；他的“恨不能尽读天下好书”，恰是不作价值选择、不知好书坏书的虚妄作态，而那句“恨不能偕亡汉奸酋敌”，完全是空喊口号的奸诈嘴功。

　　“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人的奖，从来没中国人获过此奖，为什么是莫言？莫言一定是必然是迎合了西方人亡我中华的不死之心和价值观才能获奖。”对照司马南这番反文学常识的言论，以及他一则泛文化的社会批评的荒谬观点“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再反观司马南及家人赴美享受另一种福利，“迫使”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他是“文化汉奸”和“现实美奸”集于一身的双面兽，用中国话来讲是下作，用美国话来讲是Shit（狗屎）。他所谓的反美“工作”自以为是高级红，其实不过是丢尽中华民族善恶是非分明的传统品质而在中美两头混饭吃的江湖伎俩，根本都不能与双性工作者的职业操守相提并论。口是心非有奶才是娘，无诚无信到了极点如司马南者，分明是抹黑民族道德和人性的低级红，何以能立足人世，居然还在染指文学专业，从清汤寡水中捞取流量的油花。
　　司马南恶批莫言的靶子，便是截取莫言从前在香港即席演讲视频中的话语，“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个社会，我觉得这部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个偏见，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其实，莫言的演讲还有一段递进的视频话语被司马南恶意删略，“我反对的是把文学当成唱赞歌的工具，而不是反对文学唱赞歌，就像反对把妇女当成生孩子的工具并不是反对妇女生孩子一样。”
　　断章取义的司马南斥批莫言写作出发点的错误及其文学的阴暗污浊丑恶，总之是格调低下一无是处，贬低污化民族而谄媚于西方世界，还质问莫言为什么不写赞美祖国和人民的作品；无数的社会受众被司马南忽悠裹挟，以为这个站得住脚的无比正确的惊天责问代表着包括自己在内的广大民意。岂不知，西方世界并不稀罕司马南指摘莫言的那种谄媚，更不会接受司马本身那种了无人格的谄媚。文学史的事实是，西方世界对于批判自身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历来层出不穷，无论官方还是社会受众均视之为文学创作的常态规律，否则哪会有卡夫卡（捷克）、艾略特（英）、加缪（法）、贝克特（爱尔兰）和马拉默德（美）这样的作家和作品。
　　可笑雷人的是，司马南采用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手段，别有文学之外用心的断章取义，变成了遍地起泡的弄巧成拙，看似恶批攻击莫言的依据，其实是猛抽了自己“投机卖巧”的脸。所有的文学常识和历史教科书都在告诉人们，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这个观点完全没有问题，文学唱赞歌只能是发自内心的对生命、自由、美和爱的礼赞，而不是服从于这样那样的实用性需要，倘若服从于变来变去的时事权势那还叫文学吗，哪还有永恒的文学精神。莫言也曾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说过，文学是没有用处的；他说的是文学作为精神创造的非功利性，文学可以具有大到反映民族软实力的无比价值性，却没有一般商品和工具的具体使用价值。把文学价值与包括各种书籍在内的商品价值、包括宣教工具在内的实用价值混为一谈，永远偏离文学的真谛。若是把当代中国文学的所有书籍累加起来，可能也卖不到阿里巴巴或腾讯中的一家市值，难道当代中国文学因此就不如阿里巴巴或腾讯值钱吗，形而上的事物，无法与形而下的物质比较价码。
　　读一下具有中国作家协会官方领导身份的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对莫言文学的评价，也许能分辨出形而上的文学理论批评，与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的区别所在：莫言作为作家，创造力究竟体现在哪里？厉害在哪里？他通过他的写作，在很多角度上改变和影响了人们的说话方式和感受世界方式，这是一个作家对他的母语和人民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化、中国当代人的一个重要影响就在于，他通过语言打开了我们的感官。
　　文学说文学的理，不能像司马南那样流转街头说着耍猴吞火把戏的理，就像医学说医学的理，不能说屠夫、刽子手的理。不懂文学没关系，坊间闲聊文学也没关系，想把嘴巴撇向文学专业领域讲经说法，特别是与作家谈文学，就要多学些基本知识，而不能一味地把文学比如《楚辞》往街坊段子的“通俗易通”层面去压，迁就自身可怜的浅显无聊，结果是自曝其愚、自取其辱。司马南悖离人文底线，把莫言往非文学刀架上按的出风头丑行，无非想表明他的时政站位高、现实站位高、道德站位高，手握我爱民族我最爱国我怕谁的尚方宝剑，裹挟社会受众的意识行为，恶批攻击文学大师达到自身重量的膨胀。
　　司马南要的就是社会舆论的众声附和，人人跟打莫言，若有谁不附和、不跟打，就是不知爱国、不懂现实、不讲道德，至少说是不懂风雅连批骂莫言都不会；如果谁反对司马南恶妖魔化莫言的行为，那就是违反民意不爱国、不现实、不道德的行为，站在了社会受众的对立面，站在了真理的反面，因为司马南的“真理”掌握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手里。这种腔调做派，真的是文化江湖的恐怖分子行径。
　　“多数人”意见即绝对真理，是席卷全民愚热的文革浩劫留给我们的反面警示，肯定不是历史演进的事实逻辑，比如核科技的真理性认知并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即使裹挟社会受众哪怕是裹挟了“多数人”意见，也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常常是人类中的关键少数推动了社会进步。司马南所惯常使用的，彻彻底底是文革余孽的偷梁换柱的诡辩愚众逻辑，专为兑现一己利欲。
　　
　　2、“三非观”核心与莫言的开创性文学创造
　　
　　在文学创作审美领域，现代语言学的重要性如同马克思学说在共产主义体制中的重要性，然而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者一般是不研究或不在意这个的，往往以泛文化的观念、观点对文学作直抒胸臆的粗声说理。索绪尔的语言学要义是，语言是话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话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语言学只研究共时的语言系统，排除任何历时因素的干扰。……而语言的形式，就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文学批评并非不能采用直陈观点的泛文化方式和社会性的泛文化方式，而是要求其具有真性感悟、客观分析和启迪解惑之效，需要去除好恶于私心杂念的主观情绪，即不能先从语言文本之外的非文学背景和目的作考量定调，再来评价作品高低好坏。现存的这一类文学批评者，多是1940年代到1970年代初出生，经历过文革及其延宕意识的浸泡染指，文化观念多受一元化的家国主义和格式化真善美思维的束缚影响，既没有经受过什么儒教文化的传统熏陶，也可能没有受到过当代学院的基础训练，或者没有对于世界现代文学的广泛阅读及开放视野，对极基本、极重要的索绪尔以降的现代语言学及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缺少涉猎，主要靠有限的学历储存、社会经验和泛文化的自由阅读来支撑文学观点进行文学批评。他们与社会受众的泛文化心理状态比较接近，只是比社会受众多一些文学知识的表达愿望与输出技巧。这是社会观念振荡混杂期的文化形势的阶段性存在，人们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语言体认，必将随着鲁迅、胡适、沈从文、钱钟书、汪曾祺以及莫言、余华、贾平凹、苏童、毕飞宇、阎连科等作家及其优秀作品所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精神，朝向尊重客观规律、开放价值系统的时空轨道进步。
　　三十多年来，我没有改变对莫言小说的阅读、思考和研究的核心结论，那就是其“非时政、非现实、非道德”的角度倾向和言语叙事策略，我早已形成的这个核心观点没能引起文学从业者包括一些批评家的注意从而形成共识。相反他们多从文学理论的传统常规去分析解释莫言小说的风格特色、功效意义；而关注题材立场和故事情节的社会受众，则把这个核心观点误解成“反时政、反现实、反道德”的实用性，斥责莫言小说的题材立场和故事情节无不是在揭露历史存在和现实存在的丑陋与伤疤，通俗地说就是面向整个世界“揭家丑”，攻击抹黑本土的现实性和民族性，迎合西方社会的文化需要而获取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两种对“三非观”的偏离或误解，都与莫言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造的本意相阻隔相背离。常在中国参与文学事务、活动的德国汉学家顾斌，批评莫言小说的内容太粗鄙，没有思想性，语言性也不高，不喜欢读他的小说；但是他的观点还真代表不了西方学者对莫言的主流评价，因为顾斌跟司马南一样读不下去莫言的小说，哪还有什么根据谈论莫言，哪还能切身感受莫言文学的“非时政、非现实、非道德”在中国本土是多么难得。所以，在中德两地工作谋生的顾斌，不真懂当代中国文学，干脆就鹦鹉学舌利用一下东方文化心理的狡黠，勉强承认“我不否定莫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本文所述的非时政、非现实、非道德，就是不从时政的、现实的、道德的是非立场和构建角度来写作、解释文学，如同写一篇风景散文或望星空的诗可以不采取时政的、现实的、道德的立场角度，这大概不会有人反对。莫言的小说正合此理，他从人性本真的立场角度，运用还原、变形、魔幻的方式和手法来表现原生态的现实，而非某种体制框架下的样板现实，喻示人类的生存处境和人性演变的真实情状，是一项具有太多超越性、开创性或者说是革命性的文学创造工程。因此我认为，莫言不仅是世界性的一位文学大家，而且可能成为人类文学史中不可“卸解”的结构性作家，这种结构性背托着中国古今文学的总体结构。
　　以司马南为代表的反文学观点及民间跟风观点，居然误解错议莫言的小说为“专写人性丑恶，故意丑化民族”。比如在莫言的小说《檀香刑》中，竭力刻画了刽子手割了五百刀凌迟死刑犯钱雄飞的细节，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者和一般社会受众往往会评说，这是作家心理既残酷又变态的体现，是在侮辱刺杀袁世凯的“革命义士”钱雄飞，由此推测作家本人具有杀人狂魔的邪性或是站在了刽子手的立场。这种完全偏离文学语言艺术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由文及人的非文学观点和批评态度，等于是说写盗贼者自己便做过盗贼或意欲盗窃，写杀戮者自己便做过杀戮者或意欲杀人。如此这般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会把文学导向哪里，无非是导向过去的一元化的歌德文学——伟大时代、英明政策、静好岁月、幸福生活、美丽家乡、精神抖擞这些舒服的事物，导向陈式化的、题材内容净化过的看上去很美好很高尚的时事文学、农业主义情怀的恩德文学等等，沦为概念化、模板化的有实际用处而缺乏审美价值的时势附庸和思想同质，最终必然导致文学的僵化死亡。
　　天涯论坛发过一位网民的帖子，称他对莫言作品的总体印象是：“阴暗，肮脏，拖拉，沉闷，低级趣味，不知作品的要表达什么。在作品中看不到恢宏，激烈，豪放，天真，明亮，感动与大气。更多的是无耻，下流，没有任何道德底线。”被司马南之流恶批莫言观点整蛊疯了的跟风者大有人在，有一个叫乌有之乡的网站，在2022年6月下旬发布一篇网民文章判断说，“凡是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共产党，热爱红色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是不会叛党叛国，以出卖祖国，出卖灵魂而投敌，去拿被美国中情局操控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根本就不配称“中国人”，比较一下莫言攻击八路军根据地“共产共妻”的《丰乳肥臀》，和帕斯捷尔纳克攻击十月革命的《日瓦戈医生》，其被美国中情局操控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司马昭之心，便路人皆知了！”
　　十年动乱被中央和历史否定快半个世纪了，把文学作品对照于等同于政策文件和宣传报道的那部分社会受众，至今仍然活在虚妄不实中，频频回头为旧时光招魂。文革时期的极左主义文学强调某种体制框架下的时政、现实和道德，紧扣着愚化社会受众的“实际用处”，违反文化创新精神和文学创造规律，彻底摧毁过文学和作家。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中，谁能找出一部文革时期丧失人伦、大唱赞歌的那种东西，必须以史为鉴，才能使今天和未来心明眼亮。
　　在莫言小说的社会受众中，因感情受到强烈刺激而向作家举枪开火者很多，与七十多年前的观众向演员陈强开枪有着相似之处，开火者被作品情节深深带入，却又本质不同，受众未必端着朴素的感情和简单的是非观，而是端着固化的意识形态，包含着复杂敏感的农业主义的心理积淀和情绪宣泄。1947年前后，演员陈强在舞台上饰演歌剧《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黄世仁，夸张传神的演技把黄世仁的凶残邪恶装扮得活灵活现，舞台下的部队观众群情悲愤、眼冒火舌，一位士兵举枪就要射击舞台上的黄世仁，幸被身旁的人阻止。彼时彼地的戏剧受众包括基层官兵基本是“泥腿子出身”的文盲半文盲，不能对之强求多高的艺术审美，他们凭着朴素的感情和简单的是非观融身剧情，把剧中人等同于现实中人，把剧情设计等同于现实存在，在特定时代环境下形成了艺术传播与接受的“绝佳”效果。也许司马南自以为站在他的时政、现实、道德的制高点上，便力大无比万众附和，可以任意地指鹿为马，偷梁换柱构陷文学大道于不义，实质都是为了蹭热度捞流量而徇私舞弊。早年我觉得司马南虽非主张正义的善茬，总还有些揭批伪科学之类的江湖“意气”，然而他恶批莫言纯属自虐，给自己定位成社会小丑和文学白痴的文奸。他那些贩卖泛文化观点的传播与接受，创造的也是“绝佳”效果，既愚弄不了眼睛雪亮的有识群体的人民群众，又把自己钉在一份文化现象中的耻辱柱上。
　　司马南运用那些反文学的外行观点、逆天言论，采用时政、现实及道德绑架的点火方式，带动了被舆论界戏言的“一场文学白痴的狂欢”，目的是用恶批莫言的舆论效应把全网的眼球吸引到自己身上来，为自己“使用价值”下的实际利益加码充值。冷观司马南这个社会批评者，完全称不上什么“家”，他没有基于做人良知和文化体系的学术著作，只有变异人格、窃掠话头、捞取个人名利的虚伪颂词、乖戾思想，说白了他是一个有奶就是娘、颂上愚下、批三骂四，靠卖嘴皮子出风头蹭流量发家的江湖水货，否则他不会恬不知耻地心向祖国而又身往美国，自身成为他攻击的莫言小说“人性丑陋”中的最丑陋。
　　如果常规的文学论理不能让司马南之流的文化伪道士悔悟，那么就只能借用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的话锋直刺其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司马南这种玩江湖的文化渣滓，不过是鸟为食死的一档货，岂能有舍身取义的本分操守，把他放在世界任何地方无论是老美帝国是金三代帝国，都够不着蹭诺贝尔文学奖的流量。司马南不懂也不讲文化之道，把他放在古代来做比喻，他便是揣着阴森森的“文字狱”的宦人，假传圣旨碾压进步的思想文化，棒杀开放的民主事物。他用非文学观点和手段诬名化莫言及其作品，践踏文学大堂，有辱社会斯文。他的目的哪里是什么民族大义，不过是为了疯狂争夺、扩张不属于自身能耐范围的热利。他袖中暗藏的那种杀器不过就是低幼儿的小鸡鸡，谁要是自卫反击他、出于公义戳穿他，那就是反朝廷反天理，他的杀器就膨胀成了诛灭一切的核威胁、核讹诈。司马南可耻可恶可笑至此，文明的地球人都会看透，他活脱脱是一个妄图倒拉历史车轮，昧着良心颠倒是非、荼毒文学风气的社会败类，陷害忠义文化的民族文奸。
　　由于儒教文明的伦理纲常的社会秩序意识根深蒂固，我们的社会受众有依赖于主流导引的文化心态，如果是失去公正的主流导引或者存在误导，就会让鲁迅及其作品从民族魂的高度变成从教科书中消隐的空气，对待莫言及其作品也是同样，由于复杂的文化根性和体制因素，对之未必有足够的、明确的主流观点导引相反有所淡化冷待，给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钻到了空子，反莫言文学的“三非观”而行，造成恶批莫言、误导文学价值观的野蛮丑行。被裹挟“民意”或被“民意”裹挟的社会受众跟在后面，以俗世生活中为人处事的时政观、现实观和道德观为狼牙棒，边起哄谩骂解不满之气、边行娱乐消遣之实。可以说，恶批一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民族代表性作家，是对民族软实力重要组成的文学的无知反动，文革时期残害作家、知识分子和科技专家的反文化反人性的倒行逆施，导致社会全面后退，人类历史一刻都不该、都不能忘记。
　　
　　3、莫言小说是批判性的人性杂糅的复合体构建
　　
　　莫言贯通了中国民间文学的神幻精神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与技法，以含有庞大文化体系的小说文本，结构了最具本土色彩的世界级文学新经典。莫言的小说人物，没有一个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界定，严格地说很难界定哪一个角色是完全正面的，哪一个角色是完全反面的，正面中时有恶劣成分，反面中带有正义成分，都有着复杂浓彩的人性状态，完全不同于后文革观念中的文艺作品“红光伟，时政化的真善美”。在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中，土匪头子余占鳌杀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做着野种的抗日英雄；《丰乳肥臀》中的家族之母上官鲁氏，是一位仁爱充盈、吃苦耐劳的女性，因为丈夫没有生殖能力，屡屡与外人通好偷情，与江湖郎中、姑父、和尚、杀狗人生下六个女儿，被四个兵匪强奸生下一个女儿，与洋人传教士生下龙凤胎，子女们在成长变异过程中结成不同家庭繁衍更多子孙，其中黑白红什么做派德性的人都有，唯一的金发儿子走过恋乳癖的怪诞人生一事无成；《生死疲劳》中妇产科医生的姑姑，既是乡村的“送子观音”又是给已育男子结扎、已育又孕女子流产的“杀人妖魔”；《四十一炮》中的地主西门闹虽然地多财厚并无欺世害人的罪恶，土改时被枪毙后变成动物，经过驴、牛、猪、狗、猴五世轮回最后重返人世成为一个大头病婴，改革开放的乡村弄潮儿老兰村长敢作敢为发家致富，受到上级欣赏乡民羡慕，却是个败坏风俗伦理的能睡的女人都睡了、往猪肉里注水捞钱的卑劣之徒。如果说一般的小说人物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影子，那么莫言小说中的各种人物，没有被“高于生活地”冲洗净化过身世和身子，都是现实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活人真人，人性杂糅的复合体。
　　在《丰乳肥臀》中，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母亲形象和母爱意义被作了颠复和神性还原，上官鲁氏这个家族始母，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有文学作品中的特例形象，按传统道德的标尺，她是个不守妇道的淫荡女人，其他方面再好也不能作为主体性的母亲形象来塑造。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类始母叫华胥氏，她并非人伦的产物，而是踩着神秘的脚印感应受孕，生育了伏羲、女娲及人类；《山海经》所载的西王母，也非人伦所生，乃是道教的阴阳精气合种，然后又以阴阳精气造天地万物；基督教的始母夏娃，是从上帝捏土造出的人类始祖亚当的一根肋骨变出来的，也不是人伦的产物，她带有偷吃禁果的人类原罪；希腊文明史上的爱神阿芙洛狄忒（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主宰世间情爱因缘，广施爱心尽享鱼水之欢，世俗化到了所谓“破鞋”的程度；然而她们都不是俗常伦理的母亲角色，而是超越人类认知和能力的始母、圣母、爱母。上官鲁氏的象征性，与中外神话传说的源头女性相通，在生命繁衍、生活延续的宇宙空间具有至高价值，否则无生命、无爱的世界则毫无意义、无从谈起。一切伦理都是人类矛盾和利益的产物，而创世之母的无与伦比就是孕育人类生命。
　　《丰乳肥臀》的故事情节，呈现着无奈的被迫的荒诞，苦难的隐泪的幽默，命运不确性的神秘，追求自由快乐的残酷无望，生活过程中的虚幻意义与生存终极的死亡意义。小说中的匪首司马库在临刑前粗鄙无耻地对女公安说，“想不到最理解我的，还是一个女人……大妹子，我这辈子XX多少女人，只可惜至今还没日过XXX。”被爆头前的刹那间他呼喊着，“女人是好东西啊——”这个细节在我20多年前初读时就凿进了脑子，那是对荒谬世道、残酷人性的顶级蔑视和嘲讽批判。《丰乳肥臀》是对母爱、原始生殖力的顶礼膜拜，展现的正是创世式的宇宙生命观，而俗世论争的美丑、是非、好恶，与生命延续的最大母题相比只是附皮之毛，这是文学内含最大化的极值呈现。莫言小说的卓越价值，不仅在于用曲折的叙事方式和手段来表现未戴美颜镜的直接现实，也在于直面荒诞存在、人欲世态和生命本真，把民族传统文化、民间文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结构形式充分交合，表现为魔幻叙事手法和叠加交差时空的宏伟创造，是对几千年生存处境、人性状态的浩繁呈现和本质揭示。莫言作品中的物性存在、人欲昭然、命运坎坷乖戾，体现着文学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二三和万物岂有应该不应该的简单是非之分，可以说是儒教伦理、佛教精神的另一番结构与理解。莫言的文学，是批判性的人性杂糅的复合体构建，断断不是那种净化正面、污化反面的一元化价值所选择的“高于生活”，具有人、民族、人类的普在性和共时性，这才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才是文学创造的生活、社会和历史。
　　莫言的文学语言，是符合文学内律的作家意志支配的结构性言语，是想象力加持的语言符号化，为什么非要与“时政、现实、道德”挂钩呢，可以这么理解，他的作品就是文学这门学科的发明创造罢了，不是时政层面的东西、不是现实层面的东西、不是道德层面的东西，这样说，社会受众也许应该懂得莫言小说的“三非观”了。我们理解一曲无词音乐和一道生物学定律，完全可以与“时政、现实、道德”的泛泛道理区分开来，可以就专业来谈论专业的价值高低。尽管文学与无词音乐和生物学定律不属一类学科，但它们之间的发明创造精神是一致的，或许能够为不同的“时政、现实、道德”各取所用。
　　无论什么大众化的需要及理由，都不能否认文学是专门的学问，就像哲学一样也有大众化的需求，太多不真关心文学的读者包括混饭吃的评论家没有“吃透”莫言作品的“非时政、非现实、非道德”的文化超越性，专门理解其为“反时政、反现实、反道德”的实用性结论，完全偏离了文学的人本性、虚构性、呈现性的实质。还有一种线性观点是，作家作品与其人格是绝对统一的，这是自以为完美无缺的专制主义时代的一元化捆绑，即书写光明美好的事物那么作家的人品也是好的，书写黑暗丑恶的事物那么作家的人品也是坏的，即必须让时政的真善美战胜指定的假丑恶、“正”能量战胜“负”能量，以这种钳制人性的愚昧公式，误导扼杀了作家的创造力和文学的丰富样态，要求作家作品与其人格强行一致起来，哪怕是装着统一起来，以蒙蔽社会和受众来维护专制文化。
　　有时候，文艺家是文艺家，作品是作品。一个人格邪恶的纳粹分子从事绘画，未必画的就是邪恶的画面内容，可能是艺术性很高的生活场面及自然风景；即便是做过汪伪政权教育重臣、投身日本侵略者的周作人，也是文化闲淡人格与政治倒戈人格双重双向而行，其泛文化的观点文集《秉烛谈》《风雨谈》在文思文采方面，无愧于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质地。当然，作家的高尚作品与高尚人格融合为一体，尤为值得肯定，这方面的例证古今中外举不胜举。必须明确指出，这些高尚作家的高尚作品未必是选择性书写那些表面光、模样美、舒适性的人间事物，例子很多，比如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长恨歌》)、苏轼（《山村五绝》《许州西湖》）、施耐奄（《水浒传》）、吴承恩（《西游记》）、莎士比亚（五大悲剧）、曹雪芹（《红楼梦》）、歌德（《浮士德》）、吴敬梓（《儒林外史》）、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波德莱尔（《恶之花》）、契科夫（《装在套子里的人》）、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鲁迅（《狂人日记》《阿Q正传》）、乔伊斯（《尤利西斯》）、贝克特（《等待戈多》《没有名字的人》）、加缪（《鼠疫》《局外人》）、萨特（《恶心》）等等，他们的书写拒绝着苍白的表面光、模样美、舒适性，莫不是在介入反思生存处境、民生国运和社会异化，作品富含人性批判和现实批判。即便是魏晋之风下的遁世闲淡的竹林七贤（诗文著作），归隐田园的陶渊明（《陶渊明集》），其作品和行为所蕴含的也都是不为现实势力压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社会反拨精神。
　　不管读没读过上述作家的作品，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者们，断也不会、不敢予以否定抹杀，那是人类教科书的组成部分和时政首肯的文学经典。吊诡的是，这一类批评者及其趋炎附势爱跟风的社会受众，具有极其割裂的双重标准，一方面这样那样自信满满地把批评箭头对准古代事物和外国事物，误伤误杀都不碍事不担责任，对于古代和外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崇敬不已，认为那是爱国恤民、促进社会进步的良心责任的体现；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当代本土社会的批判现实主义则闪烁其词全无自信，就文学而言，他们常常怒目以对，一哄而上去恶批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斥之为专门描写、捏造民族和生活的肮脏阴暗面，故事及人物丑陋变态。社会进步的事实历来证明，他们对于当代本土文学的现实主义认同感，唯独指向读起来非常舒服的表扬现实主义。独立人格、自主思想、独特创造是文化精神的行进方向，而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者及其裹挟的社会受众，或许缺失这种文化精神，缺乏个体生命的能力意义，便习惯于反其道而行之，动则给自己贴上民族正义的集体标签，站在强大的时政布景下显示“我代表民族”的通胀价值，以压服任何个体价值包括文学创造价值，还不容被压服者反驳否则就是反民族的异类败类。
　　单维度的线性文学创作再怎么学术纯粹，再怎么技艺高超，只能造就优秀级别的作家。在所有的文学大师中，丰富而驳杂，渊博而矛盾，庞大而细微，平和而冲突，孤傲而卑微，兼容而清澈，通古今而贯世界，继承文明传统而自创文学风气，这许多人本、文本的特征，是他们共通的构成部分。莫言解释过他的文学批判性，针对的是社会人性中的阴暗和文化现实中的丑恶，而不是针对具体的个人、国家和制度。莫言的这种批判性才是积极的文学正能量，是现代文明世界中的每一个民族都该接纳珍惜的，是在召唤美善生活和人性良知，唤醒民智推进社会现实的灵魂车轮。
　　
　　二、网暴贾浅浅，侮慢文学尊严及诗者人格
　　
　　全网批骂青年女诗人贾浅浅的网暴事实和升级过程是，被称为草根文学评论家的唐小林在2021年初发表了《贾浅浅爆红，突显诗坛乱象》，属于就文论人议事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文章，引爆了千万级人流量的“屎尿诗”事件，让当事人贾浅浅在社会受众层面预留了恶劣印象；等到贾浅浅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通过评审进行公示的时候，在一些网络意见的怂恿刺激下，更多的社会受众冲破泛文化的文学批评的界线，变异成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进而成为全网化的亿万级流量的娱乐消遣热潮。这种不受制约的变异之潮，凸显了对社会不公的某些意见必需要发泄，不过是借机倾射到贾平凹之女贾浅浅的身上。它的背后，也许有着文坛内部的中底层对于"文二代″的意见积淀，也许折射了未必理解文学的社会受众的怨声，难道文坛这个“官场”以后还得由贾浅浅来坐太师椅吗，她已经是陕西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了，还想坐陕西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太师椅吗。
　　对于和我之间稍有些文字交流，也曾善意评论过我散文集的唐小林，我不可能有任何反感与成见可言，相反我可以与他和而不同地作文学意见的交流商榷。我觉得他是一位很有些人格自尊的人，具有朴素的人文思想和民主意识，与司马南那种文化江湖的恶劣混子不在一个频道，至少没有直接用蛮横的时政棒子抡向文学。他满怀传统的社会道德感对于文学和作家批评的对与错，都是个人学识和真实观点的外化反映，而没有假借强借这样那样的上方观点“陷人于水火”而自身渔利的主观意图。他在捕捉作品的道德漏洞、文词毛病和关联作家人身方面十分敏锐，有着民间伦理思想和简直的文学是非观。他或许无需严密的考究论证过程，可以扩散性地就文论人议事，直奔所要的喜恶结论。他的文章《贾浅浅爆红，突显诗坛乱象》，一吐为快直陈了意见，然而类似于此文的结论传染到社会受众那里就变质了，发酵成管你什么文学的网暴行为，直接伤害文学的尊严、侮慢诗者的人格。
　　
　　1、泛文化批评对贾浅浅诗歌的道德错判
　　
　　近两年来，那些专为刺激社会神经的针对贾浅浅的行业内的泛文化批评，以及跟风读者的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在文学界、文化界乃至部分社会受众中，产生了蔑视贾浅浅及其诗作、“原来可以这样写诗、这样出名”的负面影响。这类泛文化的对于文学的批评缺少客观理性的文学理论和论证，没能说准说透诗歌的价值所在，相反加剧了人们对现代诗写作和欣赏的误解，更加以为唯有那类“跟时政、重现实、讲道德”，亦即那种“红光伟和时政化的真善美”诗歌才是文学正宗，越发恶心贾浅浅诗作的“低劣恶心”。不真关心、未必理解诗歌审美的社会受众，会以为那类那种诗歌以外的所有作品，都是不好的、价值不高的，或者就是垃圾文字。
　　所谓的草根文学评论，可能是指评论者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学院派的学理体系和理论背景，也可能指评论者是仅凭零散的阅读经验、社会意识及个人喜好的感受直觉，去随意评判文学和作家，所谓“情绪写文章、义气论是非”任性而为是也。有一些当代文学的批评者是超越文学领域的思想者和文化大家，比如朱大可、余秋雨、张颐武、易中天等等，他们对文学大义的审思比较开阔，在使用泛文化的方式批评文学时，常比专业的文学批评家还要深透。唐小林便被称为草根文学评论家，他批评贾浅浅的屎尿诗很脏，在糟蹋诗国名誉，属于一钱不值的东西；他还批评那些文坛权威表扬她的诗是在贴合她的存在背景，她的父亲贾平凹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公示她即使不是官二代、富二代，肯定是跑不掉的文二代。
　　我曾在三年前与上海交大教授、文学批评家何言宏做过一次诗学对话，发表在《扬子江诗刊》上，我开宗明义地提出，“诗性、真性和语言性，是我诗歌写作的三个核心词，能够概括我的诗学诉求。一个诗人及其写作有了诗性和真性，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条件；经久地保持诗性和真性，自然地发挥语言性，便会产生某些气质，构成由表及里、由内容到形式的文本价值形态。”关于诗性、真性和语言性，我在这篇对话中对照具体的诗歌文本作了详尽阐述，不在这里铺开引证，读过这篇对话的读者自会知晓其义，或许应该对贾浅浅的诗作和唐小林的批评多一份判别。
　　暂且抛开纯属现代诗学理论的观点不谈，古代文化圣贤早已为诗歌作了认识论方面的定义和理解。孔子在《论语》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还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朱熹在《南岳游山后记》里说，“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惩而痛絶之者，惧其流而生患耳。初亦岂有咎于诗哉。”又在《答徐载叔赓》里说：“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孔子是说诗要真切纯正，不但可以起兴状物，也可以怨讽批事；朱熹说的是诗须言志，不能只顾卖弄辞藻，诗本无过，是人们厌恶浅表无聊之风。这些文明启蒙期和文化发展中途的诗歌论理，至今依然不失真理性价值。但是，在数字科技可以重演创世纪伟业的当代文明社会，凡事凡物包括精神范畴的诗歌样式都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发展，人类的思想情感嬗变异常，传统理论肯定涵盖不了巨变裂变的新生事物，因为太多的事物和问题在古人那里没有出现过。就说现代诗，写什么、怎么写、写成什么样，都不是单纯的传统理论所能辨认解释的。
　　贾浅浅的诗，既切合古人的“思无邪”（书写幼儿玩趣、男女性趣），且不顾“葩藻之词胜”（朴素的口语化表达），又未必迎合古人的“诗可以怨”（不涉道德好恶），“诗言志”（叙述日常生活），她更多的是为生活本身、心理感受和语言艺术而写作。我认为贾浅浅的诗歌写作，含有“诗性、真性和语言性”的一些自觉意识。
　　无论从文艺创作、学术研究层面，还是从社会道德角度，都可以说清楚贾浅浅的诗歌写作。贾浅浅被网暴不属于文学论理和学术批评，属于显而易见的道德错判。以我对贾浅浅的人和诗的相对了解，感觉她是一位有素质、修养和写作才华的文学副教授、诗人，她的整体诗作水平在当代女性诗人中显然是有所超拔的。她弄趣于生活的描写自己幼孩儿的几首屎尿诗，我以为当然可以写，或许没必要拿出来。拿出来给大众看本来也无妨碍，可是贾浅浅具有贾平凹之女的大众性话题，那么社会受众就找到网暴她的意思了，不管她文学不文学，什么骂她咒她的想法意见都抛了出来。
　　在对贾浅浅的那篇批评文章中，唐小林涉指了她的若干首诗作，认为那是“回车键分行写作”，白开水似的“浅浅体”，以其《3月27日J先生生日》《朗朗》《我的娘》《她》《希望》《日记独白》《Z小姐和Z先生》《观后感》等诗作做靶子，批评“贾浅浅诗歌变态、污秽、猥琐、平庸”，是一些“肮脏恶心的垃圾文字”。唐小林断言说，文学评论界一些教授、专家对贾浅浅诗作的肯定褒扬是无原则吹捧、做人情交易，刻意扯进了贾浅浅的父亲贾平凹和文学批评家张清华、欧阳江河、西川等学者诗人，甚至还毫无论证、无厘头地括批了莫言的长诗《饺子歌》。他把贾平凹和张清华等人对贾浅浅带有正常鼓励的评语拿过来做论据，揭批他们对贾浅浅的赞许是文学利益关系的彼此互动。唐小林批评了她的两首“屎尿诗”，有一首以贾浅浅的一个幼孩儿为名的《郎朗》内容是，“晴晴喊/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等我们跑去/朗朗已经镇定自若地/手捏一块屎/从床上下来了/那样子像一个归来的王”。另一首写她的两个幼孩儿的《我的娘》内容是，“中午下班回家/阿姨说你娃厉害得很/我问咋了/她说：上午带她们出去玩/一个将尿/尿到人家办公室门口/我喊了声“我的娘嗯”/另一个见状/也跟着把尿尿到办公室门口/一边尿还一边说：/你的两个娘都尿了”。
　　唐小林痛批道，“贾浅浅与其说是在写诗，倒不如说是在以诗歌的名义大肆糟蹋和亵渎诗歌。其文字的污染性、传染性和破坏性，无疑是对当代诗歌罕见的荼毒。这些污秽的文字，难免会让人想到贾平凹那种恋污成癖、“性景恋”、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可以说这番棒杀贾浅浅并株连贾平凹的言论，如果符合纯粹的文学价值观也就罢了，即使失度地痛击“坏人坏事”也会受到社会道德面的宽待；如果不符合纯粹的文学价值观和理论批评常理，如我直言，即使他本意不想做网络暴民而是想做威严的文学评论家，这番痛击已经超出文学范畴且含有人身攻击的意味了，是对文学尊严和诗者人格的侮慢伤害。
　　我读过唐小林2018年发表的文章《是谁败坏了批评家的名声》，它依然主要是从泛文化的文学道义的层面，阐述了批评与文学的传统辨证关系，一针见血地斥责“媚骨于私利的批评家和自大无德的作家”造成了文学批评家的名声被集体败坏，最终是败坏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尽管我对此文章的论文、论人的左倾方式不予认可，对其文学题材和表达角度的“污秽论”不太理解，但对其表述的批评家要有才能和风骨不迁就作家丑陋、作品低劣的态度，倾向于赞同，这种不迁就的态度或许也体现了唐小林的自我才能和风骨。到了贾浅浅的诗作这里，唐小林还是坚持着文学题材和艺术角度的“污秽论”，没有从区别于社会性的眼目是非的纯文学立场、现代语言学意蕴和艺术构造等基本方面来谈论作品，而急于拿泛文化观念的道德是非来判决贾浅浅，“以诗歌的名义大肆糟蹋和亵渎诗歌……是对当代诗歌罕见的荼毒。”
　　文学批评的方式和角度多种多样，其中的社会性批评和泛文化批评看似信口道来谁都能做，其实最容易偏离文本实质和文学价值，而集为一体的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稍不留神便会走向文学真理探讨的反面而贻害八方。比如《朗朗》这首诗，明显是在表现爱儿育儿的喜悦和单纯童趣的截面，并无诗学和审美上的任何不可。殊不知，在人类的审美范畴还可以通过外形丑陋的“审丑”，来衬美或揭示事物存在的某种异趣和本质。幼童撒尿和泥的式玩耍，人人都在幼时遇过或玩过，有何不能入诗，这无非是对“诗是文学语言皇冠”说法的偏见偏识，误以题材论来混淆价值观，以为这顶皇冠上只能镶嵌大词状语、美好辞藻，而不能沾染屎尿。莫言在《食草家族》中写到食草长蹼的家族人员，把拉屎当成惬意的日常享受，大便、拉屎的词汇常常出现情节中，并没有被某些泛文化的文学批评“提炼”污名为“大便小说”，为什么贾浅浅写几首涉及幼童屎尿的诗就被曲解为“屎尿诗”，原因当然是，用非文学的歪理撼动不了前者只会自讨没趣，棒杀后者却可以自带流量且能取乐消遣。
　　贾浅浅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通过评审进行公示的时候，无数的社会受众随着一些吐槽意见参与进来，在网站、论坛、微博、微信、各种公共号包括短视频自媒体抖音、快手等全网范围，狂热地取乐消遣贾浅浅生怕不这样做就落潮了，生编乱造了海量的乌七八糟的文字、图像和视频，侮慢伤害贾浅浅及其诗作。全网的吃瓜群众们哪里能分得清真假，如同被看不见摸不着的新冠病毒感染了，偏要怪罪于某个人，推波助澜地讥讽辱骂贾浅浅，集体网暴一位人品作品无辜的青年女诗人。与文学批评搭不上边的网暴，难道是泛文化的文学批评，或者是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所追求的价值效应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把无聊当有趣、把无良当真理了。
　　并不关心纯文学却跟风网暴贾浅浅的社会受众们，直接把贾浅浅的诗作咒骂成裤裆诗、骚味诗、流氓诗，斥责贾浅浅的人品文品恶劣低俗，根本不配在文坛混。有一位还算文雅的跟风网民在一个贴子中写道，“如果说小孩子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都很正常，写到作文里也正常。但是你非要把屎尿屁入诗，实在令人作呕。”貌似说了一点文学道理，可这是小学作文的幼稚级道理，代表了绝大多数“很想斯文一下”的网暴者成色。正如他自称的那样，“是个不爱诗歌、读不懂诗歌、写不来诗歌的人”，却忍不住还要拿出自己的道德修养，参与网暴话题自嗨一下。
　　在张国立、宋丹丹主演的抗美援朝电视剧《相伴》中，正在朝鲜战场服役的志愿军女护士鸽子，写信给家里要把她幼子的尿布寄到战场来，反复强调尿布上要有儿子的屎尿味，让她好好闻一闻。为什么观众对此都喜闻乐见地接受，而且感动得鼻涕眼泪的？因为有保家卫国的大时政、大现实、大道德罩着，作了一统天下的家国观念支撑。贾浅浅对亲生幼孩儿的疼爱，通过弄趣的笔调写成诗，与女护士鸽子在剧情中反复要闻儿子尿布的屎尿味儿，不是一回事吗。文艺作品中根据剧情和角色需要，出现床上戏、强暴戏、杀人戏包括爆粗口，难道就是创作者的道德恶劣、内心肮脏、格调低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红楼梦》应该把薛蟠这个人物删除了。薛蟠那无比粗鄙下流的酒令，“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女儿乐，一根XX往里戳。”读者可以网搜一下XX是什么词，竟然能写进世界名著。还有，沈从文的小说名篇《丈夫》，怎么能写一位农人从乡下来到“花船”上探望做娼的妻子，自己蹲在船头上吹风，让妻子和“客人”在船舱里恶心地“做生意”。同理，屎尿味的尿布和屎尿诗，都不应该出现电视剧中和作家的笔下了。实际上，文学写作的素材本身是没有好坏贵贱属性的，关键是看作家怎么写，是否写出了文学的创意、生活的理趣或人性本质的东西。别忘了，苏联时期的一流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斯基，都曾被文化一元化的道德法庭审判为罪犯、作品狗屎不如、不耻于人民的作家诗人，然而他们的作品穿越了地域空间和历史时光，闪耀成世界文学的宝典。
　　就说贾浅浅的诗《我的娘》，哪里能挨得上“肮脏恶心的垃圾文字”。贾浅浅描写了日常生活的一个断面，她的两个幼小孩儿在外面随地小便，而且是尿在人家的办公室门口，通过带孩子的阿姨之口发出“我的娘”的无奈一叹，表达“这两个孩子，怎么能这样呢”的意味。听到阿姨对撒尿场面惊叫了一声“我的娘”，其中一个幼孩儿边撒尿边对阿姨说，“你的两个娘（她们俩）都尿了”，意思是要“赞扬”要“责怪”的话两个人都有份。在此我不得不反问一下，这首纯属天真童趣内容的生活化小诗肮脏在哪里，恶心在哪里，又垃圾在哪里，简直是逼人无语。难道要把它写成：阿姨批评两个孩子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以后不能随地大小便，更不能在人家办公室门口撒尿。记着啊，要做讲文明的好孩子。如果写成这样，那还叫诗吗，那才是诗中的废话口水，才会让读者感到智商情商受辱的恶心。
　　陈腐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式的价值问寻，属于幼小学童的课文读后感，“对还是不对？好人还是坏人？有什么意义？”的判决式思维，老早被系统发展的文学理论丢弃在了特殊年代的故纸堆中。对于贾浅浅狭隘偏执的所谓文学批评，是小农意识下的道德观对都市现代性写作的完全不理解和不接受，网暴贾浅浅的行为与文学无关，属于阿Q式俗世文化心理的寻机肆虐。
　　
　　2、贾浅浅的诗属于都市情状的现代性写作
　　
　　身为一位准80后的青年诗人，贾浅浅生长在西北都市，沐浴在工业化、数字信息化时代的当代文明中，她从事现代诗写作必然遵从当代通识诗学的审美指向，而不是模仿追随泛文化的文学批评所依据的教科书中的常识性古诗名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诗和近现代科技文化一样都是从西方社会移植而来，否则会有马克思主义和如今的现代诗吗。据悉，贾浅浅喜欢加拿大古典学者、博学深刻的女诗人安妮·卡森的诗，比如那首断句如同断崖的象征意味十足的长诗《玻璃随笔》，蕴含了巨大的人性张力和思想智慧。贾浅浅的这份诗歌选择和认定，反映自己的某些诗学倾向，而她在自己的写作中，还是以当代中国现代诗本位的日常性和心理感受、生命意识为基础，进行着都市情状的现代性呈现。
　　我读过贾浅浅常规写作的不少诗作包括近期诗作，例如2020年11月19日西北大学创意写作中心公众号发布的《朱鹮》《树》《凝望》《眉间尺篇》《风吹过时间的河流》《致那些曾经流亡西伯利亚的诗人》《白居易》《木槿花》，发表于2022年第3期《钟山》等期刊上的《雨》《梧桐畈之夜》等诗作，以及《J先生的第三世》《春天》《房间》。贾浅浅常以口语入诗，或者常以书面语和口语交叉写诗，她的J先生（贾平凹）系列和Z小姐系列的成组诗作便是如此，前者是特殊身份的读者对于贾平凹及其作品的走心解读，后者是自我意识中的女性生态的体察。从诗学和语言学上观察，这些诗作意象活跃，语义关联，明喻隐喻交替，所指能指交错，切乎个性的生活，超乎现实与泛泛经验，虚拟或想像都是心音流出，自由而有节制，率性而有自觉。尤其J先生写得活，写得真，写得幻，写得脱俗与卑微交织，写得灵犀闪动，不受俗理俗情限制，意境超然。在这里还是贴诗置评，阅读试析一下她的三首诗。
　　
　　《树》
　　
　　它把看不见的黑暗
　　变幻出纷繁的形状，绚丽的色彩
　　但有时，黑暗里的魔鬼
　　总是爬到它的枝条上
　　摇落所有的叶子
　　
　　裸露着的光明
　　牢牢握在每片树叶手里
　　晃动，或者消失，它都保持着
　　罕见的沉默，不与风暴讨论得失
　　不与火焰谈论生死
　　
　　这是象征主义手法的隐喻作品。树，象征生命；黑暗与光明象征生活。树的形态，来自深埋于泥土之下的黑暗中的树根，它枝叶纷繁，色彩绚丽；但是反生命的黑暗因素——风暴、寒冷、人为伤害，自身的虫害、枯衰，都可能摇落一棵树的所有叶子。然而每一片生命单元的叶子，握住光明的抗生素和营养，在残酷环境的默默抗争中晃动或消失，不理会什么风刮火烧，隐喻着矛盾的生死规律和自觉态度。
　　
　　《J先生的第三世》（J先生系列之一）
　　
　　J先生总说人活两世
　　白天一世，夜晚做梦一世
　　他忘了自己写书
　　其实活了三世
　　
　　第一世里他是河床里的
　　沙子，渴死的水
　　第二世里他是一阵白雨
　　快速落下，不淋湿衣服
　　到了第三世
　　他攒下所有人的沙子和白雨
　　把它捏成一只埙
　　吹给风听
　　
　　这是口语类的叙事诗，叙述J先生的人生轮转，白天、黑夜和写作，白天的一世是凡常生活，如河床里的水和沙子，在时光中流淌、沉积、滚动、干涸，夜晚的一世在酝酿梦境，快速淋雨向世间；昼夜交替间的第三世是造化，用沙子和雨捏成一只埙，吹给人世的风。其中最陌生化的词语是“渴死的水”和“白雨”，前者是超想象的“病词”，后者是想象的“异词”，两者都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因而是诗人创造的物象，生命的符号，诗的意象。贾浅浅的这首诗，挤尽了口语诗中的泛滥口水，否定着找不到艺术语言、在叙述中强行注水的伪口语诗，为采用一般社交语言、不乏形象思维、以语感语义取胜的口语诗正名。
　　
　　《春天》（Z小姐系列之一）
　　
　　那年春天，北京的风里
　　有刚焯水出锅荠菜的味道
　　
　　Z小姐想念妈妈的那双手
　　她的马尾在黑色皮衣上奔跑
　　
　　像风一吹就从枝头
　　落下的玉兰花瓣，她再也不做
　　小心翼翼踩着窄窄的楼梯
　　却怎么也走不到尽头的梦
　　
　　Z小姐在街心花园学喜鹊蹦跳
　　她笑起来，想象嘴里叼着购房合同
　　栖居在窗户反光的十一楼
　　
　　她还穿着妈妈来看她时
　　买的白球鞋，吃着路边摊的馄饨
　　
　　有什么关系呢，她喜欢这个城市
　　喜欢背着自己做的布包
　　攒很久的钱去看一场话剧
　　
　　然后，在夜色中十指交叉
　　对着一棵再也不能发芽的枯树
　　泪流满面
　　
　　这还是日常生活类写作，语言跳跃、情绪晴朗饱满，意象鲜活，以若干相关联的断面组合成叙事结构，完全与“诗歌变态、污秽、猥琐、平庸”和“肮脏恶心的垃圾文字”相反，尽显诗意内涵，搏动着生活的温馨和生命的善良。这三首诗歌文本都是纯粹的语言艺术创作，质朴畅达，轻松幽默，意趣盎然，完全符合太平社会的自在生活状态，即使晒出一些精神深处的背光感受和疼痛，也没有任何违和之处。如果由诗作论及诗人，我认为贾浅浅的灵气很足，写诗的天赋很高，把诗意放在历史维度中穿插和当下时空里伸展，传统文化气息和现代人文精神互相浸透，构成为暗含问题意识和一些悟道性质的诗学样本。尽管她可能存在着履历、经验与视野的局限，但是绝不浅薄，绝不流俗，具有显然的一些诗性、真性和语言性。当然，诗中的语言还可打磨，磨到字词。口语诗写成这样，或者说她运用口语叙述方式，写出意象纷纭贴切的日常生活，已经相当了不起，是为汉语口语诗增添荣誉。
　　罗丹的雕塑《老娼妇》，里尔克的黑暗意念的写作，明清话本小说对于俗世生活的丑恶呈现和性描写，均无艺术审美和文学创造的任何不可，中外文学经典《金瓶梅》和《恶之花》更是反僵化道统、反口头道德的楷模，而《恶之花》的价值还在于为人类诗学发展中的象征主义立碑。如果离开审美层面停留在俗世的耳目层面，那么他们的作品比贾浅浅的诗“肮脏恶心”多了。为什么某种社会性的文化批评者对中外经典的富矿视而不见或偏观偏谈，总是用感觉和经验层面的泛文化观点、而不是客观的理论观点来论证文学，只顾表达主观的情绪、好恶呢，我想要么是在文学理论上不够专业无法成文，要么是利用泛文化（包含社会生活规则、时政观念、世俗成见、道德戒律范畴）的观点，来跨界刺激社会受众的神经，达到吸引眼球、聚集流量的目的，以为这就是文学批评的成功。
　　毛泽东写过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来批讽苏联修正主义，收入当年的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在语文老师的讲解下我对此印象如刻，“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尽管彼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也会私下表示对“不须放屁”入词的疑惑不解，但是我至今认为，这首词的幽默辛辣、朴质文采在冷战世界的领袖人物中无人能匹，用满当当的炮火味儿、烟火味儿道出了藐视霸权的时政风云。想必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者闻言这首词时，断不会梗着脖子谈出半条的道德意见去搅拨民意，相反肯定一致热赞“不须放屁！”的形象生动。
　　文学是一门科学，高级的社会科学，诗学更是如此，就像自然科学的数论和理论物理一样，其价值判断和评论肯定需要在专业的行内进行，如果不加知识普及的衬托就把业内的学科问题的是非争论，带着情绪的油料引火向社会大众，只会在消遣娱乐层面异变燃烧出烟光和岩浆，却不能冶炼出一克的真金和钢料，只能毁伤社会面的学科常识和审美常识。
　　贾浅浅涉及生理气息和现象的两首诗《日记独白》和《观后感》，也被泛文化的批评者误解断论为：以“性”为噱头博取眼球，荒唐怪异的性描写，改变不了其诗歌满纸荷尔蒙的品位堪忧的性质。
　　《日记独白》：迎面走来一对男女/手挽着手/女的甜蜜地把头靠在/那男人的肩上/但是裙子下/两腿间流出来的东西/和那男人内裤的气味/深深地混淆在一起——《日记独白》
　　《观后感》：深夜/和老公各卧沙发一端/看纪录片《川菜的品格》/在图片与文字/视觉和声觉/不断诱惑下/空旷的客厅/此起彼伏地传来/我俩吞咽口水的声音/此时我的胃/像一个巨大的章鱼/肆无忌惮地/伸出触角/在体内横冲直撞/它喷射的一团黑色墨汁/遮蔽了体内所有的感官。
　　这两首诗描写都市男女的日常情状，那种“裙子下/两腿间流出来的东西”，那种和老公在客厅沙发中“吞咽口水的声音”，既没有文学题材和表现的小错误，也没有反时政、反现实、反道德的大问题，而且一点都不荒诞怪异，这无非是借饮食男女的生活断面，以一种角度方式和意识意象的流动，来体现一下年轻身体的荷尔蒙散发和自然而然的性爱。由此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上海滩作家张爱玲和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前者小说中透出皮肤的物欲情欲装扮欲的俗腻漫溢，饱含着她细摩处境的生命之床上的“内裤气味”，堪称一种繁绮的女性文体品质；后者的诗作中满是抑郁、病房、残尸、毒品、疯癫、虐待、黑暗、魔鬼和死亡之类的阴冷词汇，她把慕男狂式的性欲望直接宣泄成诗句“在体内横冲直撞”，成为她高超诗歌艺术中对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的组成元素，她燃烧生命形成的简洁赤诚、自然流畅、意象生动的文本整体，被竖立为英美女性主义文学的碑石。
　　食色性也，时时活跃在现实生活中，这是生命和人性最根本的一种状况，谁能灭人欲、灭性欲，古代文学经典没有灭，现代文学更不会灭，谁都灭不了。“护私忌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者，古往今来在我们的社会里比比皆是，从来就没有在各种文学批评中胜出过。如果谁规定文学艺术不能涉及性意识，不能描写性欲性行为，那就和小说《巴黎圣母院》里那个因性饥渴而精神失衡的伪道士神父一样了，无端嫉恨一位吉普赛美女委身于别的男人，又恨不能让她委身在自己的黑袍之内。鲁迅在杂文《小杂感》中写道，“创作总根于爱……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接着尖刻地批判了国民性，“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我觉得鲁迅的这一番泛文化批评，从头到尾戳穿了“护私忌性”的文学伪道士的脊椎骨。
　　我基本同意北师大教授、文学评论家张清华为贾浅浅诗集《第一百个夜晚》所写序文的带有勉励性的评判，“如此清脆而不同流俗，有某种自来通灵的气质。……她成功地避开了‘女性主义’或‘女人主义’的诸种窠臼，没有重蹈那些易于过剩的老套——不论是传统的柔弱还是现代的放纵，而是以自然和平等的审度，弥合了冲突性或创伤性的两性鸿沟，回避了一个长久以来缠绕女性写作的二元对立困局。……她的诗给了我太多思维的新鲜感与词语的绵延力，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耳边萦绕、回旋。……样貌丰富、视角多变、有成形风格的格局。”说准了贾浅浅诗作的自然脱俗，灵性幻动，不以女性意识划沟壑的文本自觉。
　　《文心雕龙》点透了诗（《诗经》）与辞章（汉赋）的区别，“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所谓的诗为情造文，用发展的文学理论观点解读，便是为自身的真性情真思想而写作，所谓的赋为文造情，多是主题先行，从非文学的背景和目的作考量来煽情写作。贾浅浅的诗作，不仅属于为情造文，还具有为都市生活提炼日常情状的纯语言艺术价值，是不沾农业主义性质的现代性的都市写作。
　　互联网时代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常常出离某项基础的文化专业知识，随意动用不同的社会知识作为论点和手段，这也许适用于大众文化范畴或业余文化生活中的批评对象，而应用于专业性很强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时，常常偏向于探究相关事物的外溢现象而非内在事理。因此，就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来讲，如果批评者的文化知识不够真、不够厚、不够系统、不够先进，不能连通现代世界观中的智慧海洋，就会患上文化营养不良症，义气之下裹挟一般社会受众的时政观、现实观、道德观，去集体恶批、网暴看不顺眼的作家诗人。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网暴到贾浅浅的身上，往往就是些蹭热时评或碎片意见，其动机未必在于文学，批评对象未必在于文本，而在于利及自身的流量集聚的网红效应。这样的文学批评只能是泛泛而谈、误打误撞，肯定会偏差出错，不仅损害文学大义，还破坏文学创造规律中的专业性、学术性，结果是愚化民智、误导社会舆论，形成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反社会价值，暴露其玩弄文学的低级红的愚顽衬底。
　　有一古代文坛典故，说的是苏轼被贬至江畔黄州挂了个副使虚名，居于府衙外的东山之坡舞文弄墨、修身养性，自称为东坡居士，自感悟透沧桑欲念已是心如静流，便为江南的好友佛印禅师写了一首偈语式的颂诗也可以说是自美诗，差书童过江赠给禅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本以为能碰出禅师的心灵火花讨得激赏，岂料禅师在诗笺上批了“放屁”两字由书童带回。苏东坡怒情难抑，过江去找禅师问责，禅师笑答：既然东坡居士“八风吹不动”，为何因为我的“一屁”就蹦过江来呢。苏轼顿醒，愧而退回。身为云门宗僧的佛印禅师的“放屁”批语，让苏东坡狠狠地恶心了一下，属于典型的泛文化批评而非文学理论批评，如果滥用到学科建设和理论话语相当精细的当下，由跟风取乐的社会受众一起对文学作品乱“骂娘”乱“放屁”，那肯定成不了文学“佳话”而定然是有辱社会斯文。
　　
　　三、剖析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的文学观
　　
　　对基本的文化概念及其与批评合成的关系，需要作一下非原理性的简明的思考辨识。社会性的事物，未必具有通常的文化性，例如单纯的动物行为、植物生长和自然灾害；往往还具有反文化性，比如侵略弱小、杀人放火和各种倒行逆施。泛文化，指向人类生活的一切内容和形式，具有诸多事物间的广泛关联性，也可能不反映事物存在的本质性。社会性的泛文化，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念性反映，含着面广量大的民意基础，具有繁复零碎、注重实利、追随舆情的易变特征。社会性批评可能与通常的文化有关，却完全可以与文学无关。泛文化批评，可以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一切内容和形式包括文学，需要某种学科方向的专业文化基础作主要支撑。而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也经常涉及文学，一般表现为对文学有所关注、涉及和引例，趋向于泛泛而论。泛文化的文学批评，无疑需要在某种专业文化的基础上富于文学基本知识，比如在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学基本知识，对作家及其作品进行历史文化角度的文学批评。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通常以社会现实的思想立场为基准，以泛文化的观念知识介入文学，可以有助于、扩大于文学解读；也可能与文学本质不沾边，缺少严密的思想逻辑，反过来恶俗反动地对文学起着破坏作用。
　　
　　1、当代文学的若干主义及纳入批评的样态
　　
　　文学是敏感而韧性的富于形式的精神存在，断不能把俗世社会的为人处事的避害利己道理等同于文学认知，强加给作家与作品；否则的话，就可能会挟各种理由的天子以令诸侯，强词夺理，本末倒置，误解损害作家与作品，从而颠覆文学价值，成为特定的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惯用玩耍、无知、蛮横或歹性来误导侮慢文学。在一次文学会议上，文学评论家汪政谈到唯农业主义写作现象时说，一味的农村题材未必应该是当下文学的主导，自古以来都市文明都是社会价值的主流，即使写作农村题材也应该采用现代性的观念和方法，文学写作追求与农业道德标准不是一回事，民间说做人要老老实实，而文学写作可不能如此，需要想象性的文本创造，必须标新立异形成自我风格。听听此言，某种泛文化的文学批评者和跟风的社会受众，对那些恶批莫言、网暴贾浅浅的偏差错误，不知是否能增加一些反省。
　　农业主义是社会存在和历史文化概念，在西方世界是自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开放性历史阶段，在本土则是基因遗传式的一贯封闭保守的生活方式，而绝非那种自由自主的田园牧歌。农业主义文学，一般都具有现实主义的实用描摹性质，与农村题材、乡土寻根内容的存在性质划不上等号，它们在生活方式中深植着与民主自由属性不同的家国君臣旧观念，或者持守着时政正确、现实正确和道德正确外加带框架的“真善美”原则，即使运用了一些独到的艺术角度和言语叙事手法，本质上还是适应时代类的农业现实主义。
　　在当代文学史的大半个世纪中，纳入文学批评体系的作家、作品有多种样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便是传统的农业现实主义；路遥的《平凡世界》、高晓声的《陈焕生进城》、赵本夫的《卖驴》等等，在精神思想上属于开放的时代印记下的农业现实主义。与此不同的是，还有沈从文的湘西风情小说，孙犁的荷花淀派小说，贾平凹的西北风情小说，他们也都是写的农村题材，在题旨意蕴上大体接近乡土自然主义和寻根人文主义。余华、苏童、毕飞宇、阎连科等当下作家，都有不同的文学主义、思想方法下的风格表现，按照个人理解举例来说，余华的小说是现实的虚幻主义，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作品，呈显了现实的虚幻，生不如死的残酷与被残酷人性，生存处境紧张，不适应；苏童的小说是虚幻的现实主义，如枫杨树系列、红粉系列、香椿树街系列、《黄雀记》等，叙事语境是虚幻的现实，生存状态困惑，适应。
　　莫言的小说基本属于农村题材、乡土寻根内容，《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食草家族》和《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等，却都不是农业主义作品，而是当代文明和文化思想下的现代主义写作，同时在语言语体特质和文本文体风格上极具排他性，方式方法上则是反叛传统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和魔幻现实主义。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主义其实都是为增强表现力而又能充分表现的写作策略，包裹着“现代主义装备和精神力量”下的直接现实主义，即不戴变焦镜和美颜功能的无条件的现实主义。“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观点，指向民族的先进性事物而非一切东西，莫言的文学的确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份代表性存在，因为那是民族文化创造中的精粹组成。
　　我们屡屡谴责美国把经济、防疫等问题政治化，即把贸易和科学等问题政治化，这方面确实暴露了美国意识形态中的国家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又习惯于选择性的置若罔闻，好莱坞电影屡屡以白宫为题材，直接描绘黑恶势力渗透、攻占白宫的故事情节，什么总统掩盖丑闻、被绑架凌辱，副总统背叛政府，第一夫人与护卫特工搞私情等等桥段应有尽有，体现了美国文艺创作生产的宽松自由。影片主创人员不会因此受到美国官方的处理和社会性的网暴，现实中的政府和总统形象不会因此而坍塌。好莱坞电影的艺术水平和票房价值，百年来雄踞世界是不争的事实，全世界的电影业有史以来都在学习借鉴好莱坞。文学与一般的电影艺术相通，其内容可以反映政治因素，却不能等同于政治。莫言小说的非时政、非现实、非道德的文化超越价值，贾浅浅诗作对都市生活的现代性体验和纯语言艺术构建，不是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观点所能包容的，后者只适合做无区别社会热点的泛泛时评。
　　按最苛刻的体制式标准，文艺创作和评论在大时政、大现实、大道德的基础上，还要讲一点学术、学理，客观批评，褒长批短，抑恶扬善，不能搞真正不道德的恶批和网暴。莫言的作品载入了人类文学史，虽至峰顶照样可以进行客观的研究批评。任何不着调的、偷梁换柱的、别有用心的恶批，非但不能探究文学真理反而会混淆是非，埋珠于目。贾浅浅的文学之路还有很长，以她现有的创作水平无需依仗“文二代”背景，只要坚持写下去可以取得应有的成就。在我们的现实中，必须要净化文化土壤、改善文学生态，让恶批者戒，网暴者歇，从而唤醒社会受众的审美觉悟。
　　我对民间和草根的文学写作和批评意见向来尊重，其中有一些比所谓学院派更为专业精粹、富于创造性的学术价值，我也从来都尊重历史悠久的学院文学体系，但是对本土的学院派文学及学院派理论从不恭维，对于比比皆是从学院出来的毫无文学感觉见识的“吊书袋或知识点拼贴员”，更是一眼望穿其想得到说得到下手做不到的能力根底，哀其只会搬弄学术词汇的虚弱不堪。在2021年初北京举办的诗人吉狄马加诗集《火焰上的辩词》首发式上，我提交了一段书面发言：“在咱们这个不同于有着悠久历史的西方学院派的，文化心理明显存在病态、学理合法性与学术道德存疑的初级学院体制的价值坐标之上，有一些代表当代中国诗歌根基和理想的大诗人……”这段书面文字，表明了我对文学的认识判断，与本土那些学院和民间的根系都没有直接关系，吉狄马加既非学院派也非民间诗人，我对文学唯看重文本品质——语言、语体和文本、文体的结构性创造，同时尊重莫言、吉狄马加这些写作者身上的文化真性。
　　
　　2、文学批评反思和民族的世界文学写作
　　
　　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学科建设未成体系的不健全时代，泛文化的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通适的方式方法，现当代文艺理论家鲁迅、胡风、郭沫若等文化大家，常以之为文学论战武器，批评不同价值观和作品形式的目标，就像前者批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则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常规战略，毛泽东、周扬、姚文元等政治人物常以此来评判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前者评说《水浒传》道，“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后者则利用前者的评说意见，组织开展全民性的《水浒传》讨论，批判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而在世界文明互相开通的当下本土，文学理论批评的学科建设已经融为人类共享的学术体系，如果不采用理性客观的文学理论批评，而是用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来观照作家、作品和现象，那么无论批评者是官方的、民间的、草根的，都应该有个前提，具有社会公义担当和文化真知良知，并且必须懂得文学常识及其基本规律。否则的话，面向社会受众而非文学领域的批评者，就可能按照吃饭穿衣的个人需要和情绪喜好，把火气、怨气、戾气裹进对作家和作品的意见，肯定会扰乱危害文学的发展环境、污染败坏社会的道德风气。
　　文学需要学术批评，学院需要土壤地气。文学批评需要放眼世界，更要关注我们民族的那些世界性文学写作。学院派的文学批评，类似于秀才，靠的是学识体系和论理价值引领，运用文学、诗学、美学、语言学的基础理论甚或是前沿学术观点，来论述评价文学，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类似于兵，靠的是包括部分文学常识在内的十八般兵器，抓住什么家伙抄起来就抡打过去。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问题不仅在于秀才善文求真理、兵尚武求毙敌，还在于秀才的文理与兵的武理不在一个维度甚至不在一个坐标空间。
　　学院派作家和批评家可以到民间田野去感知写作现场，以作品成色和理性知识显示权威，民间派的作家和批评家可以到学院讲坛上，以文本品质和实践经验显示能耐，而不应该形同水火、势不两立，除了彼此藐视从不在共通的维度坐标上进行有效对话。如果学院派没有真知权威，民间派没有文本品质，那么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者，就无法从本土的所谓学院派和民间派那里汲取参考意见，加之他们拒绝本土以外的现代文学理论，只会涂上极端的民族主义色彩，以民族情绪、道德情绪先来权衡自我利害关系，再对文学作自我感觉如何的蹭热时评，甚至就是起哄胡闹、臆测妄评，与民族的世界文学的主流背道而驰。他们的文学观，常常便是时政观、现实观和道德观的综合体，便是俗世生活的为人处事的避害利己标准。恶批文学大师莫言，网暴文坛女生贾浅浅，都是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批评行为中的文学乱能和负能，是对文学高峰建设、文学基础建设的喝倒彩、拆根基，是“望人穷、坏人事、出人丑”的恶俗文化中的封建糟粕，随着社会受众的文化素养提升、文学知识增长和审美兴趣增强，人们会渐渐辨清这些文学荼毒，尊重和接受理性客观的文学批评，消除那些误解误判文学的乱能和负能。
重申一遍，莫言的小说和贾浅浅的诗，都属于非时政、非现实、非道德的文学作品，是基于生存境况和生命本真的纯文学构建，而不是反时政、反现实、反道德的那一类文学形态。这里还需要指出，莫言不是时代派、民间派、学院派的作家，也不是选择性描摹的现实主义作家，而是运用魔幻（神幻）思想和方式将写作皈依于事物本源本性的作家，具有无条件的直接的“现实主义”特质，就像他的小说《生死疲劳》和《蛙》，以开一代风气的汉语艺术叙事，把生活、祸福、理想、阴阳矛盾的人鬼动物交互的神幻轮回，植入无区别的人类命运，属于民族的世界性文学写作。
理性客观的切入文本组织的文学理论批评，如果处于缺位、错位和失语、弱语的状态，就给了泛文化批评的自由市场，常会把时政、现实、道德和社会事物无度地捆绑在一起，把文学引入唯民族主义的向度。某种社会性的文学批评与社会受众的观点容易吻合，跟时政、重现实、讲道德，常会把文学带入反文学的是非主义向度。在激活人性力量的文艺复兴之后，文化大师伏尔泰进一步启蒙了人类的思想、文学、美学和哲学，他的一则美学观点值得细味，“精确的审美趣味在于能在许多毛病中发现出一点美，和在许多美点中发现出一点毛病的那种敏捷的感觉 。”美和毛病是共生的，再美的文学作品也会有瑕疵。
　　文学批评不是法律判决，只是对作家、作品的审美行为和解读方式，只要是以学理性为基准的文学批评，完全可以对准文坛女生贾浅浅和文学大师莫言展开，比如批评贾浅浅某些作品构思的不成熟，语言艺术的欠打磨，意象组织的散点化等等，比如批评莫言某些作品结构上的错杂难解，文本语言的粗糙感等等。泛文化的文学批评和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可以作为文学批评方式的一种补充性存在，但是这些批评者应谨慎而为，防止堕落成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者，心胸狭窄、脱离本质去捕捉现象，凭一己利益作奉迎，以个人喜好作棒杀，然后强迫文坛拿正眼看他们，看重他们无论对错的意见不然就给予猛烈攻击。东北亚一侧的那半边的世袭半岛，强对美国不断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并不是要击败后者，是要让后者的眼里有他们，与他们友好交往，名正言顺地帮助他们发家致富。恶批莫言，网暴贾浅浅，类似于蹿进文学的恐怖主义行为，把荼毒喷向文学，把文学往反文学的歪路邪道上引。缺乏品行规矩的某种社会性的泛文化的文学批评者，要么改良归正遵从文学审美原则，要么自生自灭，否则不可能融进文学价值评判的公道力量和主流能量。
　　爱国、爱民族，从来都不是惺惺作态的嘴头功夫，而是要以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性赤诚，做出个体生存需要以外的物质精神贡献。中国当代文学有以莫言等一批高峰作家为代表的民族贡献者，必将勇毅前行创造文学世界的永恒。
　　
　　2022年12月中旬完稿于南京秦淮新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