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树宏/我与“文人官员”
记得2004年初，《羊城晚报》“花地”会同广东省作家协会曾在珠海举办过一次小型的文化沙龙，主题是讨论为政与为文的关系，参加者有包括时任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现任羊城晚报总编辑张宇航等在内的近10个既是“官员”又是文人的朋友。后来，“花地”根据大家的发言出了一期《一半是官员，一半是文人》的专版，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也幸运地在这次沙龙的邀请之列，也就是说，本人竟然也成为了“文人官员”中的一员了。开头自己还诚惶诚恐的，后来不知怎样就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个称呼。客观地说，自己是一个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大小都是一个行政官员，又喜欢写一些东西，出了几本书，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然也算是一个文人。何况，“文人官员”完全是一种中性的说法，既无褒义，也无贬义，没有什么好顾虑的。有了这种想法后，心里也就坦然多了。
这为文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份美差。说是“差”，其实也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自懂事起，除了老师布置的作文外，从来都没有谁强迫过自己要写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自己心甘情愿地“自投罗网”，而且一直乐此不疲呢？无非有四：懂事后受了父亲的影响，上学后受了书本的影响，“文革”后受了出身的影响，工作后受了责任的影响。
回想三十年前，年轻气盛，见识短浅，写了、发了几篇东西，就以为自己了不起，曾狂妄地说过“春华正茂求佳卷，年衰亦望卷成章”。但近几年来，却越写越觉得自己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比自己水平高的人多的是呢。怪不得妻子说我好象越来越近乎“知天命”了。对自己的评价，我一直还是比较客观的，既不会让人吹得飘飘然，以为自己真的水平很高，也不会被一些反面意见吓得戚戚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给自己的作品的总体评价是，并非“上品”―-其实也有极少数上品，也决非“下品”―-其实也有极少数下品，大多数中不溜秋而已。然而自以为有两点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是长期以来的坚持不懈，二是这些东西确实都是自己的“干货”。说实话，这两点连我自己也为自己感动呢。
平时，有不少人知道自己能写一点东西后，总会说几句“佩服、佩服”之类的话，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心话。这个时候我也总会调侃地说,以前读书太少，现在还要继续学习，还要继续交作业。实际上也是这样。我1964年读小学，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小学只正正式式读了三年。中学四年中，好不容易“教育回潮”读了两年，又因为政治运动冲击而成天搞劳动去了。恢复高考后，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后倒是认认真真读了三年，但读的也是刚从中专改为大专的师范专科学校，质量如何可想而知。许多东西，都是大学毕业后自己逼着自己学的。
我写的东西比较杂，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也写了少量的小说、散文、杂文、评论。从1984年调连平县委办公室开始，尤其是1998年初调珠海市委办公室后，就对社科和经济类的研究与写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直到1995年在珠海市体改委任职、1999年担任珠海市香洲区委书记，无论是诗歌，还是社科、经济文体的写作，都进入了一个高潮。曾经有不少人觉得这里面有两个矛盾，一是时间上怎样调整自己，二是几种完全不同的文体如何融合。在我看来，时间问题很简单，只要你真的把写作当作自己的一种志趣，再忙也会挤得出时间来的。这与一个人喜欢钓鱼、打乒乓，或者是喜欢摄影、写字画画并无二致。我的写作，就几乎全用的是业余时间和休息时间。前几年做区委书记的时候，工作可真是够繁忙够辛苦的，但我还是坚持结合工作实际写了十几万字，还出了一本诗集呢。至于文体问题，其实也并不复杂：无论是文学，还是社科，或是经济，就其之“质”而言，说到底还不同样是一种文化吗？可见他们都是彼此相通的。
这里想交代一下自己从政从文的一些因由。记得1984年做中学教师的时候，我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封信给刚上任的县委书记，信中附了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学作品，要求调到县文化馆去搞创作。当时是由一个朋友用自行车带着去拜见这位还没有谋过面的书记，唯一的见面礼――一只西瓜还是那位朋友掏钱买的呢。没想到见面后书记却让我去县委办公室工作，更没想到从此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其实到目前为止，自己都从没有刻意去求官，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除了一直坚持老老实实做人、全心全意做事之外，更重要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单位，自己都碰到了许多很好的领导、很好的同事、很好的朋友，这确实是自己的运气！至于从文，应该说还是比较“刻意”的。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有了做一个文学家的梦想，也开始涂鸦一些东西，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的变迁，文学创作逐步演变成了自己一种重要的业余爱好。而今，虽然没有当成专业的作家，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坚持不懈，辛勤的耕耘还是获得了相应的回报――毕竟从2001年开始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了嘛。经济论文和社科论文的写作，却是自己所从事的行政工作的一种衍生物。我做人、做事的一个原则是，做一行，就要爱一行、尽可能地精一行，这就逼着自己要去学习、去钻研。也就是这样，逐步形成了喜欢琢磨并把所琢磨的东西写出来、并且还喜欢发表出来的习惯―-还可以一举两得赚一点儿稿费呢。但是因为自己并不是这些方面的专业出身，又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是很高深的理论文章。然而，由于紧密结合了自己的工作实际，就操作层面来说，对自己的工作实践，对同事们的工作实践，应该说还是有而且客观上也是已经产生了相当裨益的。其中有一些文章对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工作研究和实践，也同样发挥了一定的参考价值，甚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写作本来是一件很私人化的事情，它跟人们所有的各种业余爱好其实是一样的。作家大多都是“单干户”、“个体户”，如果他的写作不涉及到现实中具体的人和事的话，就基本上跟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然而在目前的中国政界，对于一位“行政官员”来说，写作不仅是一份苦差事，而且还很容易让人误解，给人评头品足，甚至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我自己也不时地会感觉到一种看不见的压力和一种说不出的氛围。比如有人说你是不务正业了、“搏出位”了、“捞过界”了；最多的是说你适合去做宣传部长啦、应该去当文化局长啦――这种说法跟一个人业余爱好运动、喜欢打球就说让他去做运动员，跟一个人擅长唱歌、喜欢听音乐就说让他去当演员一样的滑稽可笑。其实，宣传文化工作并不比其他工作好做，从一定意义上讲甚至要求还更高呢。近几年来，也曾经有过一些人善意地提醒过我少点儿写东西为好――心里深知这是他们一份坦荡而真诚的关爱。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大多都是我最尊重的长辈和朋友。但是，我却无论怎么样都改不了，其实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上了瘾、着了魔似的爱好和志趣。在我看来，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官文一体的，并一直以文人从政、官员做文为美谈，很多时候，能否做到官文融合还成为一种约定熟成的对官员的评价标准。而今，最早由中国推行的文官制度，早已被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学习借鉴并加以改造而运用得出神入化，更已经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管治国家的共同的制度和价值取向。为什么这种本来就不是问题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反倒成了一个解不开结的问题了呢？为什么这些年反倒出现了对官员从文的那种不正常、不健康的氛围了呢？真是咄咄怪事，真是可悲可叹！今天，应该是到了我们好好检讨反思、尽快拨乱反正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