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写过“潇湘四友”
刘鸿伏的《潇湘四友》，出手不凡。谢午恒、周艺文与我，叹为观止。再“如法炮制”，有东施效颦之嫌。
但，也有斗胆的。李白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刘鸿伏不是崔颢，我更不是李白。我想起10年前有过类似的笔墨，也就搜集一下，添添兴。就当“过去时”看吧。
10年后， 除了艺文在岗，三人均已退休。其实，诗书画与友情始终处于“不退不休”的状态。
《午恒的翅膀》
午恒姓谢，谢午恒。如果陌生的朋友打电话问谢午恒，这几个字如何写，谢午恒完全可以这样回答：“谢是谢午恒的谢，午是谢午恒的午，恒是谢午恒的恒。”不要多问，就这么简单。
其实，午恒就是一个简单的人，简单的诗人，简单的书法家。为人低调，连声音也低调。说话慢条斯理。这种慢条斯理是那种让人受得了的慢条斯理，这种慢条斯理是那种让人喜欢的慢条斯理。午恒的慢条斯理，显示出成熟的从容。而这种从容又显示在他的诗歌作品，他的书法作品之中。
午恒是我1984年大学毕业，分到湖南日报工作认识的第一位诗人。那时的午恒，还在望城县委宣传部，典型的新闻干事。那时的午恒，不弄书法。我与他的共同爱好是写诗，熬夜，喝散装啤酒，吃臭豆腐与花生米。我很喜欢他谦和的性格。所以，不住宽亮的招待所，宁愿拥挤在一张床上，当了蜗居里的蜗牛。这两个蜗牛是相当诗意的、浪漫的，也是野蛮的。
我一直记得午恒的一句诗。“你为何将忧伤唱得如此美丽，又为何将美丽唱得如此忧伤?”外表朴实的午恒，有一颗敏感的心。那些年，我往望城跑得最多。因为午恒在那里，因为友情在那里。
后来，午恒也进省城了。后来，午恒也出诗集了。后来的后来，午恒舞文弄墨了。这让我吃惊。出色的诗人，钟情于一方宣纸。我跟午恒开玩笑说：“我也要练书法了。你们一个一个全面了，忍心看着我不全面吗?”
其实，我对书法的鉴赏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完全是门外汉。门外汉也有门外汉的好处。我不谈书法，谈点别的。
午恒练书法，瞒着我。我以为他还把诗歌泡在酒坛里。如今，眼下，目前，他要弄一个“一枝一叶总关情”书法展了。想瞒也瞒不住。相当多的文朋诗友以各种形式祝贺着。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就弄这么一点不诗意的文字“糊弄”他。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午恒不会介意的。
我很想把午恒呼为“鸟人”。因为他长了两只翅膀。一只诗歌，一只书法。我更想从“鸟人”这两个字开始，练习书法。不知午恒能不能手把手地教我，先写好“鸟人”，再写好“人鸟”。
2014年9月11日
《“文艺青年”周艺文》
首先，我要提醒40岁以上的文艺爱好者，不要随便去见周艺文，也不要随便参观他的照片。
不是他架子大，会赶你出门。不是他没有银毫子，请不起这个客。不是他“缺斤短两”，见不得人。不是他会传染你什么，害你一辈子。
是什么原因呢?是人越长越回去了，也就是越来越年轻。四十大几的人，像个三十出头的满哥。一个地地道道的“文艺青年”。你如果随便见了他，会恨自己不争气，会恨自己长得比年龄还要大，搞得自己越来越不自信。
人不能随便见。但他的诗，是可以随便读的。他的画，是可以随便品的。他的字，是可以随便瞧的。一个诗人，一个文人，摇身一变，成了书画家。这过程，也只有二三十年。
你不能随便见艺文，我却可以。因为我不怕人家说我老，不怕人家说我跟艺文比像两代人，更不怕老婆说我是糖油粑粑。什么都不怕的人，还怕见“文艺青年”?
其实，20多年前，我就见过。不仅见过，而且有几十次。不仅几十次，而且还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碗装点米酒，你一口我一口。不仅你一口我一口，而且把脑壳拼到一块写诗。不仅写诗，而且还指点江山、指点湘江以及渔场。
那时，艺文就在湘湖渔场。长沙郊区的郊区，湖边上两间破房子。写诗，作画。诗是新乡土诗，画是油画。我骑着一辆破单车，从市内的荷花池赶往湘湖渔场，黑汗水流。我很辛苦，也很享受。因为“小青年”喜欢喊“大青年”一声“老师”。如今，“陈老师”变成了“老陈”，不久将变成“陈老”。而艺文继续年轻着。
这个湘阴乡下来的新化移民，不仅在湘湖渔场站稳了脚跟，而且在长沙、在湖南乃至在全国都挺直了腰杆。这几年，他的“文人画”越来越带劲。细腻中有一种粗犷的气质，粗犷中有一种淡雅的情愫。这是看得见、听得清、摸得着的艺术的乡愁。
艺文是一个怪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什么成什么。播种的勤苦，自不待言。没有任何背景的乡里伢子，成了气候。不霸蛮是不行的。
“文艺青年周艺文”倒过来念是“文艺周(都)年青艺文”。他横七竖八是一把好手。20年前，艺文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等你不来》。26岁。正好30岁的我，给他写了一个序《提着殉难的爱心走向下一世纪》。我平生的第一个序。算是好友之间的唱和。我说：“‘等你不来’之后，我有理由跟他一起继续等待下去，等待久经磨难的爱情和新的诗集一道来临。”
等待不等于原地驻守，更不等于原地踏步。艺文又前进了20年。画品大涨。
“陈老师”真的老了，艺文却倒退成“文艺青年”。我怀疑他应该长出的白发，都掉到了画里，成了一丝一丝亮点。我更怀疑他应该盘旋的皱纹，成了他自如弹唱的五线谱，跳跃在他的山水、他的花鸟虫之中。
见或不见，艺文都站在那里。诗书画，自成风景。不敢见，梦游亦可。
2014年11月23日
《大风堂，风好大》
大风堂是一个堂，更是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写诗、写散文、写字、画画、玩古董的刘鸿伏。
如果时间推回去半年，我可能也不认识大风堂，只记得刘鸿伏，只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在长沙青少年宫进进出出的刘鸿伏，只记得左手拿一本《长沙青年》、右手拿一叠诗稿的那个刘鸿伏，只记得“安化水牯”刘鸿伏。
如今，刘鸿伏大风堂了。一天到晚，写字啊，画画啊，像晒谷子一样，在微信上晒出来，看得我眼睛发绿。
我琢磨着：这个发胖、发福、发财的家伙，咋这样全面呢?我是不敢取“大风堂”这样气派的名字的。我老老实实写着“湖南陈惠芳”，生怕人家搞混淆了。底气不足啊。
我还琢磨着：大风堂的名字来自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架势不是“气壮如牛”所能形容得了的。刘鸿伏搞大风堂，我充其量也只能搞点食堂和澡堂。
大风堂，风好大。翻译成我批评刘鸿伏的话，就是“架子大”。刘鸿伏骨架子，导致架子大，也是自然的。但，不能成为一而再、再而三婉拒出席朋友聚会的理由。刘鸿伏客气地说：“我不熟。”是实话，也是假话。谁生下来就熟?连生你的妈妈也是慢慢才熟的。我说：“一回生，二回熟。”他不听。我再说：“生米煮成熟饭。”他还不听。我最后恶狠狠说：“我跟你一开始也不熟。”于是，刘鸿伏乖乖听话了。恶狗怕蛮棍，水牯怕蛮鞭。我管你安化小淹的，还是长沙大淹的。
大风堂的诗，我喜欢。大风堂的文，我喜欢。大风堂的字，我喜欢。大风堂的画，我喜欢。大风堂的古董，我喜欢。大风堂的人，我准备喜欢。来了就喜欢，不来就不喜欢。
2014年11月28日
《心中的城，诗中的城》
长沙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青年、中年、老年的交接，意味着知识、阅历、事业的积淀。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诗歌的起点与终点。
从1984年7月进入这座城市，至今已有35年。当我带着文凭、诗歌、清贫与梦想，与长沙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充满新奇，充满期待。
作为诗人，早就应该为长沙写诗，写很多的诗，但迟迟没有动笔。
2012年11月11日，我在老家宁乡参加“关山诗会”。闲聊时说起“关公战长沙”，说陈某人在长沙这么久了，居然没有作古正经写过长沙。我汗颜之时，被触动了。
11月19日晚，在长沙开福区学宫街的居所，我写下了《长沙诗歌地图》的第一首《学宫街》。有那么一种激情，更有那么一种不自信。此诗修改了数次，久久不能定稿。我困惑地问自己：我会坚持到底吗?我会不会半途而废?
尽管，我早已参加过《诗刊》“青春诗会”，获过“湖南省青年文学奖”，被称为新乡土诗派“三驾马车”之一。
长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厚。长沙的大街小巷，成百上千。总之，长沙不是那么好写的，不是那么好把握的。
用诗歌为一座城市立传。这种不可抑制的冲动，最终促使我从《学宫街》走了出来，走遍了这座城市，走到了第400个街巷。
7年，400首。诗歌的二万七千里长征。
走得最久的一天，是从清早8点钟，走到晚上8点整。拿着矿泉水瓶子走，吃了盒饭再走。刮风下雨走，下雪冰冻走。不分日夜，不计寒暑。因窥视老院，曾被当成小偷。因攀爬老墙，被摔个脸青鼻肿。
疼并快乐着。累并幸福着。因我坚信，《长沙诗歌地图》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在践行新乡土诗派“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的宗旨。我在实现“城市也是乡土，也是家园”的观点。
如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长沙诗歌地图》，也许更具原始的风味。但遗憾代替不了弥补。新旧交替，更能体现长沙的风采。从著名的岳麓山到无名的螃蟹岭，从棚户区到新楼盘，从河东到河西，从城北到城南，靠脚步丈量城市的丰盈与缺失。与其说这是一次诗歌创作的寻根，不如说是一次对历史与文化的评估。
人类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这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正在实现的梦想。
在“长沙进行时态”中，我思考：文夕大火，几乎断送了长沙的地面文明史。新时期，我们的根，如何得到有效的保护?一座城市无论如何改头换面，但它的精气神不能变。没有历史与文化支撑，城市就是空壳。雷同等于死亡。我就是在这样的喜悦与忧思中进行《长沙诗歌地图》创作的。事实上，在写作过程中，某些街巷、某些场景已发生彻底的改变。7年中，现场成了记忆，亲历成了回眸。这座城市，留下了很多的绝唱与绝笔。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城市乡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或许，《长沙诗歌地图》会成为几十年、几百年后，人们追忆、追溯这座城市的一个蓝本、一个导航，甚至会成为长沙的一个史诗。
这当然是一种新的梦想、一种新的奢望。我想，我有梦想与奢望的权力。因为，我在这座城市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与爱。
2019年4月22日
(注：图片分别摄于2016年11月22日、2018年2月12日、2020年1月18日，地点为周艺文雅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