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流派是自我安慰的大泡泡
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唐晓渡专访
尽管诗歌在当下的地位已不能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辉煌时期相提并论,但仍有众多的诗人在坚持写作,甚至各立山头门派,举办各种诗歌活动,十分热闹。
近日,中国诗歌流派网、国际汉语诗歌协会、《星星》诗刊社、《诗潮》杂志社、《诗林》杂志社共同发起举办“21世纪中国现代诗群流派评选暨作品大展”活动,已经从500多家诗歌群组中初选了115家,最终将产生“十二大重要现代诗群流派”、“十二大影响力现代诗群流派”、“十二大新活力现代诗群流派”。
数百个诗歌流派,这是诗歌创作的繁荣还是病态的自娱自乐?“垃圾派”、“脑残派”、“不解诗歌”……这种抓眼球的诗歌“流派”,是一种科学命名或无聊炒作?能够得到文学读者和学术界的承认吗?
羊城晚报:在中国新诗史上,诗歌流派非常多,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这对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唐晓渡:一般来说,创作个性特别强的诗人,并不会特别在意流派。诗歌史上,所谓诗歌流派也往往是后置的,是后来的评论家、文学史家所追认的。比如文学史上提到的“七月诗派”、“九叶派”,我和牛汉先生聊过,也和郑敏先生聊过,他们俩分别都不承认“七月派”和“九叶派”,也就是说,当时并不是这些诗人有意地要创造某个流派,而是当时他们一些创作倾向比较相近的作品,被刊登在诗歌杂志上。当然,这两个诗歌流派中,也可能会有诗人承认自己是“七月派”或“九叶派”的,但重视个体风格的诗人不太在意。
记得韩东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狮子老虎都是独自行走的,只有羊群们才拥挤在一起。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由于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诗歌的某些层面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的,从诗歌本身来说,诗派对诗歌价值的影响,并不太大。
羊城晚报:既然诗人本身不承认,那么学界应当怎么看待这种后设的诗歌流派呢?这种追问的意义在哪?
唐晓渡:比如白洋淀诗派,也是一个后设概念。但在1970年代初,“非诗”横行,真正的诗歌在“地下”,还处于萌芽和成长的状态。这种后设的意义在于,它指称着那个年代,在知青当中,有一批诗人,他们在那时就开始进行现代诗的探索。虽然,芒克、根子、多多,他们都不承认有什么白洋淀诗派。往往是比较有分量和自信的诗人,不在意这些,因为它本身有着个性强烈的作品。反而是比较弱的诗人,需要借助群体的力量,为自己赢得自己生存的可能。
再比如《今天》和“朦胧诗”,在《今天》这个平台上,大家在寻找新的诗歌可能性这一点上,大家彼此认同,但相互间的风格也绝对不是朦胧诗这个词就能够简单概括的。这都是含糊的,粗疏的诗歌概念划分。如果有人以自己是“今天派”而认为自己的作品自动获得了某种诗歌价值,那是比较可怜的自我感觉。只有不断精进的诗人,不断写出有分量作品的诗人,才能让他历史上的某些叙述得以成立,否则,最后也不过是一个自我安慰的大泡泡。
羊城晚报:1980年代,尤其是“朦胧诗”退潮之后,各种诗派层出不穷,比如“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等。
唐晓渡:对,80年代确实出现了非常多的诗派,一批诗人,有刊登诗歌的杂志,有明确的诗歌主张、诗学倡导、哲学依据,这和文学史后设的追问不一样,他们是自觉的、明确标旗立杆的。但是,无论是哪个诗派,最终还是要看诗歌作品。如果是强有力的诗人联合在一起,能够把诗歌的某种可能性发挥得比较充分,这对诗歌发展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