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况：古典的再发现

　　
　　一 、古典的精神居所
　　
　　谈论张况的诗歌，不能不谈“古典”这个话题。
　　古典所代表的传统在中国文化里如此有力，以至于很少有人能绕过它而完全融入到别的文化（比如西方文化）里。中国很多诗人的写作都得益于阅读外国的译诗，他们甚至基本上不看中国人写的诗，更别说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可另外一方面，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抹不掉的古典情怀。因此，谈论“古典”无疑是一件困难的事。而张况历史文化诗歌写作的努力，恰恰就在于在现代生活中再现和重构了中国古典。认清古典在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位置是重要的。
　　中国人的智识启蒙大都是从唐诗宋词开始的，在我们的印象中，一位儒雅的有文化的长者，大抵都会背很多古诗，能满口之乎者也，而且会写一笔漂亮的毛笔书法。在中国的过去，常可以看到有些有学问的老人坐在一张藤椅上，手捧一册古书，一边拈须吟哦，身体一边随着诗歌的韵律而摇摆，仿佛是飘荡在农业文明笼罩下的村庄上空的一叶扁舟。我想，那种澄明超越的境界，可能正是海德格尔所解说的“人诗意地栖居”吧。
　　中国有着长久的农业文明背景，它在长久的时间内锻造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那种文化传统已成为我们的精神根基。所以，自白话诗开始之日，如何将它融合到以唐诗为代表的诗歌理想中去，就一直在折磨并考验着我们。我感觉，这种靠拢并不仅仅是诗歌观念、手法等方面的单纯融合借鉴，而是因为古诗有我们摆脱不掉的精神纠葛。“古典”中蕴含着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背景，“古典主义”不单是文化层面上的指认，而且是精神上的归属。
　　很多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如果翻阅一下唐诗宋词，内心就会荫凉宁静起来。睡觉之前，你尽可以把一本唐诗盖在自己的胸口，然后安静地睡到那种古典情怀里去。在那些上了岁数的文化人的书房里，你常常会找到不少唐诗宋词、《史记》或其它古籍。可见，那种文化氛围一直都是弥漫在中国人心里面的。在张况的办公室里、书房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同样的景象：高耸入天花板的古籍仿佛再现了中国人的精神高地，而张况悬挂在墙上的书法作品，再一次散发着大江大河的气息。这一切，正是一种中国文化恢宏的气息。我很看重张况与典籍为伴、向典籍致敬的超群拔俗境界，那是一种诗意的栖居，能让我看见张况诗歌作品迥异流俗的英雄气质。
　　当然，我也渐渐感到了唐诗宋词里的一种境界：安宁。这是从农业文明的大地上散发出来的一种气氛。田园广阔，人烟稀少。这使得古诗里出现了很多行走者的形象。古道、西风、瘦马、沙渚、驿路、鹤唳……这些词无处不在，它们形成了一种“中国气象”，充满了一种生命质感的大地情怀。唐诗宋词为什么呈现着一种厚重和大气象，我认为就是它们触摸到了一种关于生命的哲学。那里有我们安静的关于生命和存在的精神居所。张况的诗歌彰显着与此相同的品质。
　　
　　二、 张况的“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写作
　　
　　所以，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再次进行诗意的发现时，那种古典情怀就犹如一种潜流，再次在我们的身体里激荡起来。
　　事实上，白话诗开始后的每一代诗人中，差不多都有不少拥有古典情怀的诗人，他们希望将那种大地情怀和中国气象融人到现代汉诗中，这一特殊写作群体诗人被评论家称为“新古典主义”诗人。记得20世纪九十年代，江西诗人程维就写了不少有唐诗宋词意境的诗，很有传统的江南文人的优雅细腻风格。在广东，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张况。在’70后诗人群体中，张况是唯一坚持这种创作方向的诗人。
　　在我们这个时代，像张况这么年轻的诗人，就能鹤立鸡群坚持这种创作的已经很少了。可见，古典文化是一种深入我们心灵和骨髓的东西。但是，由于古典和现代两种文化范式的差异，融合它们成为一种写作方向就显得有些难度。
　　首先，对古汉语的语言解读就使很多人望而却步，从而使我们失去了聆听古人、与古人对话的机会。古汉语语言障碍使很多人需要花多年时间才能解决阅读的技术问题。所以，很多人也就无力去触摸它的文化内核和精神实质了。但张况深厚的古文功底使他没有这方面的障碍，从而能够深刻地沉浸到传统文化里去，成就一番写作功业。我曾看过张况用古文为别人撰写的一篇碑文，那可真是音韵谐美，词工意切，单是那遣词炼字的功夫，就已让人自叹弗如了；其次，张况的“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的一个特点是在诗中融汇了大量的典故传说和历史知识，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和筛选，这确实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非下苦功不可。但这同时也使得张况的诗中有了一份别人无法企及的文化底蕴和视野高度。
　　解读某个时代的文本，从那个时代惯用的词入手，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法。词就像时代精神的化石，会透露很多那个时代的信息和精神气质，如果对比一下古诗和张况诗中的词，我们或许就能触摸到张况诗歌的精神内核了：
　　魏晋南北朝时：多有落日高城、秦关战鼓、风尘马足之词。诗风雄浑高古，这或许和那个时代战乱频仍有关。
　　唐诗中常见的词有：寒山石径、枫叶孤舟、风雨江南等。一派农业文明景象，很有大唐盛世的平和气象。
　　宋词中常见的词有：彩舟酒旗、画阁雕栋、笙歌凤楼、琼池宴饮。一派俗世享乐的图景，气质上也多婉约绮靡。
　　而张况在古典意境里行走的途中，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拣拾并把玩一些词句，比如：竹简、金石、秋水、狼烟、乐事兮在野，大德兮格天之类。从这些句子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到张况历史文化诗歌中的雄浑气象和精神力量。在文本气质上，我认为张况的诗是接近魏晋诗风的。而且他从文化层次上的审视和发现，也使得他的诗有了一种博大的哲学背景。那些沉湎于虚弱的现实、在其中抚摸呻吟的人，是难以进人如此高妙境界的！
　　
　　三、张况诗歌的批判精神
　　
　　纵观张况的诗歌，除了充满了批判精神，还具备家国情怀、生命垂注，新古典主义特点非常明显，特别是写古人古事的诗，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现代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旨在讽古喻今，借古示今。这种主题占了很大部分，如《孔夫子的面谱与中国文化》等。
　　二是对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部分进行再确认，如《老子的声音很近又很遥远》《孟轲的主张》等。
　　三是类似于《诗经》中的“颂”，如《画竹板桥》《忧心似焚范仲淹》等。
　　张况的“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不单取材于古人古事，在语言上也多借用古汉语的词汇和意象，融入现代语言精华，二者融合，形成了张况自己的独特风格。以至于张况在写当下生活的诗中，也弥漫着这种词语间的古典气象。比如《永远的情人》《远行》等，背景依然是桥、秋枝、黄昏、纸鸢。如何运用古代诗文典籍、古汉语、古典意境，将它们融入到现代的精神理念之中，张况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示范文本。
　　诗无达诂，也无定法。任何方法都可以抵达诗歌的高度。我认为张况的意义，不在于他到底能否将他的诗学主张、美学特色贯彻到他的写作中，也不在于他是否有能力达到“新古典主义”诗风的至高点，而在于他对“古典”的发现，这本身就是一种现象级的诗歌写作事件，就值得我们关注。
　　张况的历史文化诗歌写作和他关于新古典主义的倡导，对新时期诗歌创作构成的提醒是同等重要的。但向古典中融汇，显然又多了一种文化上的阻碍，这就使得张况的写作变成了一种有难度的写作。但唯有如此，才有望锤炼出属于张况自己的、别人无法仿写的诗歌精品。
　　
　　2003年5月26日—27日，于广州
　　
　　
　　（选自《张况论》，原载《广东建设报》《佛山文化报》，作者系广州诗人、著名漫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