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培育与作家成长
兼谈报刊视阈下的丘树宏创作研究
报纸文艺副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以言论影响公众、以文学彰显人文关怀的公共责任和作家通过审美熏陶影响公众的使命，本质上是布迪厄所说的“文学场”和哈贝马斯所界定的具有原初意义的“文学沙龙”，它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审美对象，即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引导受众提升审美鉴赏能力。《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与《人民日报“大地》、《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等一起，作为“文学沙龙”刊发了许多文艺精品，促进了创作繁荣，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出版社副刊，在中国报纸副刊史上具有典型代表性和研究价值。诚然，文学性是副刊保持独特声音和独立生命的重要特，《花地》秉持文学特性，紧密团结作家，培养成熟作者，推出文艺佳作，让无数文学爱好者在这块精神园地里吮吸智慧之泉滋润生命的高照。例如，建国初，《花地》副刊连载或选载了欧阳山的《苦斗》和《柳暗花明》、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和秦牧的《愤怒的海》等广东名家佳作，这些作品格调高、名望高，充分提高了报纸副刊的文学品位，使副刊在文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更重要的是，许多作家都是通过报纸文艺副刊媒介培养出来的，例如，广东诗人丘树宏就是最开始在《花地》副刊发表诗歌而激励他走向文学之路的，从此，诗人与《花地》结缘30多年，见证了《花地》副刊的发展变迁以及与时俱进，而副刊更参与了诗人丘树宏的成长与发展，为诗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奠定了诗人高起点、高品位的创作之路。
一、《花地》副刊的当代文学之路
作为文学传播的载体，报纸副刊出刊周期短、营销便捷、传播广泛，不仅迅速传播刊载的作品，也及时得到受众的信息反馈，引导报纸副刊的舆论导向和刊载风向标。因此，它对新中国文学的传播甚至比期刊、出版社等文学传播载体的影响更加深刻久远，当然，因为篇幅的限制，它只能刊载短小作品以通俗形态把高深的知识和思想传播出去。1957年10月l日《羊城晚报》创刊，文艺副刊《花地》随之诞生，著名文学家茅盾手书刊名，主要刊登文艺作品、文艺评论和杂文。《花地》创刊之初便有意识地邀请名家撰稿，例如创刊当日刊出徐迟《诗话》、柯原诗歌《献给十月》、韦丘反映东江纵队斗争岁月的《不算坎坷的旅途》连载等，引起全国反响。随后，更有许多名家名作在《花地》副刊亮相和连载，如郭沫若的话剧《蔡文姬》以及李健吾、启明、杜鹏程、俞平伯、艾芜、田涛、袁静、李霏野等人的散文、小说；冯至、李季、林庚等人的诗歌，丰子恺的漫画新作，还连载或选载了广东本土作家欧阳山的《一代风流》系列、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于逢的《金沙洲》以及黄秋耘、韩北屏、柯原、陈国凯等人的小说。精彩纷呈的名家名作使《花地》副刊引领时代之风骚，呈现出生机勃勃、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如布迪厄所说，报纸这一文学生态其实也是一个文学场。文艺副刊营造了一个新闻媒介与文学相互利益共享的话语空间。《花地》副刊积极关注广东本土的文化生活，通过刊登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以争鸣的方式介绍文化前沿，例如，“十七年”时期，该刊开展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自由讨论引起了全国的关注。1980年2月，停办16年之久的《羊城晚报》复刊，作家欧阳山发表了《团结与繁荣——祝贺<花地>光荣复刊》一文，茅盾也题诗祝贺，从此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花地》与时俱进，传播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迈入了崭新的长足发展时期。《花地》副刊特色鲜明、栏目意识很强，富有生活情趣。
可以说，《羊城晚报》《花地》副刊是中国报纸副刊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创刊之初延续至今，成为宣传岭南文化的桥头堡和知名出版社，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出版社副刊。其历史发展变化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中国报纸副刊的历史擅变，其传播价值、报学价值、文学价值促进了中国报纸副刊史和文学史的发展。
二、丘树宏与《花地》情缘
文化的深度、厚度与广度是报纸追求的目标，而这正是文艺副刊的精髓。可以说，报纸副刊有三个任务，一是出好作品，二是出新作家，三是引导好读者受众。无论是孙中山、毛泽东等领袖人物还是许多知名的或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都与报纸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报纸副刊既是他们发表作品的园地，也是很多作者成长的摇篮，更是对读者精神塑造、情操陶冶、文化熏染、心灵净化的摇篮。因此，《花地》首要任务是促进文艺繁荣，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引导人、培育人，在发表名家名作的同时，更重在培养文学新人，使他们逐渐成熟，在文艺园地里体悟诗意生命的温暖。1980年复刊时《羊城晚报》总编吴有恒就提出，《花地》文艺副刊的改革方针和内容是“名、新、杂’，即以名人佳作、新人投稿和杂文为主。《花地》用各种办法例如征文等吸引文学爱好者投稿，并不拘一格地选拔佳作，继以大篇幅刊登新人稿件，以此来挖掘和培育文学新人新作。由此更多的文艺新人由此被报纸副刊挖掘、被文坛认可，逐渐走上文艺之路。著名诗人丘树宏的第一首诗《被风吹过……》就刊发于该报《花地》副刊1980年10月31日，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共发表了诗歌、散文、随笔、评论100余篇，最后结集为《花地恋歌》。可以说，“花地”见证了诗人成长的心路历程，而《花地恋歌》也见证“花地”与作者的今生情缘。丘树宏深情感恩《羊城晚报》《花地》副刊：“我只是从‘花地’上走来的一个小小的诗人——是‘花地’发现了我、支持了我、培育了我、成就了我。我的成长，我的成功，是与《羊城晚报》分不开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羊晚成就了我这个诗人。”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和文学载体，《羊城晚报》不仅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表提供了稳固的阵地，登载的文艺作品成为许多文学爱好者进入文坛的学习样板，是激励和引导新中国文学青年和作家坚持创作的动力源泉。丘树宏1980年在《花地》上发表诗作《北风吹过》，开启了他与“花地”30 年的情缘，也开启了他的幸福爱情之路，而诗歌就是从爱情开始，以幸福结束，更加奠定了诗人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作为文学新人，当全国著名的省级大报刊载自己的作品，也就表明获得了公众认同，更加坚定了诗人的创作决心，由此丘树宏正式步入诗坛，至今已在“花地” 发表了100 多篇作品。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有些作品不论在广东诗坛乃至全国，都产生过较大反响，赢得了“时代歌手”的称号。丘树宏认为是 30年“花地”情缘成就了自己：“1980 年10 月，第一次在省级报刊《羊城晚报》上发表诗歌，从此，我才正式走上漫漫的诗与人生、人生与诗之路，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是《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成就了我这个诗人。”《北风吹过……》是丘树宏1980 年10 月发表在《羊城晚报》的处女作，由此他正式走上诗坛，也开启了他与《羊城晚报》副刊“花地”长达30 年的情缘。在珠海工作期间，丘树宏创作了许多歌唱珠海特区、歌颂改革开放的诗篇，其中不少刊发在“花地”上。与此同时，“花地” 还发表了他为数众多的其他内容的诗歌和随笔。
诗人丘树宏积极参与广东的文化建设，积极参与《羊城晚报》的各种策划。随着官员素质和学历的提高，文人官员越老越读，改变了原来官员理工出身的格局，而且许多官员也热衷于文学创作，发表了不少名篇佳作，如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上洋、青海省副省长吉狄马加等。鉴于这种现象，2004年2月，《羊城晚报》在珠海策划了一次小型沙龙，专题讨论“文人官员”现象，而后在《花地》副刊用整版刊出，引起了不小的影响。同年3 月，丘树宏参加了《羊城晚报》发起的“文化大省”建设大讨论，第一次提出了“广东文化弱势”的概念，“花地”副刊刊发了丘树宏的长篇文章《广东离建设文化大省多远》，引发了近3 个月的大讨论。同年11月，“花地”以我的《手机短信诗歌》作为开篇，策划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手机短信文学征文。2006年9月，“花地”组织“手机短信”大赛，又是诗人丘树宏率先响应并写了开篇文章。2006 年1—10月，“花地”发表了他的《剑桥，我来了》、《客家人》、《父女诗弈：纪念海涅逝世150 周年》。2008年， “花地”又用小半版，发表组诗《30年：变革大交响》，这组诗歌后来被《光明日报》发现，用整个版高调刊载，还在头版加了要目，在诗歌界和社会上影响甚大。可以说《羊城晚报》培养了诗人丘树宏，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我的人生，是与《羊城晚报》同步的；我的成长，我的成功，是与《羊城晚报》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羊城晚报》成就了我，是《羊城晚报》成就了我这个诗人。……《羊城晚报》五十年来罕有地一直保持着‘花地’这个文学阵地，一直对纯文学有一种执着的坚守，并因此发展成为中国报纸的一个权威副刊，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学人才，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我只是从‘花地’上走来的一个小小的诗人——是‘花地’发现了我、支持了我、培育了我、成就了我。”（1）
从传者—媒介—受众的传播角度来看，《花地》文艺副刊作为媒介，不仅充当着中介作用，而且还起着引导、制约传者和受众的作用。《花地》刊发的《以生命的名义》从这里传播给读者，发挥党报文艺副刊弘扬主流文化、传播地方文化,提高群众文化素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所说：“‘花地’在中国当代副刊史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动摇!‘花地’在审美上张扬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2）
三、丘树宏诗歌论
“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精神圣地、审美殿堂、情感家位坐标，是一张报纸神圣和高雅的文化艺术的圣殿。”（3）报纸副刊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花地》是《羊城晚报》文艺副刊，更是中国报纸副刊中的重要出版社，多年来因见证了一批文学名家的成长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园地。而文艺副刊与诗歌有着天然的姻缘，诗歌和副刊当为“天作之合” （4）。丘树宏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文学报》等报纸副刊发表诗文多篇，尤其是在《羊城晚报》上发表表了近百篇诗文，见证了他的文学成长。 正如叶延滨所说：“一个有担当的报纸副刊，经过风雨岁月的洗礼，留下的不仅是一篇篇优秀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培养和团结了一批作家，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观：优秀的报纸副刊是文学最好的园地。”（5）
孔子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丘树宏是大山的儿子，山水养育了他的灵性，不仅塑造了岭南汉子的文化性格，也赋予了南方诗人的仁者情怀。因此，其诗集中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传递自己的工作状态、日常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具有丰富的想象和浓郁的抒情色彩，折射出人生、社会、话语和精神的变迁。丘树宏早期创作的个人情怀的小诗，非常有味道，充满了诗情画意，如《北风吹过》、《感觉》、《一群特区女性》、《独处》、《柳絮》等风格清新的抒情小诗，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小我之情，而是与改革开放同行，与时俱进，关心现实，关注社会，关怀人生，关切民意，因此后期创作逐渐偏重时代抒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放歌，呈现出人民公仆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意识，如《珠海组诗》、《以生命的名义》、《八十岁的青春》、《难忘一九九八》、《30年：变革大交响》等抒发大我制作。因此，诗人把时间、空间、生活、物质、情绪等以诗性的语言调动起来，以凝炼的诗行呈现出含蓄、朴实、委婉而又千姿百态的优美情感和瞬间感受。于是，诗中的自然万物如故乡、珠海、尼亚加拉瀑布、新疆、欧罗巴、西藏、剑桥、云朵等也成为人格化的爱的心灵烛照，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如爱情、亲情、乡情、友情、师恩情、爱国情等在诗性追求中则变得更加灵性，凸显出作者博爱的大爱情怀和哲思智慧。
爱是每一位诗人最善于表达的家园，无论是大爱之爱国、博爱、人性之爱，还是小爱之爱人、爱己。因此，爱情、亲情、友情、乡情、师恩情在丘树宏的笔下显得分量尤其重。爱情是人类的永恒主题，爱情对于诗人的人生之路和文学之路是影响深远的，爱情诗更是幸福与爱的交流体。《北风吹过》是诗人在《花地》副刊发表的第一首诗，写于改革开放初期，全诗6节24句，第一节诗人写道：“北风吹过草原，/小草变了色调；/于是，北风说——/‘我显得多么自豪！’”“北风”无疑是无冕之王，肆意妄为，不仅“云朵纷纷奔逃”，“河水冰了手脚”，“花儿泪絮飘飘”，“芦苇俯首求饶”，可见，“北风”不仅是现实自然之风，更是妨害社会发展的“邪风”，因此，当“北风”遇上生机勃勃的“春天”之时，结局却不一样了：“北风碰上春天，/春天喜上眉梢，/——她一撒绿袍，/便把北风逮住了！”“春天”无疑是指“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之初的祖国山河一片大好的美丽景象，“春天”意象具有了时代的特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我看来，这首诗也可以指陈爱情双方的互动及其欢愉关系，不同的情境对一首的解释有差异的，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北风”与“春天”也是一对恋人，他们在相互考验对方，当“北风”没有遇到“春天”时，他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然而，一物降一物，遇到“春天”时“北风”彻底被降服。又如《感觉》、《想象》叙述了爱情的滋润和对爱人的赞美，而《永恒》则是忠诚爱情的永远见证。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说过：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味的情感。《独处》无疑是非常富有诗意的：“思念的小路/却静悄悄地湿漉漉地/蜿蜒到了/你半开的窗口”，诗人提炼出生活中的美好诗意，以一种写意的方式抒写了思念爱人的那一瞬间的心灵独白，生命的体验在人的本真处变得如此自然真实，拟人化的修辞也就更加丰富了爱情的真挚与刻骨。在现代化工业背景中，我们越来越远离了乡村的淳朴与诗意，当我们从城市回望乡土时，那记忆的思念总是在不经意间落下了美好的诗意，《炊烟》与《蛙鼓》不正是乡村美景的一部分吗？山村的原乡记忆扒拉开历史睫毛的风尘，那里有父爱如山，在丘树宏的记忆里，父亲常常抑扬顿挫地高声朗诵古典名著中的诗词，为他的诗歌之路埋下了诗意的种子，《父亲是座山》就是诗人写给全天下人的父亲，父亲把自己一生的爱都献给了自己的儿女，这就是真爱。同时，诗人也关注来打工的特区建设者，如《一群特区女性》等，深入打工妹的内心世界，赞美她们的纯真的梦想和打工者的美好情怀。
丘树宏善于从自然中陈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从自然中呈现精神世界的高格调。因此，诗人在《西藏》这首诗中高歌人的纯洁和谦虚的最高境界：“你的天好高好高——/再伟岸的野心，/也遥不可及：/只有最纯洁的灵魂/才能触摸到/你神秘的云端。//你的地好大好大——/再宽广的欲望，/也盖不过你：/只有最谦虚的胸怀，/才能融会到/你神奇的土层。”而《客家人》也是勤劳的人，在南方山川中坚韧的生存着，形成了客家人的勤奋与诚实的性格：“这里的大山挽留了你／于是你有了大山一样的诚实／这里的小鸟挽留了你／于是你有了小鸟一样的勤奋”自然山水养育了人的生命意识，在西藏与客家之中，人与自然已经融为一体、和谐—致。
龙应台在谈副刊时说：“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镜子，更可以是，应该是文化的标杆，一大步跨在社会的前面。倒过来说，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刻。一个社会要从原有的轨迹上冲刺跃进，得依靠杰出脑力的激荡，刺激社会前进。副刊，可以是一个脑力激荡的磁场，迸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大潜能。”（6）报纸副刊是母报立足文艺、鼓励创作、传播思想、表达确立品位、彰显学识、陶冶情操、探索未知的精神桥头堡和文化制高点。自报纸副刊诞生起就担负着关注现实、奏响时代强音和传播先进文化、反映时代主旋律的角色。丘树宏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革的亲历者，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把对俗世人生、工作生活、社会理想的思考融入到诗歌的责任中，来抒怀自我的变化、城市的变化、家国的变化和文明的变化。《花地恋歌》见证了一位文化官员的从文轨迹和心路历程，饱含着社会理想主义和人生浪漫主义的诗意情怀。鲁迅把文艺视为“国民精神的灯火”；巴金一生“把心交给读者”，“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凡大作家无不忧国忧民通过文学的创造而成为民族的良心，以无愧于历史担当的责任心。《花地》副刊刊载的激情四射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真实、丰富的生活材料，不仅培养人的爱美之心，而且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减缓个体面对困境背后的焦虑。当物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个体则通过诗意的文学想象安抚干涸的心灵，从而舒缓物质困顿下精神退缩的现代性焦虑，同时他们又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文化、社会、经济改革的发展和变迁，这种独特的灵魂体验赋予了诗人们诗意追求独特的人生方式。因此，丘树宏通过诗歌思考人类生存命运和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作为审美期待者和人道主义者的诗人，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感，通过诗歌创作思考这一文体的社会价值和独立的人文关怀，从而穿透个体面对苦难的哀歌、悲愤、恐惧和无力，传递人类共性经验和共度难关的爱、奉献、勇气和人性的光辉。1998年中国发生洪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英雄子弟兵和全国人民一起奔赴前线抗灾，诗人有感于此，写下了《难忘一九九八》，发表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1998年9月3日版，讴歌抗灾军民用生命抗击自然灾难的无畏精神和“你我是一家”的仁爱情怀：“这是一个难忘的夏天，啊／，难忘一九九八!／斗志昂扬的军民，／一队又一队前赴后继干军万马。／英勇的队伍，血铸的长城，／坚定的信念不屈的精神，／筑成了永远冲不垮的长堤大坝。”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了自然灾害的肆虐。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诗人写出了《八十岁的青春》，热烈歌颂青春的党领导全国人民改写历史、迈向新时代的伟大开篇。在非典期间，他《以生命的名义——献给抗击非典的白衣天使》讴歌救死扶伤、义无返顾的英勇的白衣天使们，以“生命的名义”，“不惜用自己的躯体的倒下／换取千百个生命的站起”，正是这种人间大爱，换来了社会的安康。当“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时，诗人按捺不住激情，奋笔疾书《飞天梦》，畅说着中华民族的强盛与自豪。当汶川大地震之后，诗人非常悲痛，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发表了地震诗歌，鼓舞人民《真爱在人间》，承担其关注民生的公共责任和重塑社会价值以及社会理念的重任，因为“冬季过去是春天，黑夜过去是黎明”。在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的日子，他呼唤《你我是一家——写给留在广东过年的外来工》，祝愿大家携起手来，共度难关；在普天同庆改革开放30周年的喜庆时刻，他上溯历史，思考社会变革的伟大功绩，推出《30年：变革大交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景式大型组诗》。诗人激越于激情燃烧的时代，这些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大局的大作无不铿锵有力、力透纸背，反映出一位诗人的博爱情怀。
总之，《羊城晚报》《花地》文艺副刊适应了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体认同，发表了许多文艺作品，培养了很多文学新人，以“榜样”的方式促进了当代文学生产，引导着作家和读者的生存方式与思维观念，建构起丰富多彩的新中国文学60年的历史场域。对于作家而言，文艺副刊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和被主流媒体认可的窗口，而诗人丘树宏就在与媒介的互动中而逐渐成长为一位知名诗人。
参考文献：
（1）丘树宏：《与“羊晚”共庆“天命”》）《羊城晚报》2007年8月4日。
（2）陈建功：《五十年花地精品选》序言，花城出版社2009年，1页。
（3）杨磊：《副刊，中国报纸的女神》，《新闻实践》2004年5期。
（4）姚福申、管志华：《中国报纸副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65页。
（5）叶延滨：《“花地”奇缘》，《羊城晚报》2010年10月31日。
（6）龙应台：《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文汇报•笔会》，l997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