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当代诗歌创造一个自己的精神自治世界

一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谈及曼德尔斯塔姆的时候说：“比起那些自称为俄国象征派的沉湎于含混的玄学诗人来说，他利用不起眼的运输工具，却把他的读者载到了更远的地方。”他和茨维塔耶娃一起，“以其本质上全新的内容而独树一帜，他们的命运也以可怕的方式体现了他们精神自治的程度。”[1]
　　我们阅读陆健和他的诗歌，有着和布罗茨基面对曼德尔斯塔姆和他的诗歌之时同样的深切的感受。如果说曼德尔斯塔姆是在象征主义诗歌的重重包围中冲阵而出创造了他自己的独特世界，那么陆健则是在一个整体化、形式化、平面化的时代里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独特精神自治世界，从而为中国诗歌提供了一种陆健式的新的可能性，作为当下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诗人，陆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所有的一切都走向形式化的时代，物的功能化带来了人的功能化，人与物的关系由传统的结合互动状态一变而为人役于物的被操控状态，人在面对物体时由于物体（如电脑、各种现代化器具等）自身具有了功能化特征，而往往需要按照系统的要求作用于物，从而使自己的当下（无论物质建设还是精神创造）动作都具有了抽象的特征。这正如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是在世界之中领悟着世界的，但这个领悟是通过环顾物的指引而完成的，我们是在物的指引之中领悟着物的存在方式。因此，在这种操控系统中，物成为物自身的能指对象，比起能动的构成物体世界内部的有机循环，人则被动的成为了一个个形式化因而也是平面化的存在，只有首先进入那个循环系统之中，人才能有效地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人类精神创造活动中最具有原创性与指涉多元性特征的诗歌创作，往往会受到更为巨大的冲击。怎样能够使自己的创作不受或者少受其影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们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或者说困境。在我的阅读视域中，陆健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位优秀诗人。陆健摆脱他人的影响从而为当代诗歌贡献出自己独特的诗歌文本的主要方式，是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走近外部物体世界的循环之中，并且以自己的强大的主体性意识为依托，从对于物体的纪实性表现入手，写出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不倚的个体生命存在的抵抗、拼争、自守和灵魂救赎的努力。
　　1956年8月，陆健出生于河北沧州一个叫做泊头的以生产火柴为主要产业支柱的小镇，那是当年林冲和许多英雄好汉刺配之地，武风很盛。陆健的父亲是一位来自秦地扶风的关中汉子，母亲则是一位有着观世音菩萨的好心肠和莲花一般灿然生辉的纤纤妙手的妇产科大夫，父母为他取名陆健，也许已经有了某种后来让他成为独特的诗人陆健的某种先定在内了。
　　在泊头长到7岁，陆健随父母来到了有千年帝都之称的古城洛阳。洛阳的包容性和文化亲和力让一个田野里的红高粱一样自由疯长的孩子不知不觉间成长为一个健硕的男子汉，让一个懵懂少年长成了一个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的青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高中毕业的陆健趁着上山下乡的时代风到了南阳方成县插队落户，1975年左右，他开始了自己的写诗之旅。那是他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开端。从那时起，他一面认真的做着那时代的知识青年都在做的事情，一面在一个个有星有月有星无月有月无星无月无星的夜晚，在乡亲们和插友们或恬美宁谧或沉重压抑的呼吸声中开始自己的精神之旅。和那时期的大多数诗歌青年一样，陆健是个之旅的起点因为时代的原因而显得稍微低了一点，可读的书不多且又有一道道意识形态的绳索的捆绑与束缚，他的步子迈得艰难而缓慢，直到1978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这一状况才得到了比较明显的改变，也正是从北广开始，他的诗歌走上了正轨，当时影响较大的《飞天》杂志刊登并评奖的《海的向往》，应该是他精神之旅的第一块有效的基石。那时候的他的声音，集中于是对中原大地以及生活于那一片热土之上的人类和各种生灵的讴歌与礼赞，当然也有青春少年朦胧的爱的希望与理想的追求，既充满热情又有着涉世不深的浅白和稚嫩。
　　陆健是幸运的，他的诗歌创作之旅在进入北京之后就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荷尔德林意义上的精神还乡为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精神基础。经过了一番纯粹精神意义上的过滤和沉淀以后，故乡和大地在一颗敏感的诗人的心灵中幻化出来，已经脱去了现实中的种种不合诗人理想与愿望的因素，变成了一幅美丽极其且纯净的艺术写意了。诗集《红唇》、《红十字下面的祈祷》中的大部分篇什，就是这样的精神结晶。这一点，恰似上个世纪二十、三十年代那一批由一个个僻远的外省小县城小乡镇出发走进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并且最终占据了当时文化艺术的主流位置的作家艺术家们所经历过的情形，同时也又一次印证了当年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诗歌时候所说的一段话：惟有这样的人才能返乡，他先前而且也许已经长期的作为漫游者承受了漫游的重负，并且已经向着本源穿行，他因此就在那里经验到他要求索的东西的本质，然后才能经历渐丰，作为求索者返回[2]。
　　在古今中外文学文化艺术史上，这种作家艺术家由精神返乡而走上艺术颠峰的例子不胜枚举。荷尔德林在经历了长期的漂泊生涯之后找到了作家的艺术本源；里尔克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倾听到了天籁一般的《杜伊诺哀歌》；茨维塔耶娃在辗转于疼痛的欧洲各地之后意识到“诗歌决不能没有家”；屈原在遭遇放逐之后写出了千古《离骚》；沈从文、废名、汪曾祺也都是在远离家乡之后才更为切近地认识到了家乡的诸般神奇美妙温馨宜人之处并且发而为一篇篇锦绣文章……陆健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了的辗转漂泊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他走近诗歌创作的最好的最丰富的精神资源。
　　

二

　　从大学阶段开始到八十年代末的那几年，是陆健诗歌创作激情十分饱满的时期，这期间，他在继续自己初期的写作特点的同时，开始了对于生命与现实的更加具有哲学意味的深沉思考尤其是开始了自觉的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和社会用自己的心灵体悟历史与现实。《窗户嘹亮的声音》、《不存在的女子》等诗集体现出原有写作风格的成熟与进步。而从八十年代末大九十年代初的那几年，则是陆健诗歌的飞跃期。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陆健成为了那个名叫陆健的诗人。
　　陆健成为那个名叫陆健的诗人，是从对现实的认知与体悟开始的。
　　那是八十年代末，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了危机和焦虑的时代”。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陆健发现自己和身边的大多数朋友对于周围世界的感觉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纯情意识日甚一日的在下降，厌烦、无聊、麻木的感觉逐渐地在日常生活中氤氲上升，物质主义成为时髦，金钱拜物教大行其道。更重要的，是理想主义日渐失落或者说在许多人心目中发生了信仰危机。于是有人不无忧虑地说：我们进入了一个理性的，同时又是琐碎的，冷漠的，同时又是焦灼的时代。“一切迹象都指陈，发生了文化危机，或者（就其本质来说是）价值危机。旧的道德秩序崩溃了，新的道德秩序还没有能建立起来，”“中国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3]。
　　事实也的确如此，只要稍微加以留心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的发现,在我们今天所处身其中的这个表面混沌无秩序的特殊时代里，我们所能够看到、感觉到的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包括我们身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默默地发生着变化。它们开始变得象孩子们的玩具万花筒中的变幻不定的幻象，头绪纷繁杂乱，画面五色缤纷。
　　而且还不仅如此，若非特别加以留心寻索和探究，你还根本不可能看清楚它们到底是在说些什么表现些什么。进入人们视界的所有一切事物都在被解构之中，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荒诞的游戏。崇高、神圣这样一些曾经如此的激发了一代代年轻人的澎湃激情和沸腾热血的字眼，再也难以从人们的口中听到。即使你偶尔听见有人在说，也已经丧失了它们的原初意味，变成了嘲讽、调侃或者加入了一些无可奈何的苍凉意味。
　　这种突然间降临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的价值失落的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造成了我们中的很多人精神和心理的失衡。有些人被击溃，向饥饿和寒冷屈服；有些人被俘虏，向金钱和美色屈服；有些人被奴化，向独裁和强权屈服……除了这些少数人之中的少数人之外，更为堪忧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正处于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发育期的广大青少年，在懵懵懂懂中变成了一群迷路的孩子。他们既找不到理想中神圣、崇高，美仑美奂的生命殿堂，也忘记了自己的故乡，甚至还忘记了自己是谁，自己想要做什么，成为了一群荷尔德林意义上的真正的精神漂泊者与无家可归者[4]。理想的神话殿堂坍塌了，现实生活又是这样一片精神的荒原或者废墟，上帝为我们创造的美好宴飨还剩余下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让他不至于随波逐流更不至于麻木堕落？聪明的陆健选择的以笔为旗，创造一份美好的精神世界。那就是《名城与门》和《日内瓦的太阳》两部集子中的作品。
　　应该说，而且某种意义上也只能这么说，正是由于有了文学艺术这些人类精神创造的美丽结晶，我们才能够借以找到使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通向我们自身的内在的灵魂的途径，也才能够由此实现人与人之间、心灵与心灵之间、精神与精神之间的对话、交流、理解、认同与神秘的契合互渗，从而在我们身上激发起一种强烈的渴望，一种源自我们灵魂最深处的提升我们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创造冲动。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它们，我们人类的生活才有可能日甚一日地得到丰富，并且真正的实现日臻完善。更为神奇的是，在相当一些情况下，因了某种神秘的天启，它们在我们智慧的目光照临或者我们敏感的耳朵倾听下，一瞬间变成了我们的心灵本身，成为了我们在枯燥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疲劳困倦时得以小小休憩的灵魂圣所。走近文学艺术，是我们的一种特殊的精神遇合，是神圣的生命之光在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特殊情形中刹那间照临人类生命本源从而引发的人类精神创造的奇迹。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再收回一点，凝注于身边的世界时，却又不无遗憾的发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诗人、作家们的创作有相当一些时候是与我们的期望相差甚远的。在一些特殊的时期，甚至“昔日神圣透明的文坛”也一样失去了它的神圣性。“对床第的迷恋竟然成为这个时期的最高叙事原则和阅读趣味；那些‘纯文学’最后的大师们，那些当代的史诗式的巨著，居然也大承金瓶之莲露，尽演床第之悲欢。所谓文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杂乱的‘废都’，一片神奇的‘骚土’”。于是，有相当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惊呼“道德沦丧”、“文化没落”。[5]而作为向被认为人类精英的人文知识分子，无论是诗人还是其他人文科学工作者，我们每一个人当然要正视这种现状，也都有责任、有义务改变这种状况。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首先我们必须先找到自我救赎的方式方法。陆健找到了自己的救赎方式，那就是进入诗歌，在诗歌创作中完成自我身份的确证、认同并且由此走上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为了最为有效地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陆健在创作中采取了一种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类似情境时的应对方式：创造一批神话人物，让他们帮助自己战胜外来的一切危险与威胁。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生存智慧的表现形态。
　　具体到创作过程中，陆健采取了一种借喻与象征的手法创造自己的文本世界。在《名城与门》中，诗人拉来的是王蒙、沈从文、苏金伞、巴金、李苦禅、闻一多、陈爱莲等包括诗人、作家、学者、历史学家、书画家、音乐家、舞蹈家在内的48为当代中国文化名人，围绕他们和他们的事业，深度挖掘、扇面展开、手法杂糅地表现，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深深地思考与感动。
　　“名城与门”，我不知道是哪一位缪斯给了我们的诗人这石破天惊一般让人亢奋莫名崇敬至极的灵感，让诗人想到了这样一个意象组合。名城不用多作解释了，一个优秀的艺术家，用名城称之是毫不为过的。我几乎想说出“伟大”两字的，是诗人对于“门”的选取与内在阐释。门，一个连接内外、沟通内外的神奇的人类创造物。“门在屋内空间与外界空间之间架起了一层活动挡板，维持着内部和外界的分离。正因为门可以打开，跟不能活动的墙相比，关闭门户给人以强烈的封闭感，似乎跟外界的一切都隔开了。墙是死的，而门却是活的。自己给自己设置屏障是人类的本能，但这又是灵活的，人们完全可以消除屏障，置身于屏障之外……”[6]通过门，人生的自我走向外界，又从外界走向自我。
　　这就是诗人内在灵魂的最真实的显露：诗人在自己和那些贤哲们之间设置了一道门，汲取贤哲们的精神滋养以充实自己的灵魂，让自己充分强大起来以对抗生活中的冷漠与荒寒，再由此及彼推广开去，从而实整个人类的大自在大和谐。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一种生命境界啊。
　　篇章的设计也显示出诗人超卓的慧心。四十八个作家艺术家与十二首《门》相互匹配，正好是六十，构成一甲子之数。而这正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最精华部分的生命轮回的思想。尤其是第一首《门》和最后一首《门》，事实上只是同一首诗的完全重复，给我们留下的确实绵延不绝永无止尽的深沉的思索与慨叹。以文化名人为题的诗作古今中外并不少见，但是，正如沈奇所说，最终将其称为一部诗集，并由此拓殖出一片独立的精神空间和艺术空间者，陆健和他的《名城与门》似是唯一，从诗歌史的角度而言，说陆健独辟蹊径，填补了当代诗歌的一项空白，也不算过分[7]。
　　《日内瓦的太阳》可以看做《名城与门》内在精神的延伸与扩展，他们共同成为了陆健诗歌艺术走向成熟的一个高点的见证。
　　

三

　　当我们思考时，我们在世界之中证实着我们的存在;而当我们把思想的结果形诸文字，或者发为声音时，我们的存在是否已经退隐？或者，改换了方式与性质？自从聪慧的笛卡尔提出这些问题以后，人类精英中的不少人都曾为之殚精竭虑，苦寻答案。遗憾的是，不论笛卡尔本人，还是后来的克尔凯郭尔、雅思贝尔斯、尼采、海德格尔、萨特，没有一位哲人能够彻底地通透地解决这一问题。于是有人说，这是一个哲学上的千古难解之迹，探究越深入，可能离标准答案就越远。也许，这个问题应该交给诗人们去解决。因为，诗人所从事的，就是揭示存在的意义与本质的工作，是一种面向思的事情。
　　事实上，诗人们也真的在那样做着，不遗余力。打开一部人类诗歌史，不论古代现代，东方西方，不论但丁、歌德、莎士比亚、里尔克、布罗茨基、塞弗尔特、米沃什、帕斯捷尔纳克，还是屈原、贾谊、李白、杜甫、刘禹锡、苏东坡、李清照、纳兰性德、艾青、冯至、北岛，有谁，不在日日为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者的存在意义呕心沥血，苦思冥想？
　　然而，仍然没有答案。就像一个无解方程一样，无论你做出多么艰苦卓绝的努力，它仍然无解。
　　可贵的是，求解的过程无比美丽无比诱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求解者都始终乐此不疲的尽情歌唱着。这些歌唱，美丽了人生美丽了世界也美丽了一切存在物。
　　阅读陆健的诗歌，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就是他的美妙的歌唱，用优美的文字而不是仅仅用自然的歌喉，在世界中歌唱，让歌声擦亮了所有坚实的或虚幻的存在者的名字，从而也让那些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歌唱的过程中优雅地显现了出来。
　　罗兰?巴特曾经指出：在现代诗歌中，词语产生一种现实连续性，而在这种连续性中，又逐渐地显示出没有这些词语便不可能形成的一种智力与情感密度；这样一来，言语便是更富有精神构思的时间，在这种构思中，“思想”是逐渐地被词句的偶然性所加工和确立起来的。这种词语机遇，由于能结出一种意指的成熟果实，因而以一种诗歌时间为前提，该诗歌时间不再是某种“制造”的时间，而是某种苦难的经历的时间，即一种符号与一种意愿的相遇过程[8]。对于写作的这种无形规约，陆健是有着深刻的体验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他的中断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诗歌写作焕发出了更为诱人的诗性光芒。这部分作品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陆健独有的纪实性和介入性写作带来的是的深厚与朴实、沉重与轻逸相互融汇相互生发。
　　纪实性是靠叙事性支撑起来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陆健先后写作出版了《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34份礼物》、《田楼，田楼》、《枫叶上的比尔》、《洛水之阳》等集子，他对于当代诗歌的建设性贡献也因此达到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一个新高度。
　　《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干脆就是一部诗歌形式的小说了。它由了了特特（也许是谐音邋邋遢遢）博士在非典时期的一个个小故事构成，讲故事，塑造人物，一点不比任何小说差，但它还是诗歌而不是小说，甚至也不是叙事诗，这就显出了它的独特性。诗人要表现的是特殊的非典时期的故事，选择一个在英语中既是学术人又是医生的“博士”作为自己诗歌的故事主人翁，首先就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而在幽默调侃中透射出来的对于生命和人性的思辨，对于了了特特博士性格与命运的大悲悯的描述，更是让人唏嘘不已，钦佩不已。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处于剧烈的历史大转型的时代，在现代化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时时展示出这样的时代所特有的荒谬与悖论之处。人与人各自为政互为他者，信息泛滥同时又绝对的缺乏交流，不断地建构出一个个乌托邦又不断地亲手把它们送进无底的大海或者虚幻的峡谷。上帝死了而我们还在呼吸，只是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囚禁于一个狭窄的铁笼子里了。[9]我们最后都聚集到一个牢笼里，站在一起为自己的孤独哀鸣，既不相互倾听，也意识不到我们正在相互窒息。每个人都盯着对方的眼睛，却否认对方的存在。我们在原地打转，如此地陷入自己的愁苦之中，以至于不再能分辨真与伪，分辨暴徒的狂想和纯洁的理想……
　　我们当然不甘心，不甘心让生命在一个专制的世纪里成为专制的囚徒，不甘心让灵魂在一个轻浮的时代里跟着轻浮，更不甘心让一副冰冷的面具永远宰制我们的身心和灵魂。虽然我们也明白，“仅仅试图修改现有体制是徒劳的。我们时代的整个庞大的体制必须除去。”[10]而除了勃然萌发并缓缓突破其根基的生命新芽，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真正使他灭亡的。我们不得不全力拼搏，保护生命的新芽不被压垮，并茁壮成长。我们无法造就生命。我们只能为生长于自身内部的生命战斗。
　　可是我们就是不甘心！绝对的不甘心！我们要站出来，我们要以一己之力对抗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所不在的对我们的精神和灵魂进行着规约与宰制的力量，以一个知识者于种种精神炼狱之中酿就的智慧与历尽劫波而终未泯灭的正义和良知为刀为剑，揭穿那面具，爆出那面具后面所有的恶与丑陋，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
　　而同时我们也明白，作为一个诗人，一个写字的人，一个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人生所能给你给我的，只是将幻想注满生命，让生命的每一部分都被和谐而温柔的安顿好，每一部分都像花朵似的萌发开放。而事实却是，我们无法不面对孤独与失落，无法不让孤独与失落成为我们生命的助长剂；我们也无法消解痛苦与忧郁，无法摆脱时间传递给我们的世俗的噪音的压抑。于是，我们被迫失聪与失明，我们听不见远处山脉在吼叫，我们看不见眼前彩蝶美丽的舞蹈。当一种巨大的黑暗，以无形的方式覆盖遮蔽了我们周围的世界时，我们只能遁入旅行或者梦中，独自体味灵魂的颤栗与颤栗，疼痛与疼痛。因为，同样的我们都知道，无法命名的疼痛在一个一切都被贴上标签的时代里，是没有人可以分担的。
　　因为无法命名，便所有都是它的名，你只要进入它的磁场，便无力也无法逃脱。它会温柔地让你窒息，优雅地让你头脑发木，热情地让你在孤寂无望中腐烂下去，然后，在地狱中失去思维，失去神经，失去区别你和他人的任何一点，失去，失去你的失去。而这些，同样是因为，你没有命名的权力而且，你不愿被他人命名！
　　无法逃离的时候，就进入孤独自守，进入孤独自守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梦想，只有梦想。而把一切事物都零度化，则是实现这一梦想的最便捷也是最正确的唯一途径。这，不仅是了了特特博士的宿命，是诗人陆健的宿命，也是你的宿命，是我的宿命，是所有像我们一样无权命名也不愿被命名的一群的宿命与前定。走进孤独，走进梦想的旅行，在灵魂被彻底放逐的刹那间，会有绚丽无比的诗性的鲜花迎风怒放，哪怕，它只是一朵受过侵害或刺伤过他者的愤怒的伤花，也因没有人为之命名没有人能够为之命名而清雅绝俗并且，并且因而可以伴你，远走无涯。
　　《34份礼物》、《枫叶上的比尔》的写法是一种创新型探讨，应该肯定。我更看重的是《田楼，田楼》和《洛水之阳》，这两部诗歌真正实现了叙事性、纪实性和介入性的浑然一体，是一种质的飞跃，也是陆健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十分重要的贡献之所在。
　　立足于现实，不断发现生活当中潜在的诗意，是一个优秀诗人能力显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田楼，田楼》和《洛水之阳》是诗人非凡创造能力的有力见证。这两部诗歌的外在显现都对过去生活和印象的一种回忆与追索，这样的写法过去的诗歌中也有，露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既是叙述者又是亲历者的双重身份，把自己直接安排在了作品当中。这样一来，他的立场和感情，他的理想与追求，甚而至于他的肉体与灵魂，就全部自自然然地融化在作品里面，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
　　故土与家园，古往今来一直是诗人们赞美与讴歌的最主要的对象之一，因为就人类情感所寄的意义上说，它们在最大限度上满足着人类在现实的坚硬打击和摩擦下变得越来越粗砺的精神与灵魂对于温馨、轻柔、和谐、轻软的生活的向往与渴望。童年的回忆，青春的梦想，甚或与玩伴的争斗、纠葛，一旦融入念想中的乡音大合唱，便如一个人生命的根一样，深深扎进大脑和心灵深处，再也没有任何力量把它消除，哪怕你的肉体被毁灭，那浓重的乡音笼罩下的一切，也仍然如袅娜于云间的神圣的开启，往来游走不可断绝。诗人的灵魂律动与故土和家园的乡音律动一致时，正是其以诗的音乐和语言揭示出生命世界隐秘层的精神感应的前兆，离开了这一点，诗的生命力将荡然无存。而一个优秀的诗人，某种意义上总是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纯情歌手。就像聂鲁达歌颂智利的山川、土地、人民，米斯特拉歌颂凄美浪漫的爱情，米沃什歌颂故乡大地，帕斯歌颂墨西哥独有的太阳石一样，陆健在《洛水之阳》中所歌唱的，同样是人类最难泯灭的一种思乡本性，那是生命难以遏制的回归本源的冲动，是灵魂深入的内在需求，是对业已失去或即将失去的美好事物的最深切的眷恋与痛惜。这部分作品，取材上既有那些厚重、深沉，内蕴较丰富的事物，或者一些与理想、信仰等有关的抽象内容，又有一些纯粹个人记忆中的琐细方面的内容。诗人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可贵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类似于武侠小说中那些绝世高手的飞花摘叶举重若轻拈轻若重的叙事抒情手法，将自我心灵情绪的介入做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真正体现出了一代高手大侠的功夫。诗人的情感价值取向和哲理思索融汇于或轻灵翔动或幽默诙谐的叙述性语言之中，形成了某种既轻灵隽秀又充盈诱人的美学意境，读来往往让人思绪飞扬，不能自已。
　　法国后现代主义文化大师吉尔?德勒兹曾经说过：“哲学不是权力，因而不能与那些权力作战，但是它也进行着一场没有战役的战争，一场反对那些权力的游击战。哲学无法与那些权力交谈，同它们无话可说，无可沟通，哲学只能同权力谈判。由于那些权力并不仅仅满足于停留在外部世界，还渗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通过哲学不断地同自我进行谈判和游击战。”[11]
　　德勒兹在这里说的是哲学，是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现代哲学，而推演到我们的整个文学艺术，无论是音乐、绘画、诗歌、小说，甚至建筑、雕塑，在它们的发展运行过程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陆健先生正是以一种深蕴于心的哲学思辨带动起自己的诗歌创作，才走出了一条让我们倾慕的成功之路，微中国当代诗歌创造出了一片独特的精神自治世界的啊。
　　
　　
注释：
　　
　　[1]【美约】瑟夫·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见【俄】曼德尔斯塔姆著，黄灿然等译：《时代的喧嚣·代序》，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2]【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24－25页。另外可参见刘小枫：《诗化哲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你10月，第93－101页“荷尔德林的预感”一节的论述。
　　[3]李慎之、何家栋：《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转引自陈定家主编《全球化与身份危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导言”第16－17、15页。
　　[4]李少咏：《倾听与阐释》，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28页。
　　[5]陈晓明：《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见罗岗、倪文尖?编：《九十年代思想文选》（第一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342－343页。
　　[6]【德】G·齐美尔著，涯鸿、宇胜等译：《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4月第1版，第4页。
　　[7]见《陆健诗选》，1998年10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335页。
　　[8]【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13页。
　　[9]【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前言”第4页，方晓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8月。
　　[10]【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纪念萨特》，黄灿然译，见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第3卷，第139－148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
　　[11]【法】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