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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学术界对“五四”运动所造成的文学革命进行了反思。有一部分人认为，“五四”式的破旧立新，使文学倒向了功利主义的误区。他们提出了要回归文学本体，重新审视“五四”时期人性启蒙文学观的选择与建构问题。而对于诗歌而言，一刀切的断开古体诗的纠缠，从胡适的《两只蝴蝶》开篇，新诗走上了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从大白话式的摇摇晃晃到对欧美诗歌的刻意模仿，以至今日的百花齐放，山头林立，新诗发展至此已有百年历史。虽然仅有百年时光，新诗已经渡过了三十年代新诗、八十年代朦胧诗的那种青春迷狂式的小资情调以及中间代的功利抒情，目前的诗歌是在严重物质化的语境中艰难行走。另一方面，在严重西化的技巧中被误读，被边缘化。例如诗人朵渔就曾经承认，他对某些学院派诗人的诗根本读不懂。搞了几十年诗歌的人都读不懂，何况一般的诗歌爱好者。面对中华几千年文化的涵养，新诗却像是一个游学归来的逆子。一方面有着与主流世界接轨的艺术高度，另一方面却无法真正融入本土文化的怀抱。
当然历史的发展都是一波三折、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国通过文革的洗礼，知识分子浴火重生，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绩斐然，领导层也意识到，要实现中国梦，必须恢复和继承传统文化，正人心，顺民意。同时诗人们也打开了视野，通过反复的学习与自省，开始意识到传承文化，引领文化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诗人最早的来源之一，就是巫者，是人类对未知事件的一种预言者和引领者。所以在文学这个门类当中，诗人往往是最早觉醒的一批人。当下许多诗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期诗人中悄然兴起一股读唐诗的风气。诗人罗羽曾经对我说，他上下班坐地铁时，利用这点空余时间他把杜甫的诗全集精读了三遍。他认为学习西方的诗歌技巧是必须的，但是要写出接地气的新诗，还是得从唐诗宋词中吸纳元气。诗人森子也买了很多唐诗集子，并送了我一些他买重复的诗集。他认为一个优秀的诗人，首先要有世界视野，再者对本民族的文化必须精通，这是根本。现在新诗最重要的迹象是正在走向深厚与成熟，正在重建着汉语的丰盈、质朴和宁静。新诗的这种古典诗意的回归，也许是对“五四”那种文学革命绝然断裂的一种反哺，一种纠偏，也是时逢盛世对文化的续接和更新。现在国学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一种传统的能量正在诗人的内心聚集。
近期有一首长诗《悲歌行》在中诗网一经登出，短短一个月内居然点击量接近二十万次，打破了中诗网的多项纪录。这首诗为什么会这么异军突起，炙手可热呢？许多网友反映，很久没有读到这么接地气的诗了。诗中文白夹杂，将古典诗意和新诗技巧融汇贯通，自成一格。即传统又新颖，即古朴又洒脱。语言绵密雄厚，意境悲中见喜，借古人情怀，抒发自身抱负。由此可见不论社会如何发展，传统文化的根脉还是深植在每个国人的内心深处，这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延续。一如历经干旱的植物，只要环境有所恢复，就又能起死回生，繁荣发展。
这首诗的作者郭栋超先生，素来以写长诗见长，他是一个知识渊博，十分健谈的人。常常在会议的发言中，他只是根据草拟的几句提纲就能侃侃而谈，时而幽默风趣，时而妙句叠出，引起大家一阵阵的掌声和笑声。他能一字不错并充满感情的背诵出许多前人的诗句，并且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博闻强记。他所要阐明的文学观点往往别出心裁，令人意外。但是在他强大的逻辑思维的编织下，古今中外的诗人都在替他说话。
在刚出版的诗集《高原》《草原》《平原》中，他以三首长诗的力度，印证了他的诗歌才华，展示了他多年阅读和思考的成绩。他的诗以语言雄壮优美，意象辽阔深远见长，主题充满了历史的厚度与哲学的韵味，有着史诗般的庄严感和美学思想上的深度。他的写作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进行着。除了《高原》《草原》《平原》之外，他刚刚又完成了《悲歌行》《丽人行》《壮士行》三首长诗的创作。当下诗歌的古典意境的回归与这三首长诗的产生是不是有一定的内在必然性与巧合呢？我认为是这三首诗顺应了目前国学方兴，政治清明的大好局面而产生的。犹如春风过境，万物生长一样。
一
诗人于坚认为：“诗植根于语言的历史中。一首诗的“好”也是超越语言的，用汉语、英语或者瑞典语都可以写出好诗。一位韩国诗人说，在他看来，“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是最高之诗；一首诗的“好”也是超越历史的，人们判断什么是诗的标准在“好”上从来没有进步过，也许语言形式不同，好还是那个好。”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觉得《诗经》是好诗、李白是好诗，杜甫是好诗、苏轼是好诗、迪金森是好诗，萨福、毕肖普、R.S.托马斯……是好诗。所以好诗的标准不是你以先锋的模式写就是好诗，你以古典的语言的方式写就是落后的、不好的。好诗是一种对精神层面的深度抵达，所用的语言方式仅是外在的工具。而郭栋超先生的《悲歌行》《丽人行》《壮士行》（以下简称“三行”）就是新诗发展至今，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大前提下，一个具有试验性、先锋性的诗歌文本。而这种文本也绝非孤立的断章，早在郑愁予的名篇《错误》中已有显露，在新诗的语言下包含着古典的意境。随后在纪弦和洛夫的一些诗作中，也有文白杂夹的诗句。也许是台湾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文脉未断，反映在诗歌上就是古典与先锋的有机融合，这种时光上的落差也造成了诗意上的奇异张力与虫洞效应。所以说好诗是进入时间的诗，进入过去，也进入未来。而“三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种诗歌样式的开山之作。诗人很娴熟的穿越于古典与现代之间，一会五言、七言，一会儿转入当代性叙述，而古典诗句的运用是与写作的题材密不可分的，是诗歌整体有机的一部分。
例如在《悲歌行》中，诗人从宋朝的宋徽宗时期开始写起，这是大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该诗开始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清明上河图，将那时大宋朝国富民安，昌盛一时的情景以四言古韵描绘而出。随着上层的穷奢极侈，荒淫无度。诗人以史笔写出：“怎听见，城外马声碎；怎知它，遍地起狼烟。”于是一败再败，以至兵败漠北，草迷归路。写到此处，诗人不由感叹：“即然为端王，何必为君圣。即己为君圣，何须似端王。”有一种国破山河在的哀叹，可谓：“望断天涯路，无处可倚栏”。二帝被俘，应该是当时的国耻，岳飞曾写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而诗中也有“雪埋离恨，斜阳流光，桦林断肠处。”这样的妙句。诗中至此急转而下，用“雾锁秦淮”和“弓满弦惊”两句来概括南宋偏安一隅的醉生梦死与胆战心惊是最恰当不过了。一方面主和派在“软软吴语，商女歌凝咽，桐花开处。武将鼠胆，文官贼目。休道不知亡国恨，谁懂歌者拂琴凄凉弦，悲秋苦击筑”中得乐且乐。另一方面主战派却在：“遥岑远目，献愁供恨。阑干拍遍，山河破碎，不敢求田问舍。匹马登汴梁，醉里挑灯看剑。稼轩昂昂，遭贬迁，断鸿声里，凝望长安，弓满弦惊，多想刹那间，刺破夜的黑暗。”里苦苦支撑。随着中兴四将的凋落，南宋的气数将尽，诗人借用了陆游的“家祭相告”与李清照的“绿肥红瘦”两句来昭示南宋这种风雨飘摇与穷途末路的感觉。当热血青年被腐败政府的冷水泼醒，诗人们只能“几盏淡酒，对天邀月，与谁话凄凉？”时，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家就已经快走到了尽头。于是只剩下一首悲凉的“伶仃绝唱”徘徊天地之间，文天祥应该是南宋人最后的一根骨头，让不忍卒读的南宋史闪出了一丝亮色，这也许是最后的抵抗，诗人写道：“鸟无山寂，夜长风淅，鼓衰力尽，箭如注，将军没。中原征士血满窟，魂魄聚，结伍向敌山崩裂，五坡岭上震弦月”。南宋的偏安从最初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不思国仇家恨，一味苟且求和，伤尽了天下汉人的心。诗人不由叹道：“仓皇辞庙日，一路悲歌行”。点出了这首诗的主旨是在于悲，悲其不幸，伤其不争。诗人在最后一段“义透烟云”中反思历史，体味世代更替，往事如烟。并用真情歌颂中华大地的秀丽山川，最后用一段“穿越时空，响着驼铃。丝路花语，且歌且行。”来结束全诗，暗示了目前一带一路经济战略思想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丽人行》是以历史上三个和番女子的命运为主线，抒写家国情怀，追古人之幽思，叹世事之苍桑。昭君出塞以汉元帝时王昭君与匈奴呼韩邪单于和亲的故事为经历，演绎成一行行动人的诗篇。诗人一开始就抓住王昭君即将出塞，回家别母的场景。“江面的小船，穿梭编织成淡淡的乡愁”，“凝视，门前屋后的一切。悄悄地装帧成画，珍藏”。 这次的远行，告别即是永别。为了两国的福祉，牺牲了自己。古人曾用一个怨字来概括昭君的一生。她的功劳在于开创了汉匈之间六十年无战事的和平局面。当然诗人也对君王的昏庸与无情进行了讽刺。在史实上，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曾写了一封《报成帝书》要求回到中原，书中有“有父有弟，惟陛下幸少怜之”之句。而成帝却拒绝了她的请求，敕令昭君遵从匈奴习俗，又嫁呼韩邪单于的长子。以一代绝色而辗转胡地十几年，忍辱含恨，抑郁而终。公主西行是以大唐的文成公主和亲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史实为依据，赞颂文成公主知书达礼，不避艰险，远嫁吐蕃。诗人从公主出嫁时的浩大场面来切入主题，沿着主公出嫁时的路线描写当地的异域风情，一直到“团团松枝，掩映山寨。布达拉宫，依稀可见”。这时诗人感叹道：“远嫁他乡的公主呀，你是西行的魂，你是众生的神，蚕食桑叶，殷殷吐丝。吐蕃大唐，安康生息。”诗意至此抵达高潮部分。文成公主为促进唐蕃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汉藏两族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文姬归汉叙述了蔡文姬被匈奴兵掳去，嫁与了匈奴的左贤王。在匈奴十二年，思家不能归。诗中用四言句写道：“孤雁南归，哀声嘤嘤。羌笛夜怨，曲助归意。草长莺飞，琵琶留恨。汉宫春色，悲愤传诗。”幸而曹操一统北方之后，忽然想起昔日老师蔡邕的这个独生女儿，用黄金千两，白壁一双，把她赎了回来。诗人用纤细之笔将文姬将归时的复杂心理进行了描写，诗中写道：“琴声越过帐篷，追忆过去，期许未来。吹碎人心，吹皱河水，吹得草长莺飞。马头琴的苍凉，戳着魂灵，直抵心扉。”最后诗人以时人问古的角度对以上三位丽人的坎坷命运再三咏叹，诗中说：“你知道你不会遇到悲壮的丽人，可你仍在雪夜里寻找失散的马匹。如有一天相遇，那就对视良久，不离不弃。”自古红颜多薄命，主要是在封建社会女子没有掌控命运的能力，天生的美貌却往往成为交易的酬码。先贤曾说，所谓悲剧，往往是把美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而三个美丽女子曲折动人的故事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悲叹良久。
《壮士行》则是以飞将军李广一家三代的遭遇为蓝本，叙述战争的残酷，命运的崎岖和世事的炎凉。李广在汉朝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在军事上很有才华，可惜至老未能封侯，儿子李敢为此替父伸冤，在卫青面前争辨并将其打伤，于是得罪了外戚，在狩猎时被霍去病用暗箭射杀。其孙李陵率五千步兵与八万匈奴战于浚稽山，最后因寡不敌众兵败投降。由于之后汉武帝误信李陵替匈奴练兵的讹传，夷灭李陵三族，致使其彻底与汉朝断绝关系，李陵的一生充满国恨家仇的矛盾。李家三代可谓都是壮士，保国卫家，出生入死，最后落得如此下场。故而《壮士行》一开始即从阴山脚下的漠北边关进入叙述。诗中对战争场面的描写触目惊心：“擦亮你的铠甲，喂饱你的战马，挥动你的皮鞭，舞起你的大刀。”然后千军万马开始： “攻城，攻城，攻城。复仇的血沸腾着，大刀砍秃了赤松林，钻着箭雨，尸体堆成山陵。”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古来征战几人回？在第三段《塞外孤魂》的描写中，将飞将军李广一生的主要事迹概括了一下，诗中写道：“想当年,酒仍温而射三虎/驾长车劫杀强虏/飞将在，阴山难越/大青山，率壮士逐水而居。”将飞将军的精气神呈现无遗，一代名将，风度俨然，张扬而大气。接着描写激烈的战争场面：“战九日，退强敌英名长在/中数箭，血水流，不卸征衣/时不济，天不与，若之奈何？”然后诗笔借战争场面的过渡，从李广转到李陵，时空交错，爷孙的命运何其相似，结局却截然不同。诗中写道：“长风啸起，荒野嘶鸣/刀伤倒下飞将之孙/黎明醒来/迷蒙的清晨/满眼皆是蛮夷之人。”李陵被俘，名将之后的结局是悲壮的、也是让人扼腕叹息的。至此作者笔势一转，从司马迁落难写《史记》开始，侧面烘托李陵的离家去国之痛。站在风暴中心的人往往会被现实撕裂，灵魂被颠覆式洗礼，可是他们依然在默默地坚守：“老父呀！儿谨记/生，不能辱门风/死，只要仰大义。”这种坚守使短暂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具有了永恒的意义。最后作者用一段“沃野千里，草长莺飞”式的优美抒情掩盖了战马嘶鸣和箭镞齐飞，将沉寂的古战场笼罩在“若隐若现，繁花般灿烂”的阳光之下。生命在且歌且行中繁衍发展，那段历史也在且歌且行中渐行渐远。
二
不论新诗还是古体诗，只要是用汉语写作，其诗的内核就具有了汉文化的基因传承。虽然五四以后，新诗是喝着外国奶粉长大，但是其基因是根植于母语，来自在于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现在新诗出现的回流溯源现象，是迟早的事情，有人称这种诗歌为新古典主义。就如大多数鱼类在成年以后，会从大海游回自己的出生地繁衍后代一样，这是一种生物本能式的复归，而文学史上这种文学理念与观念的轮回也是屡见不鲜，而古体诗和新诗中引用或借喻前人意象的比比皆是。没有前人意象和技巧的积累和示范，就不会有新诗的繁华与跨越。而“三行”的出现，恰是在这种新古典主义思潮回归的临界点上，做了第一批吃螃蟹的先行者。当然第一个未必是写的最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却是开一时风气之先，仅从这一点上来说，“三行”就有了研究和阅读的必要。但作者聪明之处在于绝非因袭套用陈旧的技巧，而是有所创新，他对传统人物和传统文化是有所取舍、有所思考的评判。在思想上具有很新的现代意识，绝不是简单的古典意境的堆积。他能化古为今，在诗中体现很多鲜活的当代性和思辨性。在诗的音韵与节奏上能整合两种诗的格调，为其所用。三首诗如三条大河，时而幽涧叮咚，时而飞流直下，时而巨浪冲天，时而浩浩荡荡。诗人心胸有多宽广，其诗中境界也有多辽阔。诗中历史人物李广、李陵、司马迁、岳飞、文天祥，李清照，王昭君、文成公主、蔡文姬等等，都是肩负历史责任或是具有历史正义感的名人。而作者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激赏，正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心胸抱负，家国情怀。
“三行”以古诗写古人，借力甚多，而两种诗歌体例的揉合、掺杂，作者能够驾驭自如，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新诗之新也在于不断的创新和怀旧，而这种创新本身也充满了风险和变数。好在作者似乎找到了一条独立的言说方式，在诗艺美学方面达到了自律自足，为新诗的发展开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幽径。从诗句中可以看到诗人在写作“三行”过程中，激情四射，底气十足，语言的洪流夹裹着历史的往事，在情感的河流中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样的感人画面，定格在历史的不同瞬间。而诗人在写作中粗中有细，局部情感的细节刻画及对历史的反思深度，往往让人收益良多。可以说“三行”的出现是诗歌前行中的必然事件，随着时日久远将更显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从网络上的访问量可以看到“三行”受到了大量诗歌爱好者的欢迎，这也许印证了一次诗歌风气的可贵转变，我期待着“三行”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意外惊喜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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