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质含章 理中见性

　　书法是有姿势的诗学，从诗人王爱红的书法中，这是断然可以获取的判断。中国书法历经三千年的文化洗礼，早已与诗歌紧密拥抱在一起，从魏晋到唐宋，直至当代，诗人总是以书法的方式泄露诗的秘密。对于诗歌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对于书法，诗意则是书法灵魂的构建。缺少了抒情性的书法，它往往只能停留于匠人的层面，很难进入“道”的哲美境界。

　　诗人王爱红在诗坛以诗扬名，因为曾经主编《文艺报》美术书法专刊的因由，与书画结缘，并成为一名书法家，这是诗歌之幸，也是书法之幸。只要有诗人，愿意以书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理中见性，我觉得都是一种文化责任的体现，有着“大文化”襟怀，方才文艺各界广阔地驰骋。诗人写书法，具有天然的优势和艺术滋养，古人提倡书法艺术要有笔墨语言特色，形成个人风格，并不是很多书法家都能轻易做到，但这对于诗人并不难。南宋诗人林希逸在《题宋德清诗稿》中直陈：“诗法如书法，临摹恐未真。宁为禅散圣，莫作婢夫人。士诧门中集，君留席上珍。苦吟应不厌，会见轧黄陈。”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视“诗法如书法”的文人，反过来，书法和诗法一样，切不可亦步亦趋，只有通过耐心的打磨、互通，才能达到真如三昧。王爱红的行草书，极有书法如诗法的自由潇洒和诗意表现，曾有学者惊诧，当代书法为何不见了诗意，诗意的缺乏使书法陷入灵魂苍白而无力的境地，这些书法从表面上看，笔画功力并不差，也有古法源头，但就像一位衣着华美的绅士，缺乏文化内涵，缺少了耐人回味的东西——这就是英国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按照中国古代诗人黄庭坚的说法，“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真味和诗意是书法的最佳精神共构，王爱红深谙其理，他用书法向我们讲述了这一道理。

　　具有“尚意”精神的书法一直为王爱红所钟爱。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是他师法的对象，王爱红每天读书、写诗之余，最重要的事就是磨墨濡汁，搦管而书，此时释放出的真情和诗意，瞬间化作了飞舞的笔墨线条，犹如日月星辰仰观俯察，亦犹江河经纬迂回穿插，整个宣纸的纸面上氤氲之气升腾，诗人的激情与书法意气完美地汇聚在一起，就是真性情的书法作品。在书法史上极具影响的《书谱》中，孙过庭指出过：“质直者则劲挺不遒，刚狠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意即书法的本原在于创作主体，创作主体的心绪决定了书法的气势，王爱红的草书作品在此方面尤显如此。其草书《滁州西涧》(韦应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全诗28字一气呵成，几无停滞，书写中除了四次换笔，几乎没再舔浓墨而一气贯通，用笔俊迈，提按点撇捺，曲尽变化，这与颜真卿《祭侄文稿》的一气到底极为相似，是一种饱含深情的书写。王爱红其它一些草书《望庐山瀑布》(李白)、《赤壁赋》(苏轼)、《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陆游)等，都是写出了诗人的书法情味，书写的节奏与诗歌的内在情感旋律合二为一，之所以引笔如穿绳，是因为心中有文章。

　　王爱红的书法还具有极为鲜明的自然风味。当代书法创作的普遍现象是巧饰者多、斧凿者多、矫情者多、伪善者多，而以书法意象为基础，基于人与自然的相处对话，将哲学上“道”的精神作为书写理想的书法家并不多，王爱红的书法至少可以说，和他的诗歌一样，自然挥洒，风韵天成。这种诗风和书风，我们在李白、黄庭坚等古代大诗人那里看到了很多。宋代书论的一个基调，就是自然为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表达过这一观点：“不烦绳削而自合”，黄庭坚评颜真卿书法“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 韩愈和黄庭坚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就是书法应和诗歌一样自然浑成，谐和生美，在这一点上，王爱红的书法显然也有所体现。

　　在古代书论家那里，认为打通诗歌与书法的美学关节至关重要。中国历史上，诗书画合一的独特现象，为世界艺术史仅见。但这三者合一的最大优势，正在于彼此的相互照应，优势互补，书法与诗歌的温情对话、深情纠缠，导演了中国书法史上的诸多文化传奇。宋代书论“诗书一律”现象，乃源于“诗书画一理”的整体关系和异质同构的哲学本性，王钦臣说“文章书画固一理”，范温亦云“夫书画文章，盖一理也”，《宣和书谱》更是点明旨要：“文章字画，同出一道”，廓清了书法与诗歌的艺术同构之理，王爱红的书法就具有了有别于当下普通书法家的文人书法气质，书法与诗歌共同指向人的内心世界，体现出独到的笔墨语言和精神情境。诚如大诗人苏轼所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王爱红变诗歌精神为书法理想的能力，值得当代诗人尊敬和学习。当代书坛普遍重视技法或技术，对书法应必备的综合人文修养而有所忽略，过分的追名逐利，导致书法浮躁轻滑，仅限于形式主义的“创新”，但诗人王爱红本身就兼备良好的诗人质素和文化修为，因而他的书法并不缺乏诗教传统，诗心雅趣尽现于笔画结构之中，满纸黼黻、墨光四射，其书法作品有情有趣更有韵。

　　当然，王爱红书法还有另一类作品行楷，值得更为深入的研察。写好楷书，这是每一位书法家的基点和出发点，以诗人身份切入书坛的王爱红，并不只是在草书的狂放、行书的放达上，展现才华，同时也在行楷上做足功课。其行楷代表作《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心清可入古，笔简自出新。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楷书和草书没多大关系，属两种截然不同的书体，实际上楷书构建的是字体的架构基础，可王爱红将写好楷书作为写好行草书的前提条件，因此，只要有闲暇，临习古人楷书经典就成为他的必修日课，在楷书中掺入适意的行书笔法，注重点画形质，在使转上圆方结合，不使用唐楷较多的提按，承续篆隶古法，基本以中实用笔为主，笔法灵活多变。这样的楷书既有古法风味，却依然有现代风格，这是王爱红精心锤炼楷书的结果。王爱红是有当代精神追求的书法家，决不会满足于传统的古法，必有个性与创新，才是他的楷书目标。

　　从王爱红的书法精神气质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真实内心世界：光明、宽阔且有力量。无论行草书，还是行楷，出笔果断，线条排布利落，山东男人那种刚劲的特点使他的书法呈现出北派碑刻的质性，同时，满怀对南方文化的敬意，他的书法又不可避免地含有飘逸雅丽的南派书法风格，结体上平中寓奇，工稳中见顿挫之姿;章法上舒朗跌宕，轻重中有疏密相间。尤其是行书的一些撇笔或竖笔，直接过渡到下一字时的侧锋映带，或笔锋暗过，非一定功力的书家不可为。王爱红行书的整体风格是刚健含婀娜，潇洒自若，楷书是端庄间流丽，如翠珠散落玉盘，这些书法上的成就与他的诗人性格、综合文化素养是密不可分的。当代诗坛舞文弄墨者甚多，但理中见性者稀见，其原因就是书法缺少诗法的融贯，把书法单纯当作书法一门艺事，而没有将书法放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来把脉问诊，而王爱红从诗歌写作中悟出书法的密奥，将行草书当作了他诗意人生的托载物，赋予书法线条以诗人的想象力，因而使书法线条充满活性和张力，以胸气养之，以性灵蕴之，以豪情吐之，笔下自有风情万种。书法和诗歌在本质上都是抒情的，千百年来，古人圣哲先贤已为当代人准备了答案，君不见张怀瓘《书断》赏心悦目的那句话：“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意即书法是表现诗歌的最佳形式，诗歌书法二者合体，一定交相辉映;君不见姜夔《续书谱》中的肺腑之音：“‘心正则笔正’，‘意在笔先，字居心后’皆名言也。”先做文化上的君子，然后才能做书法上的君子;君不见大诗人陆游关于诗歌与书法的那一句名言：“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实，乃有是文。”书法与诗歌的精神合体至美至上，人类心灵应该允许真实的声音存在，只有先有真实的内容，然后再有漂亮的形式，这三点就是张怀瓘、姜夔、陆游给予今人的答案，需要我们慢慢咀嚼，从王爱红的为人、为诗、为书之中，这些答案同样也在不断的浮现，只需精细地陶钧，它们就会化为一种文质的存在或耀眼的回音，照亮书法时代的每个人。